西藏残牍，不分卷（移本）。不著撰人姓氏。清光绪三十一年，英兵入藏，达赖喇嘛出亡，诏以班禅额尔德尼留摄后藏，兼管全藏事务。英国派卧克纳入后藏，强迫班禅额尔德尼赴印，会见英太子。尔时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极力阻止……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等受印度政府运动遂怂其成行。于是年番闰九月十二日启程，由江孜过帕克里、靖西、亚东等处赴印晤英储。旋于十二月由印返，翌年正月十五日抵后藏。此书详载当时来往公牍，印政府之手段强毅，藏臣之知识浅薄，班禅额尔德尼置（中）朝名于不顾，均可得知其原委矣。
　　这是署名吴燕绍的一件手札。右侧有附言：“是书恍惚见过。可与马吉符、张荫堂诸作核对”。从内容看，主要是介绍了一部无名氏的《西藏残牍》，认为此书详细地记载了当年班禅额尔德尼赴往印度，与英太子会见的重要史料。由此，让我们重新审视一段早已逝去的历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好河山成了列强角逐的战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伸向圣洁的西藏高原。英国军队于1888年和1904年两度进犯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喇嘛率领西藏僧俗民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第二次抗英戰争中，江孜军民面对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用大刀、长矛、火枪、土炮、甚至是抛石器，英勇抗击侵略者达三个月之久。这就是著名的“江孜保卫战”。
　　帝国主义列强终于明白，靠武力是无法征服西藏的，于是改变策略，在西藏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执掌前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内地，而执掌后藏政教大权的九世班掸喇嘛，被英国人胁迫到印度，去见英国皇太子。
　　英国人要班禅跪拜，班禅说：“我只在我国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结果仍执平常礼。英国人又游说“西藏独立”，并许诺在“独立”后由班禅执掌大权，但遭到班禅严词拒绝。英国人无可奈何，又利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引起的不满心理，挑拨藏汉民族关系，进一步染指西藏事务。
　　吴燕绍（1968-1944），出生于吴江松陵望族。从小敏而好学，对于文史百家涉猎很广，是紫阳书院的高材生。后来主持过吴江县书院，与陈去病、钱崇威、费树蔚等人结为师友。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吴燕绍到南京参加秋试。对着三场策问中有关于西北地理的题目，“竞瞠目不能句读”。对于一个以“经时济世”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这几乎是奇耻大辱。落第后，他开始发愤阅读辽金元史、一统志、西域四种、藩部要略、蒙古源流、蒙古游牧记及朔方备乘等大量有关边疆的典籍。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吴燕绍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看到很多满清官员对边疆的历史源流、地理沿革知之甚少，他深感忧虑，萌生了深入研究的念头，希望能“书生报国”。宣统时，吴燕绍任理藩院主事，在北档房行走。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他将有关蒙古、西藏、新疆的旧档都精心纂录下来。还随肃亲王去蒙古考察，搜集边事掌故。经过多年不间断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珍稀文档和资料。辛亥革命后，吴燕绍供职于蒙藏院，他负责主编的《蒙藏回白话报》在边地尤为风行。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清史馆成立，开始编修《清史稿》。馆长赵尔巽多次到吴燕绍家中，敦请他撰写独缺西藏一篇。他花费一年时间，六易其稿，完成了西藏列传部分初稿。1929年前后，吴燕绍被北大史学系聘为讲师，专门讲授西藏史，与钱穆、孟森、傅斯年、顾颉刚等名教授比肩。在此期间，他还写成了被称为“体系庞大，史料丰富”的《西藏史大纲》。
　　有“民国第一外交家”美誉的顾维钧，于1913年参与了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他回忆说：“西藏问题是和英国争论的问题……中国的这块地方在满清王朝初期收进中国版图，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块地方不大为国人所知。甚至政府首脑也不大清楚……我在所谓蒙藏事务局中找到了这些人。其中有一位姓吴的学者（即吴燕绍）任该局参事，堪称西藏专家。认识他真是有幸，这对我的工作极有帮助，我不时需要与他磋商，征询他的意见……吴先生对这个地区的知识如此丰富，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能给予网满的解答。”
　　吴燕绍逝世后，留下了煌煌巨作《清代蒙藏回部典汇》的书稿。这部书稿共1500万字，汇辑了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满清王朝有关边疆地区的圣训、起居注、上谕、奏章、军机密档、图书等各类原始资料，绝大部分以工整的小楷手书，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凝聚而成的心血结晶。历经波折，未能问世。2004年，吴燕绍孙子吴锡祺得知中华书局正向学界广泛征集古籍整理的珍贵书稿，将此稿无偿授予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完成了祖父和父亲的心愿。
　　《西藏残牍》究竟为何人所著，尚待考证。但从我们见到的这件手札，足以从一个侧面显现藏学专家吴燕绍对西藏问题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