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的这句金言，如果换个维度表述，就是“你什么样，社会便什么样”。崔教授这句话的下一句是：“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同理，“你是什么，社会便是什么。”
　　但我们总能听到抱怨，是社会把我祸害成了这样。
　　那在社会这个所谓罪魁祸首的名义下，我你他被祸害成了啥样？比如，自己摔倒后讹诈三少年的四川老太、偷挖莫言老家墙皮的游客、集体盗窃航班餐具的乘客、“内心干净，但怎么经得起这样诱惑”的李某某、忙于上网偷菜导致患儿死亡的值班大夫……
　　社会声望一度很高的职业纷纷跌而不停。记者似乎不再可信，警察是需要防备的，教授被称为“叫兽”、“校长”沦为恶称，“专家”早就成了“砖家”……更别提医生和教师了。
　　人们痛咒社会阴险，但愤懑背后似乎总有一种逻辑：官员腐败，我就有理由失职；体制有缺，我就可以堕落；别人随地吐痰，我就可以随地便溺；别人使坏，我就可以比他更坏。什么责任、道义、良知等等，统统与我无关。一个竞底的社会，早已被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概括为底层沦陷。
　　问题是，我们为何要在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比坏？
　　其实，你完全有另外的选择。你可以抱怨收入很低，但不意味着你必然要收患者家属的红包；你可以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但不意味着你不可以打一个急救电话。事实是，并非所有医生都要红包，并非所有校长都带着未成年女生去开房。总有一种行为和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国好大爷”王福顺，就是一个由民间自发选举的最大的感动中国。
　　但是，中国王福顺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就像一个人每天需要走路、吃饭，本来是没必要“载入史册”的，可我们偏偏要庄严地记录、频繁地摄影、虔诚地点击、隆重地嘉奖。一个膜拜底线的民族，必定已跌破了底线；一群因本分而感动的男女，必定已失却了本分。广泛地看，我们已不敢、不愿、不想、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要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仅是你的选择，更是社会的选择。你注定要生活在群体之中，那么你就是他人的社会。南开大学熊培云副教授说得好，“好社会不是从天而降的。”社会共建的主体从来不是某个机构或组织，而是社会全体成员。中国人固然早已有了自我意识，但这种自我毫无疑问地涉嫌跑偏，就是说，太缺少社会性，太过于生物性了。
　　很多学者把社会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看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节点。在传统社会，个人依附乡族，族长制定规则；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依靠契约维系。契约不仅仅指有形的合同、约定，还泛指无形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之底线，是不破坏他人自由和福利；其中之命门，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中之华彩，是温良恭俭让……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判断、一个标准。这正是本期策划要探讨的问题。
　　中央“八项规定”和“走群众路线”就是这样一种判断、一种标准，它是为全体党员干部设计的工作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正在走并将继续走，那么，作为群众，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一种判断，给自己设计一条路线呢？这条路线绝非无私奉献、勇于献身那样高大全式的拒绝人间烟火，而是随和的、厚道的、体贴的、关爱的，甚而便是责任的。
　　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是负责任的，社会就是负责任的，中国也便是负责任的。从群众到公民，也许，这便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