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西学作为代表近代文明的新意识形态，于鸦片战争后开始传播于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随着视野的扩大，中国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求师的内容上，有一个军事一经济一政治一思想文化的层次深化过程。而求师西方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翻新、扩展和提高的过程。
关键词 “西学中用” 流变 演进
“西学中用”指的就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用于改造中国的旧有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它概括的是中国近一个世纪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变革过程。
“西学中用”思想开始于晚清经世致用思潮。这一思潮从整体上讲，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体制、氛围内，最富有历史自觉性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对已进入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国社会广泛危机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
一、经世致用思潮向洋务运动思潮的转变
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的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中战败的第一感受，就是西方船坚利炮向古老中国展示的厉害。这一事实，加上经世致用派务实的作风和“致用”、“经世”的宗旨，使他们自然得出了“借法自强”，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结论。于是经世致用思潮转化为洋务思潮乃顺理成章之事。
洋务运动最初只注重发展军事工业，从七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民用工业，开始将运动重点转向发展近代民族工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公认的洋务派的理论纲领，在洋务派人士特别是实力派官僚的意识里，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文化、封建专制为体，万不可变。他们只看到了西学能致富强的“用”的功能，根本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知识是西方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即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思维模式，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就从西方文化整体中被剥离出来了，仅仅具有工具性的功能。他们并没有象今人那样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地区分体与用，本与末，道与器，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能的。中体与西用，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是不能硬性搭配在一起的。但這一矛盾在洋务运动早期与中期还呈潜伏和混沌状态，对此的自觉尚未被多数洋务思想家所察觉。
中法战争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 “西学”，不仅仅是“制器尚象之法”。于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观念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一由极其狭隘的“体用”扩展成为较为广泛的“体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就这样迫使洋务实践家们一步步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拓宽学习西法的范围，一层层打破他们先前以为决不可易的体用界线，到最后不得不得出近似于维新派的变革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结论。
二、变法思想带来的“体”之变
真正的“体”之变终于来临了。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在中国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运动。此时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制度层面。由此出现了一批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
他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制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他们在国内创办近代报刊、竭力介绍议院、三权分立等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大量建立学会组织以开风气、联人才、伸民权。此时文化冲突的波及面已达政治制度的层面，西学在技艺方面的工具功能已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体”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结构，必然会受到顽固旧势力拼死抵抗。温和的改良终于未能成功，政治改革的主体形式不得不让位于武装革命。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旧势力和封建旧君主专制制度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标志着西学从“用”的层面正式进入了“体”的层面。
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
中国“西学中用”思想发展中最困难的一步是文化结构内层的激变，顽固旧势力虽然在政治上难以发挥作用，但在文化上、思想观念上仍然是势力雄厚、牢不可破。更重要的是，旧的价值观念、旧的伦理规范、旧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千百万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主导原则。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至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了自我组织的能力。作为这一体系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排拒异质文化的，在本能上是抗拒近代化的。
陈独秀曾一针见血得指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兼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社会道德、法律，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正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传统价值体系和信仰，成为阻滞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文化心理魔障，才使得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向封建传统文化的“体”发起了最后的猛烈攻击。“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它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而激发的民族自觉，是对“中体西用”的彻底否定
对这整个流变过程中，梁启超与陈独秀都有很好的概括。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流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学然后知不足”。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始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认识到中国的衰败“在于制度之不足”。从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时间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虽然确立，但人们所希望的都落空了，于是，人们开始“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决定要求人格的觉悟”，这时候出现了五四启蒙思潮。整个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蚕蜕壳”，“蛇蜕皮”的过程。另一位启蒙大师陈独秀则在他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提出了“觉悟说”，他认为西方文明自从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经历了三个觉悟的过程，即学术觉悟、政治觉悟、伦理觉悟。
在一个文化同构体中，器物层面是价值体系的外部特征，它最容易被人感知，也最容易被人接受。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一旦处于无理招架时，它就会开始一直向后收缩，最先放弃的是外层，接着就会放弃中层，最难放弃的是内层，迨至文化内层，即一文化的核心价值部分，那此文化也就岌岌可危了，因而它最难为人接受，也最难发生改变，故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们都认为中国的“西学中用”经历了由用到体的这一过程。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答昊又陵[J].新青年，2卷5号.
[2]梁启超.五十年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岳麓书社，1985.
关键词 “西学中用” 流变 演进
“西学中用”指的就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用于改造中国的旧有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它概括的是中国近一个世纪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变革过程。
“西学中用”思想开始于晚清经世致用思潮。这一思潮从整体上讲，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体制、氛围内，最富有历史自觉性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对已进入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国社会广泛危机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
一、经世致用思潮向洋务运动思潮的转变
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的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中战败的第一感受，就是西方船坚利炮向古老中国展示的厉害。这一事实，加上经世致用派务实的作风和“致用”、“经世”的宗旨，使他们自然得出了“借法自强”，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结论。于是经世致用思潮转化为洋务思潮乃顺理成章之事。
洋务运动最初只注重发展军事工业，从七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民用工业，开始将运动重点转向发展近代民族工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公认的洋务派的理论纲领，在洋务派人士特别是实力派官僚的意识里，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文化、封建专制为体，万不可变。他们只看到了西学能致富强的“用”的功能，根本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知识是西方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即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思维模式，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就从西方文化整体中被剥离出来了，仅仅具有工具性的功能。他们并没有象今人那样清醒地认识到机械地区分体与用，本与末，道与器，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能的。中体与西用，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是不能硬性搭配在一起的。但這一矛盾在洋务运动早期与中期还呈潜伏和混沌状态，对此的自觉尚未被多数洋务思想家所察觉。
中法战争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 “西学”，不仅仅是“制器尚象之法”。于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观念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一由极其狭隘的“体用”扩展成为较为广泛的“体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就这样迫使洋务实践家们一步步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拓宽学习西法的范围，一层层打破他们先前以为决不可易的体用界线，到最后不得不得出近似于维新派的变革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结论。
二、变法思想带来的“体”之变
真正的“体”之变终于来临了。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在中国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运动。此时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制度层面。由此出现了一批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
他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制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他们在国内创办近代报刊、竭力介绍议院、三权分立等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大量建立学会组织以开风气、联人才、伸民权。此时文化冲突的波及面已达政治制度的层面，西学在技艺方面的工具功能已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体”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结构，必然会受到顽固旧势力拼死抵抗。温和的改良终于未能成功，政治改革的主体形式不得不让位于武装革命。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旧势力和封建旧君主专制制度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标志着西学从“用”的层面正式进入了“体”的层面。
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
中国“西学中用”思想发展中最困难的一步是文化结构内层的激变，顽固旧势力虽然在政治上难以发挥作用，但在文化上、思想观念上仍然是势力雄厚、牢不可破。更重要的是，旧的价值观念、旧的伦理规范、旧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千百万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主导原则。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至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了自我组织的能力。作为这一体系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排拒异质文化的，在本能上是抗拒近代化的。
陈独秀曾一针见血得指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兼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社会道德、法律，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正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传统价值体系和信仰，成为阻滞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文化心理魔障，才使得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向封建传统文化的“体”发起了最后的猛烈攻击。“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它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而激发的民族自觉，是对“中体西用”的彻底否定
对这整个流变过程中，梁启超与陈独秀都有很好的概括。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流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学然后知不足”。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始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认识到中国的衰败“在于制度之不足”。从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时间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虽然确立，但人们所希望的都落空了，于是，人们开始“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决定要求人格的觉悟”，这时候出现了五四启蒙思潮。整个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蚕蜕壳”，“蛇蜕皮”的过程。另一位启蒙大师陈独秀则在他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提出了“觉悟说”，他认为西方文明自从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经历了三个觉悟的过程，即学术觉悟、政治觉悟、伦理觉悟。
在一个文化同构体中，器物层面是价值体系的外部特征，它最容易被人感知，也最容易被人接受。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一旦处于无理招架时，它就会开始一直向后收缩，最先放弃的是外层，接着就会放弃中层，最难放弃的是内层，迨至文化内层，即一文化的核心价值部分，那此文化也就岌岌可危了，因而它最难为人接受，也最难发生改变，故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们都认为中国的“西学中用”经历了由用到体的这一过程。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答昊又陵[J].新青年，2卷5号.
[2]梁启超.五十年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岳麓书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