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土地纠纷正取代税费负担成为“三农”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论题,而土地纠纷的基本动因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整理为城市化建设提供资金,这种做法对包括粮食供给、农民就业等内容的农业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城市化与农业安全博弈的结果是土地征用在一定意义上的普遍化,其深层原因是当前的多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农民与其他相关者的谈判能力不对称,而当前对土地纠纷的治理措施更多体现为短期的积极效应。为了追求长期效果,就应重构避免土地冲突的制度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