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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班主任老师为了激励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给孩子们提出了“周周都得卫生流动红旗”的目标。还立下规矩，无论是谁，只要影响了夺旗一即使是无心之过，一律受罚。
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但班上有个同学有轻微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于是为了“集体荣誉”，班主任说服这个孩子不上场，尽管孩子非常希望参加，但最后只得“服从大局”。
调研考试时，学校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将调考班中成绩不好的学生调到非调考班上课，而从非调考班抽调成绩好的学生到调考班参考。
有老师对学生说，如果早晨迟到了，就干脆在学校外再呆一节课，这样就不会被值周老师登记迟到，班级便不会被扣分。为了集体荣誉，让学生宁可旷课，而“不迟到”。
早晨，在学校大门口，忘记戴红领巾的孩子，为了班级不被扣分，便向值周老师谎报其他班学生的名字。上述现象都指向一个理念——“集体荣誉高于一切”。
我们从小便受到集体主义教育。在我们心中，“集体荣誉高于一切”的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当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当然是应该的。即使是在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主体权利的今天，以分工和多元利益主体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也蕴含着对集体主义的呼唤。
但是，人类之所以需要“集体”，因为它是一种归属，一种力量，一种安全感。但这种“归属”“力量”和“安全感”都是因为有了一个个的“人”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集体”应该是个人尊严和个人利益的保障，它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尊严的生命体。正如极端个人主义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灾难一样，“极端集体主义”（这是我临时杜撰的一个词）同样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危害。披着“集体主义”的外衣，无视个人权益，侵犯个人利益，扼杀个性差异，以及在“集体的荣誉高于一切”的神圣口号之下，让一些卑鄙的做法大行其道且堂而皇之——比如本文开头所列的种种现象，这就是我所说的“极端集体主义”。
班主任激励孩子们争取流动红旗没错，但要求“周周都得流动红旗”，而且对影响夺旗的孩子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惩罚，在这里，“集体荣誉”成了孩子们战战兢兢甚至内心恐惧的根源。
即使是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也拥有平等的尊严，以“为了班级”为由不许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在这里，“集体荣誉”粗暴地剥夺了孩子的权利。
为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惜用“调包”的方式糊弄上级，在这里，“集体荣誉”不但赤裸裸地侵犯了一些孩子的权利与尊严，而且赤裸裸地给孩子们进行着“假教育”甚至“反教育”。
为了班级不被扣分，学生宁可旷课，而“不迟到”，在这里，“集体荣誉”在教孩子弄虚作假的同时，又直接剥夺了孩子上课的权利。
忘记戴红领巾，向值周老师谎报名字并嫁祸于别班，在这里，“集体荣誉”不但玷污着孩子纯洁的心灵，而且损害着别班的荣誉。
对个性的压抑，对权利的侵犯，对虚荣的追求，对心灵的毒化……都是“极端集体主义”的可耻行径，而“集体荣誉高于一切”则是如此行径的遮羞布。
很难说我们的老师是有意在进行着“反教育”，相反我相信老师们都是以真诚而神圣的情怀在教书育人。但是，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以“集体荣誉高于一切”为名的“假集体主义教育”，其效果恰恰有违我们良好的初衷。我想到了卢梭在其《爱弥儿》中对教育者的告诫：“不要在教天真无邪的孩子分辨善恶的时候，自己就充当了引诱的魔鬼。”
李希贵曾在《我读李镇西》一文中这样写道：“说实话，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把尺子，用来衡量一位老师包括一位校长的真假。学生在你心中的地位，决定着你是不是一位真正的教师和称职的校长。如果我们不能把学生的大事小事、高兴的事、心烦的事装在心里，学生也不会把你装在心里。同样，一位校长在为了学校，还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取舍中始终装着每一位学生的酸甜苦辣，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为了学校为借口而伤害学生，做出一些违背学生天性的决策，也是对校长是不是称职的考量。我们的许多同行朋友，经常有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在镇西任职的学校里，似乎只有学生，没有学校，学生生动活泼、自主张扬，而学校却没有“特色”，没有“荣誉”，没有显赫的名声，这正是镇西的可贵可敬之处，一位校长的高尚情怀可见一斑。”
剔除“可贵可敬”“高尚”之类的溢美之词，我坦然接受希贵对我如此评价。因为我的确“始终装着每一位学生的酸甜苦辣，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为了学校为借口而伤害学生，做出一些违背学生天性的决策”。
不只是在我的学校如此。有一年我去某省讲学时，应某中学要求上一堂语文公开课。上课前走进教室我发现只有40名学生，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当地的教学班就这么多学生。后来经了解才得知，因为怕“效果不好，影响学校荣誉”，便把20来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淘汰”了。我当即表示，必须把另外的学生全部叫齐，我说：“一个都不能少！否则，这课我不上了！”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我才开始上课。下来后，许多人都说我“很正直”，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我说：“不，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公开课，哪怕缺一个学生，对这个学生来说，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尊严都受到了伤害。”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决不能以“学校的荣誉”去侵犯孩子，这应该是每一位教育者始终坚守的信念。
因为，个人的尊严高于一切。
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但班上有个同学有轻微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于是为了“集体荣誉”，班主任说服这个孩子不上场，尽管孩子非常希望参加，但最后只得“服从大局”。
调研考试时，学校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将调考班中成绩不好的学生调到非调考班上课，而从非调考班抽调成绩好的学生到调考班参考。
有老师对学生说，如果早晨迟到了，就干脆在学校外再呆一节课，这样就不会被值周老师登记迟到，班级便不会被扣分。为了集体荣誉，让学生宁可旷课，而“不迟到”。
早晨，在学校大门口，忘记戴红领巾的孩子，为了班级不被扣分，便向值周老师谎报其他班学生的名字。上述现象都指向一个理念——“集体荣誉高于一切”。
我们从小便受到集体主义教育。在我们心中，“集体荣誉高于一切”的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当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当然是应该的。即使是在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主体权利的今天，以分工和多元利益主体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也蕴含着对集体主义的呼唤。
但是，人类之所以需要“集体”，因为它是一种归属，一种力量，一种安全感。但这种“归属”“力量”和“安全感”都是因为有了一个个的“人”才有意义。也就是说，“集体”应该是个人尊严和个人利益的保障，它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尊严的生命体。正如极端个人主义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灾难一样，“极端集体主义”（这是我临时杜撰的一个词）同样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危害。披着“集体主义”的外衣，无视个人权益，侵犯个人利益，扼杀个性差异，以及在“集体的荣誉高于一切”的神圣口号之下，让一些卑鄙的做法大行其道且堂而皇之——比如本文开头所列的种种现象，这就是我所说的“极端集体主义”。
班主任激励孩子们争取流动红旗没错，但要求“周周都得流动红旗”，而且对影响夺旗的孩子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惩罚，在这里，“集体荣誉”成了孩子们战战兢兢甚至内心恐惧的根源。
即使是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也拥有平等的尊严，以“为了班级”为由不许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在这里，“集体荣誉”粗暴地剥夺了孩子的权利。
为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惜用“调包”的方式糊弄上级，在这里，“集体荣誉”不但赤裸裸地侵犯了一些孩子的权利与尊严，而且赤裸裸地给孩子们进行着“假教育”甚至“反教育”。
为了班级不被扣分，学生宁可旷课，而“不迟到”，在这里，“集体荣誉”在教孩子弄虚作假的同时，又直接剥夺了孩子上课的权利。
忘记戴红领巾，向值周老师谎报名字并嫁祸于别班，在这里，“集体荣誉”不但玷污着孩子纯洁的心灵，而且损害着别班的荣誉。
对个性的压抑，对权利的侵犯，对虚荣的追求，对心灵的毒化……都是“极端集体主义”的可耻行径，而“集体荣誉高于一切”则是如此行径的遮羞布。
很难说我们的老师是有意在进行着“反教育”，相反我相信老师们都是以真诚而神圣的情怀在教书育人。但是，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以“集体荣誉高于一切”为名的“假集体主义教育”，其效果恰恰有违我们良好的初衷。我想到了卢梭在其《爱弥儿》中对教育者的告诫：“不要在教天真无邪的孩子分辨善恶的时候，自己就充当了引诱的魔鬼。”
李希贵曾在《我读李镇西》一文中这样写道：“说实话，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把尺子，用来衡量一位老师包括一位校长的真假。学生在你心中的地位，决定着你是不是一位真正的教师和称职的校长。如果我们不能把学生的大事小事、高兴的事、心烦的事装在心里，学生也不会把你装在心里。同样，一位校长在为了学校，还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取舍中始终装着每一位学生的酸甜苦辣，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为了学校为借口而伤害学生，做出一些违背学生天性的决策，也是对校长是不是称职的考量。我们的许多同行朋友，经常有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在镇西任职的学校里，似乎只有学生，没有学校，学生生动活泼、自主张扬，而学校却没有“特色”，没有“荣誉”，没有显赫的名声，这正是镇西的可贵可敬之处，一位校长的高尚情怀可见一斑。”
剔除“可贵可敬”“高尚”之类的溢美之词，我坦然接受希贵对我如此评价。因为我的确“始终装着每一位学生的酸甜苦辣，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以为了学校为借口而伤害学生，做出一些违背学生天性的决策”。
不只是在我的学校如此。有一年我去某省讲学时，应某中学要求上一堂语文公开课。上课前走进教室我发现只有40名学生，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当地的教学班就这么多学生。后来经了解才得知，因为怕“效果不好，影响学校荣誉”，便把20来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淘汰”了。我当即表示，必须把另外的学生全部叫齐，我说：“一个都不能少！否则，这课我不上了！”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我才开始上课。下来后，许多人都说我“很正直”，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我说：“不，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公开课，哪怕缺一个学生，对这个学生来说，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尊严都受到了伤害。”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决不能以“学校的荣誉”去侵犯孩子，这应该是每一位教育者始终坚守的信念。
因为，个人的尊严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