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老先生今年96岁了。
　　5月19日过生日那天，孩子们特地买来了韭芽肉丝广州炒面。他一尝，又硬又无味，一点不好吃。“事实上他们买来的炒面和我梦中的炒面一模一样，只是我的牙齿不行，味觉不行罢了。”老爷爷有点失望。他一生爱吃，如今成了“没牙的老虎”，只能早上吃面包，中午和晚上喝粥了。
　　“如果有了时光机器，回到小时候的广州待上一天，您打算做点什么？”《环球人物》记者问。
　　“我会去找好吃的。”
　　听到这个答案，任溶溶的孩子们实在高兴：“父亲现在只能吃软食，他还能想到吃，这说明有胃口。”
　　没有口福，任溶溶就把自己的“好胃口”写下来。他怀念广州冬天的“打边炉”，怀念几十年没吃的生菜包，怀念上海“同治老正兴”的红烧大甲鱼，怀念过年时吃的萝卜糕、芋头糕，上面铺着妈妈自制的腊肉腊肠。“她知道我不吃肥肉，就腊瘦的肉。我的好妈妈！我思念我的好妈妈！”……
　　这些小文章，都发表在今年的《新民晚报》上。很难想象，这是一位96岁的老人，戴着呼吸机面罩，一笔一笔写下的。只要读几句，就会被他带回那个熟悉的童话世界。那里有来自意大利的匹诺曹、来自瑞典的长袜子皮皮、来自芬兰的姆明、来自英国的彼得·潘、来自美国的蜘蛛夏洛和小猪威尔伯，还有那两个令几代中国人笑破肚皮的小朋友——“没头脑”和“不高兴”。
　　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小朋友。”

“没头脑”和“不高兴”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任溶溶在一篇文章中，说出自己名字的秘密——任溶溶这个名字，是他跟女儿借来的。
　　1947年，任溶溶的一位大学同学进了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杂志，刊物缺稿，便找他帮忙。这一年，他24岁，翻译的《小鹿斑比》《小飞象》等迪士尼童话，让中国孩子有了甜蜜的“睡前故事”。
　　也在这一年，他的大女儿出生，取名任溶溶，被他借来做了笔名。从此家里有了两个任溶溶。有小读者给他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毛病一准出在这个名字上”。
　　上世纪50年代，正是这个名字，为小朋友们打开了一个有趣的世界。任溶溶熟悉英文和俄文，译过普希金的童话诗，译过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的儿童诗，译过盖尔达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尤其是《古丽雅的道路》，风靡读书界，被进步的年轻人争相传看。

　　当时，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任溶溶，经常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有这么两个小孩儿，一个总是丢三落四，叫“没头脑”;另一个脾气犟得很，叫“不高兴”。一天，俩人遇到了一个老神仙，老神仙把他们变成了大人。“没头脑”成了建筑师，造了一座300多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小朋友来这里看戏，背着帐篷、干粮，爬了15天才到剧场。演戏的人正是“不高兴”，他扮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任性地和武松厮打了几天几夜，就是不倒下。小朋友们急得大叫：粮食不够了！学校要开学了！妈妈要坐直升机来找我了！
　　《少年文艺》的编辑听说了这个故事，约任溶溶写下来。离截稿还有两小时，任溶溶就坐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咖啡馆里，一口气写下来，半个小时，5000字。196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美术片，成为几代中国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现代的儿童文学，随着五四新文学而产生，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读者》、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这些作品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儿童文学仍依附于成人文学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逐渐发展壮大，从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到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从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到金近的《小鲤鱼跳龙门》，还有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些作品，至今仍是经典之作。

　　上世纪60年代，任溶溶又写起了儿童诗。他有一个小本子，发现生活中有趣的事，就记在上面，写成诗。
　　比如《我的哥哥聪明透顶》，写一个“聪明透顶”的孩子和同学小马一起学拉胡琴，一开始“咕嗒咕嗒”，和锯木头一样，让隔壁邻居吃不消。“聪明”的哥哥怕被讨厌，“马上住手就不拉”，小马则坚持做“傻瓜”，“还是天天把琴拉”。几个月后，“只要小马拿起胡琴，孩子全都围住他”，“可我哥哥那个胡琴，灰尘积了半寸厚”。
　　比如《强强穿衣裳》，写一个小孩早上起床，穿上一个袖子去洗脸，扣上两颗扣子去玩邮票，穿上一条裤腿去踢球，拉上一只袜子去听无线电，“再拿起只袜子，刚刚要穿上，可是妈妈已经叫：快脱衣裳，去上床！” 　　这些诗，写于1962年到1965年，如今读来，没有一丝“违和感”。他以此教育小朋友们学会坚持、学会专心，却是一副嘻嘻哈哈的快活模样，既不忸怩作态、故作天真，又不会严肃地板起脸孔。最普通寻常的生活，被他写得那么奇妙有趣，又那么耐人寻味。

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后来一段时间，翻译停了，创作也停了。但任溶溶实在闲不住，就学起意大利语来。在本子的字缝间，他写下十几个意大利书名：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木偶奇遇记》。这是他最喜爱的童话故事。“如果这时能让我得到这本书，能让我读这本书，能让我练习翻译这本书，为了这个幸福，我愿意拿随便什么东西来交换。”
　　学意大利语的这个“奇遇”不久就结束了。任溶溶和同事们一起到了上海奉贤的新闻出版署干校，被分配到饲养场养猪。
　　他对猪很有感情，对弱小的“落脚猪”更是精心照料，想方设法要来牛奶，每天用奶瓶子喂。他每天推车去各连队收泔脚，在路上总会碰见捡破烂的张乐平，背着旧箩筐，手拿铁夹子，就像老“三毛”。两人点头打个招呼，一个继续收泔脚，一个继续捡破烂。
　　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秘密訪华。3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了解世界”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不久，干校就成立了翻译连，也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办公室就是原来的女浴室，工作了很长时间，才搬到小礼堂。任溶溶开始译小说，后来接到任务，又跨界译起《北非史》来。
　　1973年，翻译连从干校调回上海。这时，任溶溶又对外语入迷，学起了日语。“我们广东有句俗话，译成普通话就是‘跌倒抓把沙’，意思就是即使倒霉摔了跤，也要趁此‘机会’捞回点什么。”任溶溶说，带着10年里的一头一尾“偷学”的两门外语，他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1979年，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翻译了一直喜爱的《木偶奇遇记》，成为这本书流传最广的中文译本;80年代初，他翻译了瑞典作家林格伦的《小飞人》和《长袜子皮皮》，让两个调皮的“小坏蛋”——无拘无束的小飞人卡尔松和古灵精怪的红发女孩皮皮，打破了中国儿童文学里“好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把芬兰女作家杨松创作的“姆明”故事系列介绍给中国读者，这群胖胖的、害羞的森林精灵，在全世界依然“吸粉无数”;还有《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彼得·潘》《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2004年，由他翻译的最新版本《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作为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摆进了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书店。
　　今天已经长大的儿童，读到这份书单总是会惊喜难抑：自己曾经读过并喜爱的作品，有那么多，竟出自同一位翻译家之手。

　　对任溶溶来说，没有比知道自己的作品受到小朋友欢迎更高兴的事了。60年前，在去东北的列车上，任溶溶拿出一本《没头脑和不高兴》，给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看看解闷，小战士看得笑声不断，连连说“太好玩了”。三四十年前，上海一辆49路公共汽车上，小孙女给爷爷讲故事，复述得东拉西扯，爷爷没听懂，任溶溶却听懂了，正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如今，在80、90后主导的社交媒体、网络论坛上，提起《没头脑和不高兴》，还会引发一阵阵怀旧。
　　一代代新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正在崛起，郑渊洁的《舒克和贝塔》《皮皮鲁与鲁西西》、秦文君的《少女罗薇》、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还有“新生代”的张弘、殷健灵、简平……这些年轻人都爱他，说他的文笔“炉火纯青的老辣”，说他“用翻译帮助自己建立了世界观”，说他“嗓门大大，写字大大，走起路来步子大大”，说他有了稿费就请朋友上馆子，一进餐馆就忘乎所以……

没有不好玩的时候

　　在评论家方卫平看来，任溶溶属于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所说的那类少数之人：“他们一生都幸运地葆有一个孩子气的灵魂。这份孩子气里不只有一颗单纯的童心，还因历经成熟的生活经验和体悟的淬炼，而成为了一种生活的境界。”
　　“回顾一生，您最快乐的时光是哪一段？”记者问。
　　“干革命，打鬼子。”
　　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任溶溶，生于1923年的上海，5岁那年到广州，在“陈济棠时代”度过了10年童年时光。1937年，日本飞机滥炸广州，他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租界，在英国人开的中学里读书。1940年读初三时，他从家里溜走，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教战士们唱歌、学文化，为战士们写家书、编辑《战士报》。半年后，他因病回到上海，病愈留在上海做文字改革工作，此后沉入儿童文学的世界，给小朋友讲故事、写童话。
　　这些过往的细节，在晚年都被他写进了各种“杂格龙东”的小文章里，长不过千字，好似唠家常的大白话。他写小时候的广州，写荔枝湾的艇仔粥、永汉路的书店、龙津路小吃店的咸煎饼，也写日军轰炸时的隆隆轰鸣;他写40年代的上海，写见过的京剧名角、看过的好莱坞电影、面包店里偶遇的明星，也写日本兵肆意“抄靶子”（上海方言，搜身）的飞扬跋扈、霞飞路上苏联书店与德国商店之间的“暗中较量”。写得最多的还是美食文章，其中不仅有活色生香，还有人情冷暖：妈妈深夜里做的宵夜冬菇炖甲鱼，40年代初亚洲西菜社里周到体贴的山东大汉服务员，曾给宣统皇帝做点心、困难时期只能用玉米面做面包的老师傅，80年代初全聚德烤鸭店里抬头翻眼的大姑娘服务员……
　　任溶溶的病历卡，曾经长期保持着“零记录”，近十年来，却饱受肺气肿折磨。2016年5月，他再次住进了华山医院，戴上了呼吸机面罩。但在病床上，他也没停下笔耕，菜单、医嘱单，只要空白的纸，都能为他所用。
　　“父亲现在戴着呼吸机面罩生活，坐在床边，唯一的自由就是能想、能写。”小儿子任荣炼对记者说，“我把他的手稿输入手机或电脑，发给报刊编辑，登出后再剪下收藏。他每天都会写一点，最近刚写完一篇《吃蛇肉》。”
　　这些文章陆续结集出版，任荣炼为父亲的文字和诗歌配上了手绘插图。在这些图画中，任溶溶一会儿是捧着漫画的小男孩，一会儿是向尼姑庵借门板的小战士，一会儿又成了皱着眉头等着护士扎针的老爷爷……
　　任溶溶有一首儿童诗《下雨天》，说的是下雨天坐着飞机，“顶着滂沱大雨”飞到空中，看见云层之上，原来晴空万里：“大雨倾盆时候，你也不妨想想，就在你头顶上面的上面，依然有个太阳。”
　　在方卫平看来，任溶溶就是那个太阳，“跟随着他的目光、感觉，生活中那些有趣、可爱的角落，忽然也给我们瞧见了”。就像他另一首诗的题目：没有不好玩的时候。在任溶溶的童话、诗歌和散文里，我们发现，这个平平常常的世界，原来这么奇妙、这么有趣。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译著有《安徒生童话全集》《小飞侠彼得？潘》《木偶奇遇记》等;著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我成了个隐身人》，散文集《浮生五记》《我也有过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等。2012年12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