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怎么叫我的，我竟然想不起来了。
　　我没有小名，更没有昵称，家里家外，长辈平辈，都叫我天扬，父亲大概也是这么叫的吧。只是，我可以清晰地记起父亲说话的声音、语调、神态，可是，就是记不起来，他是怎么叫我的。
　　我是父亲的长子，我出生时，他已近四十。所以，对于父亲前半生的一些情况，我都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是暴躁的，他牙咬下唇双眼圆睁，就是发作的开端，接下来，肯定是一顿“生活”（上海话体罚之意），而起因，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洗手时没及时擦干手水滴到了地上，比如鞋子踩脏把外面的烂泥带到了家里。有时，在我眼里，父亲发脾气打人甚至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有一次，在混堂（公共澡堂）洗澡，因为湿气太重温度太高，我有些头昏气喘，就蹲在地上，因为热气往上升腾，低的地方比较舒服。父亲竟然也大为光火，当众揍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挨揍，我感到屈辱。
　　如果说，在我的孩提时代父亲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那么，随着我长大，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也慢慢立体、完整了。
　　父亲是长子，年少便离乡背井来上海，挣来的钱，大多数都寄回兴化，补贴家用。最小的叔叔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上海了。小叔叔曾跟我回忆说，有一年冬天，阴雨连绵，小店门可罗雀，数日无进账，家里的米吃光钱花光，祖母发愁，正跟祖父商量要不要去问邻人借点米，邮差送来了父亲的汇款单。因此，父亲在他的弟弟那里，享有崇高的威望。那次带父亲回兴化，我见识了他的威严。在饭桌上，只要父亲问话，两位叔叔必站起来欠身作答：“报告大哥……”此情此景，直把一向跟父亲没规没矩没大没小的我和弟弟看呆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父亲一生节俭，在用钱上，不仅对自己，连带对孩子都很苛刻。他和母亲的所谓蜜月，是“手拉手一起去了一次杭州”，大抵也算是旅行结婚。其实，我从来没看到过父母手拉手，他们一起走路，高大的父亲大步流星走在前面，矮小的母亲跟着，相距足足有十多米。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很爱母亲的。母亲是纺织女工，要早中夜三班倒，比父亲辛苦得多。母亲的厂在城外，父亲长年骑车接送母亲上下班。母亲的班头日夜颠倒，所以常常白天在家睡觉，父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朝我和弟弟吹胡子瞪眼，不许我们吵到母亲。平日时，父亲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活。他烧得一手好菜，在大家族里颇有名气。烧一大桌菜，看着我们大吃大喝，是他最高兴的事。
　　即使是在我们父子关系相对紧张的时代，父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也远远盖过了他怒目圆睁的形象。这个身影，高大而温暖。
　　长大后，我知道了男人也会有更年期。我想，我青少年时代遇到的父亲，是一个更年期症状特别严重的中年男人。随着父亲慢慢老去，他的脾气越来越好，性格越来越温顺。他身上的优点慢慢凸现，甚至焕发出光芒来。
　　父亲晚年，最高兴的事情，有两件：1997年，他有了孙子；1999年，他的儿子到他最喜欢的《新民晚报》工作。中国的许许多多严父，到了晚年，会变身无比慈爱的爷爷。父亲也如此，他对孙子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爱。为了让孙子张口吃饭，他可以爬到桌子上“跳舞”；孙子偶感风寒，他会彻夜难眠。而我在晚报上写了小文章，父亲也会剪下来，压在玻璃台板下面，读了一遍又一遍。
　　2009年1月7日，在医院工作的堂姐打来了令我终身难忘的电话。她告诉我，父亲患了恶疾，时间不多了。我怔住了，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父亲在最后几年里，虽然变得寡言，他的优点，却也因此显现。如前所言，他的身上，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芒——他处处为他人着想，从来不想着自己。我和弟弟都有车，他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要用，他最后一次去医院，也是拖着虚弱的病体，公交加步行前去的。
　　他总是说别人好。不但夸自己的妻子、孩子，还夸任何身边遇到的人，比如医生护士。他病得那么重，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苦、叹过一次气、叫过一声痛。问他身体感觉如何，他总是说：“蛮好，蛮好。”
　　他提出海葬，是我说最好让我们有个地方去看看他，他才答应改为树葬。后来，我们把他的骨灰，埋在一棵母亲亲自选的松树下。
　　父亲在最后几年里，胃口越来越不好。我们一再问他想吃什么，他总是摆摆手说，不用了，不想吃什么。那年春节前，我又问他，他说想吃金桔。我赶紧去买来，他吃了大半个，就摆摆手，不吃了。
　　金桔，是父亲提出的想吃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我为他买的最后一样东西。父亲走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金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