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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德国陆续出版了已故的奥地利女作家薇查·卡内蒂的遗作，对她的阅读和研究也方兴未艾。本文从她的代表作《黄街》入手，分析“二战”前生活在深重社会危机下的维也纳的特殊群体——女佣的集体形象，并结合作家的笔名和生活经历，由此探讨女作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生涯中的仆佣意识，推动学界对薇查·卡内蒂的了解和研究。
关键词：30年代维也纳；女佣；女作家；创作意识
中图分类号：I041；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6-0014-05
一、研究现状
2007年11月21日是奥地利女作家薇查·卡内蒂(Veza Canetti)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薇查这个名字对国内许多德语文学研究者而言可能还颇为陌生。人们熟悉的是她的名人丈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但对研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奥地利文学的人来说，薇查·卡内蒂却是那个时代维也纳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近年来，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界不断推出薇查·卡内蒂的遗作，评论界将她与30年代奥地利的大剧作家霍尔瓦(Odon von Horvath)相提并论，称她的代表作《黄街》(Die Gclbc StraBe)为“杰作，并令德语文学受益颇丰”，评价她的重要著作《乌龟》(Die SchildkrOter)“是本需要人们聚精会神阅读的书”，研究她的文章和专著也不断发表，德国大学的德语语言文学专业还开设了关于薇查·卡内蒂其人其作的研讨课。在英语国家，这位已故的德语犹太女作家也已成为研究的专题。
目前，国内对薇查·卡内蒂的介绍和研究还颇为滞后：评论家们在介绍薇查·卡内蒂时，一般都只关注她与大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婚姻关系。2002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刊登了拙文《迟开的玫瑰——揭开薇查·卡内蒂的面纱》，回顾了作家的生平、创作以及发表作品的情况。2004年《世界文学》第二期刊登了由杜新华翻译的薇查·卡内蒂的三篇中短篇小说，即《食人魔》、《钱－钱－钱》以及《运河》，并有千余字的作家介绍和艾利亚斯·卡内蒂为薇查的文集《黄街》(Die Gelbe StraBe)出版时所写的前言译文。鉴于对薇查·卡内蒂的作品本身进行阅读和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本文特选取了薇查·卡内蒂的重要代表作《黄街》来分析作家在维也纳时期的创作主题，以增进学界对薇查·卡内蒂的了解，推动对其人其作的研究。
二、坎坷人生路
薇查原名雷蒂安娜·陶布勒·卡尔德隆(Venetiana Taubner-Calderon)，1897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作为维也纳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博物馆咖啡屋”的常客，薇查以丰富的文学知识出名。“她能背诵那些最长的英语诗歌及莎士比亚一半的作品，还有莫里哀、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她读书而不失自己的见解……她已将文学植根于自己体内，文学之花在她身上不断枝繁叶茂。只要需要，她随时可以将那些文学经典信手拈来。”
30年代初，她用“薇查·玛克特”的笔名在当时很具影响力的《奥地利劳工报》、《德国自由报》、布拉格流亡杂志《新德国报》上陆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中篇连载，引起了德国文学界的关注。她的短篇小说《耐心带来玫瑰花》(Geduld bringt Rosen)当时曾被收入《新德国三十位新作家文选》(“DreiBigNeue Erziihler des neuen Deutschland”)，1932年由柏林的玛利克出版社出版。因此，当她与艾利亚斯·卡内蒂成婚时，正如女作家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1911—1990)所言，后者“仅仅被视作女作家Veza Magd的丈夫”。
1938年10月卡内蒂夫妇经巴黎流亡到伦敦。丈夫为躲避德军空袭避住到了伦敦乡下，而薇查则独自居留伦敦。
尽管离开了维也纳，薇查在伦敦的犹太人居住区继续着她的德语文学创作。1939年她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乌龟》。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了在法西斯控制维也纳之后，一对犹太夫妇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设法逃出维也纳的故事。战时的伦敦经济凋敝，薇查靠翻译书稿、当语言教师、替出版社校对来维持生计。她以假名Veza Magd翻译的葛兰姆，葛林(Graham Green)的《权力与荣耀》，被奥地利出版社、德国Rowohlt出版社和Rororo出版社多次再版。
这一时期，薇查还完成了多篇小说。遗憾的是，同大多数德语言作家在流亡国的遭遇一样，薇查的德语作品很难在英国发表。正如作家本人于1947年所言：“我的书一本也未出版。出版商不愿冒险翻译我的维也纳小说，因为那里也曾是法西斯得势的地方。”到50年代，薇查放弃了出版作品的计划，亲自烧毁了部分手稿。1963年5月1日，薇查病逝伦敦。
在20世纪80年代，哥廷根的日尔曼学家赫尔穆特。戈贝尔(Helmut GObel)在研究中发现，30年代在维也纳的报刊上发表了众多文章的女作家薇查·玛克特原来就是大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前妻，已故的薇查·卡内蒂。1990年，在征得卡内蒂的同意后，戈贝尔将薇查于30年代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这就是《黄街》。自1991年以来，薇查的剧本《吃人怪》、小说集《耐心带来玫瑰花》、小说《乌龟》、文集《失物》、《重新发现的三短篇》、《致格奥尔格的信》(2006)等相继问世。其中《乌龟》可以说是二战期间最早的德语流亡小说。
三、《黄街》的女佣形象
笔者将薇查·卡内蒂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维也纳时期(1932—1937)和伦敦时期(1939—1952)。薇查·卡内蒂在维也纳时期创作颇丰，《黄街》和《耐心带来玫瑰花》两本小说集就产生于这一时期，以女性的生活状态为核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社会的市井百态，尤其塑造了困境中的不屈的女性形象。
斯蒂芬·茨威格曾把将欧洲从太平乐土拖人动荡贫困的世界大战比喻为“地震”，而他自己则因为“集奥地利人、犹太人和作家于一身”的优势而自称为欧洲苦难的“解说员”。而同为奥地利人、犹太人和作家的薇查·卡内蒂则从女性独特的视角，通过记录社会最底层女性的命运，展现了生活在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后的维也纳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如今小说《黄街》已被译成13种文字，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真实地展现给全世界的读者。
作家丈夫艾利亚斯·卡内蒂在《黄街》的前言里指出，所谓“黄街”指的就是卡内蒂夫妇居住的雷奥波尔特城区(Leopoldstadt)的费迪南特大街。这里的居民很多是皮革工人或商贩，黄色的货品和黄色的店铺招牌便使这条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黄街”。薇查在此地生活了24年。
该区当时混居着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在内的各色人等达六万之众。女作家写道：“这是一条奇特的街——黄街。这里居住着残疾人、梦游者、疯子、走投无路和悲观厌世的人。”他们是烟杂店或小咖啡店 的老板、皮革工人、仆役或是乞丐。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便来源于作家夫妇周围的邻居们，“通过那些来向她求助的人们，她了解到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大事小事。……她注重真实，关心那些她认识的人，编造故事不是她的本分……她想帮助他们因此才写他们的故事。”“黄街”是20世纪初维也纳普通市民阶层真实生活的缩影。这个文化之都繁华的外表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维也纳的精神领袖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将这座城市喻为“世界毁灭的实验站”(Versuchsstation ftir Weltuntergfinge)，仅仅流浪汉就有10万人之多!就连希特勒也称他在维也纳生活的五年半是自己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光”。
彼时彼地，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生活中都地位尊贵的男人们的日子尚如此狼狈，女人们的情形更是无法言说了!更何况，她们不过是“黄街”上地位最为卑微的一群人——女佣!除了薇查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个作家如此关注过这个群体。
时事艰难，物价飞涨，收入紧缩，物资匮乏，贫穷鞭打的不仅是饥饿的肚皮，更是对精神和品格的考验!对这些年轻的女佣，薇查关注她们的目光，满含同情怜惜；而描写她们的笔触，则浓缩得精炼冷峭。于是从她的笔底下站起来一群鲜活真实的女佣：她们在外是勤劳的佣人，在家则是隐忍的妻子和母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位卑言轻、生活艰难的女佣们却在贫困中保持着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她们通过勤恳劳作同男人一起分担着生活的艰辛，还必须抵御不时朝自己招手的物质和享乐生活的诱惑。
《黄街》的“运河”一章里集中刻画了18位在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的女佣的生存状态和群体像，女佣“愿意接受微薄的酬劳为他人擦去污垢，却擦不去人们妄加给她的污垢”。富有正义感的女佣特蕾泽目睹了东家伊格尔先生一方面对妻子苛责，背地里则同家庭教师偷情，面对男主人的威胁，她不愿同流合污而自动辞去了得来不易的工作；瘦弱的女仆米茨竟然被同性恋的男爵夫人看中，得知真相后，米茨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年轻美丽的爱玛在女佣介绍所得到的工作竟然是到俱乐部当按摩女郎，不顾老板和客人的威逼利诱，爱玛挂着被轻侮者的泪水离开；走投无路的爱米丽娅因工作无着落，又不甘沦落，而选择了投河自尽。
“老虎”一章中的家道中落的桑多瓦尔夫人虽然不是直接的女佣身份，却有着同样的处境：势利的丈夫和婆婆嫌恶她、欺负她。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她到三流咖啡馆弹奏钢琴。傲慢的女歌手、颐指气使的咖啡馆老板实则更将她视为可以随意侵犯的女佣。困境中的桑多瓦尔夫人依然端庄高贵，面对老板的挑逗和威胁，夫人义正词严，机智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毛线与之周旋。等到救兵赶来，她正好将毛线绾成线团，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桑多瓦尔夫人是全书唯一欢快明朗的女性形象，她令人想起古希腊奥德修斯忠贞聪明的妻子珀涅罗珀。
“狗舍”一章中富人家的狗遭到遗弃，幸被女佣黑德维希收留。黑德维希年仅5岁的女孩黑迪当街玩耍捡来的钱包，若非大狗守候在旁，钱包早就被黄街上虎视眈眈的街坊们抢走，最后黑迪将钱财送给了慈善院里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孩子。在薇查的小说中，善良和高贵，不再是沙龙贵妇装点门面的良品，而是女佣仆妇从来不曾放弃的美德，哪怕缺衣少食，哪怕精疲力竭。
困扰女佣们的不仅仅是贫困黯淡的城市生活，还有一群面目可憎的邻居：商人伊格尔先生表面上是乐善好施的绅士，实则是逼疯妻子玛雅的元凶；杂货店老板，残废狭隘的蓉克尔太太出于嫉妒，狠心赶走了健康美丽的女店员莉娜；在物质充裕的杂货店店主面前，想为女佣讨还公道的作家胆怯地放弃了所有的正义感；职业介绍所老板逼迫女佣从事色情业，遭到拒绝后竟催逼她们去投河自尽；懦弱的基那斯特先生虽同情玛雅却无法帮助她；冷漠的乌尔克先生则麻木地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喜欢蜚短流长的卖炭妇、低俗的咖啡馆老板……他们看似黄街上的体面人，较之女佣健康、明朗的形象，却表现得贪婪自私、阴暗猥琐、令人生厌。有评论家赞叹：“在黄街如此有限的故事空间，要刻画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其尖酸刻薄之辞，冷嘲热讽之语，以及妙趣横生的对白，形形色色的伎俩，实非易事。”
四、“女佣作家”
薇查选取“黄街”上的女佣作为自己观察和描写的对象，决非偶然。早在女作家初登文坛，在报刊发表文章之时，最爱使用的笔名就是薇查·玛克特和薇查·克内希特。德文中玛克特(Magd)和克内希特(Knecht)的意思就是“女佣”和“仆人”。她将自己作家的身份同“女佣”重叠，并非是对作家职业的贬低，相反她一直坚信“作家使这个世界不断创新，一旦没有了作家，世界必然枯萎”。作家便同仆佣一样，服务于世界，造福于世人。作家创作时的专注、朴实和虔诚同仆佣在劳作时毫无二致。
纵观薇查一生，除了在创作中描写女佣精神，使用标志性的笔名外，更是身体力行地将这种献身精神贯彻到与同为作家的丈夫卡内蒂的关系中。两人结识之初，薇查将因陷入家庭矛盾导致精神危机的化学系学生卡内蒂领进了文学殿堂。婚后，她又俨然成为卡内蒂文学创作上的良师益友。薇查除了为他处理回信、打印书稿等杂务，还参与了他的创作。卡内蒂花了30年时间写就的名作《大众和权力》(Masse und Macht)出版后，在致友人赫尔曼。克尔斯滕(Hermann Kersten)的信中卡内蒂坦言：“也许您读这本书时，会发现我妻子窘迫的生活并非全然徒劳。她在此书精神上的付出同我一样多。没有一个字不是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又发现，薇查作为“女佣”的付出还不仅限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仆佣理论”在薇查30年代初期的创作中早已得到了体现，随后便“作为受欢迎的嫁妆带人到与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婚姻中”。接着卡内蒂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作家是其时代的仆人”的观点。艾利亚斯·卡内蒂曾于1936年适逢赫尔曼，布洛赫50岁生日时发表讲话：“……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作家投身于他的那个时代，全身心地顺服于时代，是最低微的仆人。他被链子与其时代紧紧绑缚在一起……他是时代的狗。他在地面东奔西跑，四处停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孜孜不倦……他用湿漉漉的嘴巴打探一切，什么都不遗漏……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在行动时的非比寻常的坚韧。”这也就是说，作家只有摈弃高贵的身份、狭隘的教养和金钱的束缚，降贵纡尊才能真正自由地了解社会，挖掘出时代的精神。四十年后艾利亚斯，卡内蒂再次在其杂文《作家的职业》(Der Beruf des Dichters)中提出，作家“应该能够成为任何人，包括最卑微者、最单纯者、最无能者”。基于薇查以“薇查·玛克特”身份所进行的创作实践早于卡内蒂的生日讲话，笔者结合前文对薇查的生活事实及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认为，卡内蒂日后提出的创作理论，即“仆佣理论”，很难排除曾受益于妻子薇查·玛克特。
事实上，接受过薇查帮助的何止丈夫卡内蒂!50年代，薇查也曾为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汉斯·君特·阿德勒(Hans Gtinther Adler)等作家寻找发表作品的途径，甚至还在埃里希，弗里德无法完成稿约的时候，替他捉刀。薇查所做的一切，不为名，不图利。不禁令人慨叹，薇查一生的创作经历和处世之道，的确是对“作家即仆佣”思想的最好的诠释。
斯人已乘黄鹤去，留下今人空叹息。作为“女佣作家”，薇查生前不曾追名逐利，身后定然更不会在乎追加何等显赫的封号。不过，身为作家，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自己的书籍仍被人们，甚至是后人阅读，被他们理解。于是，好事者如我，掩卷之余，写下此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她和同样命运多舛的女作家们，毕竟她们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是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曾 静)
关键词：30年代维也纳；女佣；女作家；创作意识
中图分类号：I041；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6-0014-05
一、研究现状
2007年11月21日是奥地利女作家薇查·卡内蒂(Veza Canetti)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薇查这个名字对国内许多德语文学研究者而言可能还颇为陌生。人们熟悉的是她的名人丈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但对研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奥地利文学的人来说，薇查·卡内蒂却是那个时代维也纳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近年来，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界不断推出薇查·卡内蒂的遗作，评论界将她与30年代奥地利的大剧作家霍尔瓦(Odon von Horvath)相提并论，称她的代表作《黄街》(Die Gclbc StraBe)为“杰作，并令德语文学受益颇丰”，评价她的重要著作《乌龟》(Die SchildkrOter)“是本需要人们聚精会神阅读的书”，研究她的文章和专著也不断发表，德国大学的德语语言文学专业还开设了关于薇查·卡内蒂其人其作的研讨课。在英语国家，这位已故的德语犹太女作家也已成为研究的专题。
目前，国内对薇查·卡内蒂的介绍和研究还颇为滞后：评论家们在介绍薇查·卡内蒂时，一般都只关注她与大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婚姻关系。2002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刊登了拙文《迟开的玫瑰——揭开薇查·卡内蒂的面纱》，回顾了作家的生平、创作以及发表作品的情况。2004年《世界文学》第二期刊登了由杜新华翻译的薇查·卡内蒂的三篇中短篇小说，即《食人魔》、《钱－钱－钱》以及《运河》，并有千余字的作家介绍和艾利亚斯·卡内蒂为薇查的文集《黄街》(Die Gelbe StraBe)出版时所写的前言译文。鉴于对薇查·卡内蒂的作品本身进行阅读和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本文特选取了薇查·卡内蒂的重要代表作《黄街》来分析作家在维也纳时期的创作主题，以增进学界对薇查·卡内蒂的了解，推动对其人其作的研究。
二、坎坷人生路
薇查原名雷蒂安娜·陶布勒·卡尔德隆(Venetiana Taubner-Calderon)，1897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作为维也纳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博物馆咖啡屋”的常客，薇查以丰富的文学知识出名。“她能背诵那些最长的英语诗歌及莎士比亚一半的作品，还有莫里哀、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她读书而不失自己的见解……她已将文学植根于自己体内，文学之花在她身上不断枝繁叶茂。只要需要，她随时可以将那些文学经典信手拈来。”
30年代初，她用“薇查·玛克特”的笔名在当时很具影响力的《奥地利劳工报》、《德国自由报》、布拉格流亡杂志《新德国报》上陆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中篇连载，引起了德国文学界的关注。她的短篇小说《耐心带来玫瑰花》(Geduld bringt Rosen)当时曾被收入《新德国三十位新作家文选》(“DreiBigNeue Erziihler des neuen Deutschland”)，1932年由柏林的玛利克出版社出版。因此，当她与艾利亚斯·卡内蒂成婚时，正如女作家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1911—1990)所言，后者“仅仅被视作女作家Veza Magd的丈夫”。
1938年10月卡内蒂夫妇经巴黎流亡到伦敦。丈夫为躲避德军空袭避住到了伦敦乡下，而薇查则独自居留伦敦。
尽管离开了维也纳，薇查在伦敦的犹太人居住区继续着她的德语文学创作。1939年她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乌龟》。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了在法西斯控制维也纳之后，一对犹太夫妇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设法逃出维也纳的故事。战时的伦敦经济凋敝，薇查靠翻译书稿、当语言教师、替出版社校对来维持生计。她以假名Veza Magd翻译的葛兰姆，葛林(Graham Green)的《权力与荣耀》，被奥地利出版社、德国Rowohlt出版社和Rororo出版社多次再版。
这一时期，薇查还完成了多篇小说。遗憾的是，同大多数德语言作家在流亡国的遭遇一样，薇查的德语作品很难在英国发表。正如作家本人于1947年所言：“我的书一本也未出版。出版商不愿冒险翻译我的维也纳小说，因为那里也曾是法西斯得势的地方。”到50年代，薇查放弃了出版作品的计划，亲自烧毁了部分手稿。1963年5月1日，薇查病逝伦敦。
在20世纪80年代，哥廷根的日尔曼学家赫尔穆特。戈贝尔(Helmut GObel)在研究中发现，30年代在维也纳的报刊上发表了众多文章的女作家薇查·玛克特原来就是大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前妻，已故的薇查·卡内蒂。1990年，在征得卡内蒂的同意后，戈贝尔将薇查于30年代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这就是《黄街》。自1991年以来，薇查的剧本《吃人怪》、小说集《耐心带来玫瑰花》、小说《乌龟》、文集《失物》、《重新发现的三短篇》、《致格奥尔格的信》(2006)等相继问世。其中《乌龟》可以说是二战期间最早的德语流亡小说。
三、《黄街》的女佣形象
笔者将薇查·卡内蒂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维也纳时期(1932—1937)和伦敦时期(1939—1952)。薇查·卡内蒂在维也纳时期创作颇丰，《黄街》和《耐心带来玫瑰花》两本小说集就产生于这一时期，以女性的生活状态为核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社会的市井百态，尤其塑造了困境中的不屈的女性形象。
斯蒂芬·茨威格曾把将欧洲从太平乐土拖人动荡贫困的世界大战比喻为“地震”，而他自己则因为“集奥地利人、犹太人和作家于一身”的优势而自称为欧洲苦难的“解说员”。而同为奥地利人、犹太人和作家的薇查·卡内蒂则从女性独特的视角，通过记录社会最底层女性的命运，展现了生活在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后的维也纳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如今小说《黄街》已被译成13种文字，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真实地展现给全世界的读者。
作家丈夫艾利亚斯·卡内蒂在《黄街》的前言里指出，所谓“黄街”指的就是卡内蒂夫妇居住的雷奥波尔特城区(Leopoldstadt)的费迪南特大街。这里的居民很多是皮革工人或商贩，黄色的货品和黄色的店铺招牌便使这条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黄街”。薇查在此地生活了24年。
该区当时混居着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在内的各色人等达六万之众。女作家写道：“这是一条奇特的街——黄街。这里居住着残疾人、梦游者、疯子、走投无路和悲观厌世的人。”他们是烟杂店或小咖啡店 的老板、皮革工人、仆役或是乞丐。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便来源于作家夫妇周围的邻居们，“通过那些来向她求助的人们，她了解到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大事小事。……她注重真实，关心那些她认识的人，编造故事不是她的本分……她想帮助他们因此才写他们的故事。”“黄街”是20世纪初维也纳普通市民阶层真实生活的缩影。这个文化之都繁华的外表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维也纳的精神领袖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将这座城市喻为“世界毁灭的实验站”(Versuchsstation ftir Weltuntergfinge)，仅仅流浪汉就有10万人之多!就连希特勒也称他在维也纳生活的五年半是自己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光”。
彼时彼地，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生活中都地位尊贵的男人们的日子尚如此狼狈，女人们的情形更是无法言说了!更何况，她们不过是“黄街”上地位最为卑微的一群人——女佣!除了薇查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个作家如此关注过这个群体。
时事艰难，物价飞涨，收入紧缩，物资匮乏，贫穷鞭打的不仅是饥饿的肚皮，更是对精神和品格的考验!对这些年轻的女佣，薇查关注她们的目光，满含同情怜惜；而描写她们的笔触，则浓缩得精炼冷峭。于是从她的笔底下站起来一群鲜活真实的女佣：她们在外是勤劳的佣人，在家则是隐忍的妻子和母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位卑言轻、生活艰难的女佣们却在贫困中保持着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她们通过勤恳劳作同男人一起分担着生活的艰辛，还必须抵御不时朝自己招手的物质和享乐生活的诱惑。
《黄街》的“运河”一章里集中刻画了18位在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的女佣的生存状态和群体像，女佣“愿意接受微薄的酬劳为他人擦去污垢，却擦不去人们妄加给她的污垢”。富有正义感的女佣特蕾泽目睹了东家伊格尔先生一方面对妻子苛责，背地里则同家庭教师偷情，面对男主人的威胁，她不愿同流合污而自动辞去了得来不易的工作；瘦弱的女仆米茨竟然被同性恋的男爵夫人看中，得知真相后，米茨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年轻美丽的爱玛在女佣介绍所得到的工作竟然是到俱乐部当按摩女郎，不顾老板和客人的威逼利诱，爱玛挂着被轻侮者的泪水离开；走投无路的爱米丽娅因工作无着落，又不甘沦落，而选择了投河自尽。
“老虎”一章中的家道中落的桑多瓦尔夫人虽然不是直接的女佣身份，却有着同样的处境：势利的丈夫和婆婆嫌恶她、欺负她。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她到三流咖啡馆弹奏钢琴。傲慢的女歌手、颐指气使的咖啡馆老板实则更将她视为可以随意侵犯的女佣。困境中的桑多瓦尔夫人依然端庄高贵，面对老板的挑逗和威胁，夫人义正词严，机智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毛线与之周旋。等到救兵赶来，她正好将毛线绾成线团，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桑多瓦尔夫人是全书唯一欢快明朗的女性形象，她令人想起古希腊奥德修斯忠贞聪明的妻子珀涅罗珀。
“狗舍”一章中富人家的狗遭到遗弃，幸被女佣黑德维希收留。黑德维希年仅5岁的女孩黑迪当街玩耍捡来的钱包，若非大狗守候在旁，钱包早就被黄街上虎视眈眈的街坊们抢走，最后黑迪将钱财送给了慈善院里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孩子。在薇查的小说中，善良和高贵，不再是沙龙贵妇装点门面的良品，而是女佣仆妇从来不曾放弃的美德，哪怕缺衣少食，哪怕精疲力竭。
困扰女佣们的不仅仅是贫困黯淡的城市生活，还有一群面目可憎的邻居：商人伊格尔先生表面上是乐善好施的绅士，实则是逼疯妻子玛雅的元凶；杂货店老板，残废狭隘的蓉克尔太太出于嫉妒，狠心赶走了健康美丽的女店员莉娜；在物质充裕的杂货店店主面前，想为女佣讨还公道的作家胆怯地放弃了所有的正义感；职业介绍所老板逼迫女佣从事色情业，遭到拒绝后竟催逼她们去投河自尽；懦弱的基那斯特先生虽同情玛雅却无法帮助她；冷漠的乌尔克先生则麻木地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喜欢蜚短流长的卖炭妇、低俗的咖啡馆老板……他们看似黄街上的体面人，较之女佣健康、明朗的形象，却表现得贪婪自私、阴暗猥琐、令人生厌。有评论家赞叹：“在黄街如此有限的故事空间，要刻画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其尖酸刻薄之辞，冷嘲热讽之语，以及妙趣横生的对白，形形色色的伎俩，实非易事。”
四、“女佣作家”
薇查选取“黄街”上的女佣作为自己观察和描写的对象，决非偶然。早在女作家初登文坛，在报刊发表文章之时，最爱使用的笔名就是薇查·玛克特和薇查·克内希特。德文中玛克特(Magd)和克内希特(Knecht)的意思就是“女佣”和“仆人”。她将自己作家的身份同“女佣”重叠，并非是对作家职业的贬低，相反她一直坚信“作家使这个世界不断创新，一旦没有了作家，世界必然枯萎”。作家便同仆佣一样，服务于世界，造福于世人。作家创作时的专注、朴实和虔诚同仆佣在劳作时毫无二致。
纵观薇查一生，除了在创作中描写女佣精神，使用标志性的笔名外，更是身体力行地将这种献身精神贯彻到与同为作家的丈夫卡内蒂的关系中。两人结识之初，薇查将因陷入家庭矛盾导致精神危机的化学系学生卡内蒂领进了文学殿堂。婚后，她又俨然成为卡内蒂文学创作上的良师益友。薇查除了为他处理回信、打印书稿等杂务，还参与了他的创作。卡内蒂花了30年时间写就的名作《大众和权力》(Masse und Macht)出版后，在致友人赫尔曼。克尔斯滕(Hermann Kersten)的信中卡内蒂坦言：“也许您读这本书时，会发现我妻子窘迫的生活并非全然徒劳。她在此书精神上的付出同我一样多。没有一个字不是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又发现，薇查作为“女佣”的付出还不仅限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仆佣理论”在薇查30年代初期的创作中早已得到了体现，随后便“作为受欢迎的嫁妆带人到与艾利亚斯，卡内蒂的婚姻中”。接着卡内蒂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作家是其时代的仆人”的观点。艾利亚斯·卡内蒂曾于1936年适逢赫尔曼，布洛赫50岁生日时发表讲话：“……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作家投身于他的那个时代，全身心地顺服于时代，是最低微的仆人。他被链子与其时代紧紧绑缚在一起……他是时代的狗。他在地面东奔西跑，四处停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孜孜不倦……他用湿漉漉的嘴巴打探一切，什么都不遗漏……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在行动时的非比寻常的坚韧。”这也就是说，作家只有摈弃高贵的身份、狭隘的教养和金钱的束缚，降贵纡尊才能真正自由地了解社会，挖掘出时代的精神。四十年后艾利亚斯，卡内蒂再次在其杂文《作家的职业》(Der Beruf des Dichters)中提出，作家“应该能够成为任何人，包括最卑微者、最单纯者、最无能者”。基于薇查以“薇查·玛克特”身份所进行的创作实践早于卡内蒂的生日讲话，笔者结合前文对薇查的生活事实及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认为，卡内蒂日后提出的创作理论，即“仆佣理论”，很难排除曾受益于妻子薇查·玛克特。
事实上，接受过薇查帮助的何止丈夫卡内蒂!50年代，薇查也曾为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汉斯·君特·阿德勒(Hans Gtinther Adler)等作家寻找发表作品的途径，甚至还在埃里希，弗里德无法完成稿约的时候，替他捉刀。薇查所做的一切，不为名，不图利。不禁令人慨叹，薇查一生的创作经历和处世之道，的确是对“作家即仆佣”思想的最好的诠释。
斯人已乘黄鹤去，留下今人空叹息。作为“女佣作家”，薇查生前不曾追名逐利，身后定然更不会在乎追加何等显赫的封号。不过，身为作家，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自己的书籍仍被人们，甚至是后人阅读，被他们理解。于是，好事者如我，掩卷之余，写下此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她和同样命运多舛的女作家们，毕竟她们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是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