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话语：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徐复观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这个民族部分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经济、文化等领域均获得了巨大发展，民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从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儒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经进入到“实然状态”，“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均与以儒学为主线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国际上“孔子学院”的相继挂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学班”的开设，儿童读经活动的开展，国学通俗化热潮的出现，一年一度的祭孔活动以至于书院办学方式的重现等，均展示出“儒学复兴”的迹象。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儒学会有怎样的发展？从上述问题入手，《求是学刊》已于2006年第6期刊发了一组题为“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命运”的笔谈，从本期开始增设“儒学与当代中国”专栏，首期由海峡两岸的两位知名学者撰稿。
　　林安梧教授是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曾先后四十余次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不辞辛劳。林安梧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研究，创意颇多。近年来他提出的“后新儒学”、“公民儒学”等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一文中，林教授指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系统基本上还是一套以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智识化的儒学”，其“良知的自我坎陷”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次序安排，而不是实际的历史发生程序。内圣之学是在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必然应有所调整。林教授反对以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观点，提出内圣和外王是一体的两面。儒家传统并非只有内圣，它对外王、事功，进而对社会制度也很关注，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内圣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而过分强调内圣之学以及由此而来的注重自我修养的心性学，恰恰是儒家与现代性不相适应的地方。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暴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的异化，林教授提出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在他看来，新儒学的完成并不代表儒学已经发展完成，而是表明新一波的儒学必须有新的发展。所谓后新儒学，正是在新儒学之后，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与历史社会总体为基底的一个新的发展。林教授认为儒学正处在“第三次革命”阶段，在该阶段，儒学应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为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一波儒学革命正是“公民儒学”的革命。
　　张祥龙教授有着深厚的西学、国学修养，在中外哲学比较方面建树颇多。近年来他提出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文化特区的建议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张祥龙教授的《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主要围绕在普遍主义盛行的时代，儒家如何理解自己真实的文化身份，并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全球的文化间对话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主导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儒家是非普遍主义的，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儒家与其他文明对话的立场与方式。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文化现实中复活儒家，那么就必须尊重儒家的这个关键性的哲理特点，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化间的关系。儒家对于生态破坏、道德滑坡、社会不义、可能的核灾难、生化灾难等等问题的对策，主要出于它要保护自己和人类的生命依托——亲亲—仁民—爱物—礼乐—耕读—传家——的文化本能。真儒家不可能有对高科技的崇拜以及对全球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的无止境的追求；真儒者是深刻意义上的农民、士子、艺术家和行王道的政治家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唯利是图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在全球的文化间交往中，儒家除了采取非冲突的姿态之外，还坚持各民族文化必须相互尊重各自的原初生存方式，并把“终止对话的权利”作为文化间对话的前提。
　　在此需要声明，林教授和张教授的观点并不代表《求是学刊》以及主持人的立场，但是他们的高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儒家思想传统，探索儒学与当代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