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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体系是保障一国食品安全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每个国家的食品安全体系都体现了一国文化传统，而各国食品安全法对于进口食品的迥异安全规制可能形成一定的贸易壁垒。为了防止触及SPS等规则，我国在食品安全法改革中要注意文化传统和消费者心理对食品安全制度带来不合理的规制层面的影响。
【关键词】食品安全 文化传统 国际食品贸易 SPS
一国文化传统对其法律的影响深远而难以琢磨。中美食品安全法比较就体现了这一点。各国的食品安全制度都基于同一出发点：保证国民“安全地吃”。文化内涵被灌输到人类作出选择判断的潜意识中。由于中美两国迥异的文化传统与饮食习惯，两国的消费者对怎样是“安全地吃”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
食品国际贸易由来已久，但各国文化传统带来的对他国食品的抵制态度却从未消失。当今高速发展的农作物生产技術及密集的国际食品贸易给各国食品安全保护带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例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可以同时满足进出口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在中美两国均引起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消费者对这类食品有不同反响。尽管全球化席卷中国，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普遍的饮食习惯仍然一致：偏爱传统而少加工的食品。中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普遍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这种怀疑影响了中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则，也延缓了商业对此类食品的实践与接纳。相反，美国是全世界最能接受新技术的国家。美国政府以一种灵活的法律体制去支持新技术，而美国人民对于科技革新表现出较强的包容力。
两国不同的文化心态催生了不同的食品安全规则，不同规则易引发国际食品贸易争端。这种争端是有先例的，比如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荷尔蒙牛肉案”。
荷尔蒙牛肉案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食品与药品监督局（FDA）以及农业部（USDA）就将内生人造牛生长激素（BGHs）视为一种安全低耗的增加谷物喂养效率的方法。BGHs在美国得到广泛使用，它可以使喂养者用并不昂贵的谷物喂养出高档的出口牛肉。如此一来，这些喂养者无疑获得了市场的竞争优势。
然而，欧盟禁止了该类产品的进口。深爱简单烹饪和少加工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这种先进技术改变了肉类的基本生物构成，不安全。欧共体针对消费者对这类肉的不安情绪先后发布了多项行政指令，最终规定只有为了治疗和畜牧学才可以例外使用内生荷尔蒙，并完全禁止了人造荷尔蒙的使用。
美国在1996年向WTO就欧盟的“禁止进口美国的荷尔蒙牛肉”禁令提出争议。面对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欧盟的主要主张是：依据协议明确表述GATT成员没有义务改变他们各自的食品安全保护标准。
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最终判决这项禁令无效。专家组解决此项争端的主要依据是《关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WTO协议谅解书》（简称SPS）。SPS中明确指出限制各成员实施完全的地方态度和认知去理解食品安全。虽然SPS承认各主权国家有权采取影响食品安全和动物健康的措施，但同时指出有关措施不应是“有争议的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歧视性政策。协议鼓励各成员应该依赖一个标准的、国际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来实施食品安全规制。SPS鼓励各成员的规章措施均应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
专家组依据SPS第3.1条：要求成员国将其卫生和植物检疫的措施建立在相应的国际标准基础上，指出欧盟违反该条规定。依SPS第5.1条：成员规则措施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声明或健康进行复核情况的危险评估”的基础之上。专家组认为欧盟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超越国际标准订立荷尔蒙禁令。依SPS第5.5条成员应避免使用“有争议的或没有充分理由的差别”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会导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欧盟的禁令被认为是没有充分理由且可能导致国际贸易领域的伪装限制。但WTO专家组的决定也为食品安全标准国家化和地域化留下了一扇门。在该案中，WTO专家组解释：各成员可以依照自己的观点和综合考虑本国多方面因素规定适当的保护标准。
这个案例的丰富内涵为中美食品贸易潜在纠纷带来启示。例如面对转基因食品，政府作为市场规制者，需对新科技带来的利益和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反应作出合理的价值衡量，以避免被贸易伙伴指责利用伪装限制造成贸易壁垒。
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法律
中国消费者青睐传统饮食，所以中国食品安全法总体倾向于支持传统食品和饮食习惯。例如皮蛋为我国特有的蛋加工食品，没有严格的制作工艺和配方，它的制作中也没有高温消毒。它的安全性被默认假定。美国食品安全体系注重运用科学标准和实验数据评判食品安全，对于禽、肉、蛋类有“高温杀菌要求”。因此美国食品安全法认为皮蛋这样的食品有安全隐患。
美国消费者热爱科技创新，美国食品安全法支持新技术运用。几乎每家美国大型超市都卖转基因食品，虽然中国人觉得这些食品对“天然的改良”难以保证它们的安全。美国重视创新给农业带来的生机。早在1992年美国国会发表了题为《美国农业的新科技时代》的评论：科技创新在美国农业生产变革中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生物技术与高端计算机体系的发展将美国农业送进了一个新时代。这些技术具有为美国农业增产，加强农业竞争力，保护环境和增强食品安全的潜力。同年，美国转基因番茄上市，绝大多数消费者平静接受。此后，转基因玉米、土豆、大豆、胡萝卜、番木瓜等陆续上市。应指出的是，自2009年起，基于“超级虫草”等转基因技术缺陷导致的社会危害，美国已开始对该技术进行全面革新和反思。
美国原则上承认转基因食品安全。它将规制重点放在食品本身。在美国，生产食物的方法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了解该食物的安全性与营养成分。然而，审核食物安全关键因素是食品本身特征，而非新方法运用的事实。中国食品安全法对新科技食品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中国关注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方法。依《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的单位，应按批准的项目和要求组织生产加工，并定期向所在地主管部门提供生产、加工、安全管理情况和产品流向的报告。 另外，依据相关美国法律对转基因食品监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基本农作物和大批量的农产品，如防害虫玉米及转基因大豆。这些农产品在实验和投产阶段均被监管。第二类是包含了转基因成分的加工农产品。例如由长保鲜期番茄制作的番茄酱。这一类产品需要像《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中其他调控产品一样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要求。安全要求主要包括：保护消费者不受错误包裝标识误导，以及不得生产制造和销售掺假产品。最低等级的监管是其他转基因食品，例如用于做奶酪的素食牛奶凝结剂凝乳酶。
相比而言，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级别分类更复杂。依《条例》第六条，转基因作物按照其对人类、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的危险程度，分为四级。它们是：尚不存在危险等级、具有低、中、高度危险等级。而具体评级标准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所有级别从生产到销售均做不同等级监控。
中美对转基因食品采取迥异的标识制度。依《条例》第八条：国家对转基因生物实行普遍标识。转基因生物目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美国转基因食品在有限情况下标识。FDA指出，食品是由一种十分不同于其传统类型的新植物制造，且新植物原通用名已不宜使用时才做标识；或有安全性用途性问题需向消费者警示提醒。如果番茄里被引入花生蛋白质且这种番茄的过敏性问题并未被解决，食品标识是必要的。
对新食品安全性的质疑态度是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审慎监管原因之一。而美国法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是少束缚的态度，其基本思想是：新食品像其他食品一样安全。
消费者对安全风险的态度与WTO规则
中美消费者因文化传统的区别对食品安全判断不同。消费者的态度是国际食品贸易中一国采取关于食品安全威胁的反应措施中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但何时考虑，占多大比重的考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国际贸易的反应措施很多。SPS将措施归纳为：标识，处理，测试与颁发证书，销毁和禁止进入。依据“荷尔蒙牛肉案”，WTO呼吁成员国应理性而科学地进行风险评估。依据客观科学标准还是主观文化标准是评估风险的第一步。SPS协议要求运用客观标准。消费者态度是在用客观标准后才考虑的因素。食品安全措施必须基于科学原则，再考虑其他因素，从而选择适合的保护措施。各国不能在订立保护标准伊始就过多地考虑消费者态度，否则有可能被指责运用武断而不公平的保护标准。
结语
文化传统在食品安全规则中扮演着沉默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自身文化影响下制定了易于接受传统食品但对新科技食品趋于保守的法律；而美国形成了易于接受新食品的法律。无论采取何种规制措施，市场规制者需在科技革新带来的利益和消费者态度间作出理智的价值衡量。中美两国作为WTO的重要成员应遵守SPS，谨慎选择适宜自身的措施标准。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法学系）
【关键词】食品安全 文化传统 国际食品贸易 SPS
一国文化传统对其法律的影响深远而难以琢磨。中美食品安全法比较就体现了这一点。各国的食品安全制度都基于同一出发点：保证国民“安全地吃”。文化内涵被灌输到人类作出选择判断的潜意识中。由于中美两国迥异的文化传统与饮食习惯，两国的消费者对怎样是“安全地吃”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
食品国际贸易由来已久，但各国文化传统带来的对他国食品的抵制态度却从未消失。当今高速发展的农作物生产技術及密集的国际食品贸易给各国食品安全保护带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例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可以同时满足进出口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在中美两国均引起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消费者对这类食品有不同反响。尽管全球化席卷中国，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普遍的饮食习惯仍然一致：偏爱传统而少加工的食品。中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普遍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这种怀疑影响了中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则，也延缓了商业对此类食品的实践与接纳。相反，美国是全世界最能接受新技术的国家。美国政府以一种灵活的法律体制去支持新技术，而美国人民对于科技革新表现出较强的包容力。
两国不同的文化心态催生了不同的食品安全规则，不同规则易引发国际食品贸易争端。这种争端是有先例的，比如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荷尔蒙牛肉案”。
荷尔蒙牛肉案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食品与药品监督局（FDA）以及农业部（USDA）就将内生人造牛生长激素（BGHs）视为一种安全低耗的增加谷物喂养效率的方法。BGHs在美国得到广泛使用，它可以使喂养者用并不昂贵的谷物喂养出高档的出口牛肉。如此一来，这些喂养者无疑获得了市场的竞争优势。
然而，欧盟禁止了该类产品的进口。深爱简单烹饪和少加工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这种先进技术改变了肉类的基本生物构成，不安全。欧共体针对消费者对这类肉的不安情绪先后发布了多项行政指令，最终规定只有为了治疗和畜牧学才可以例外使用内生荷尔蒙，并完全禁止了人造荷尔蒙的使用。
美国在1996年向WTO就欧盟的“禁止进口美国的荷尔蒙牛肉”禁令提出争议。面对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欧盟的主要主张是：依据协议明确表述GATT成员没有义务改变他们各自的食品安全保护标准。
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最终判决这项禁令无效。专家组解决此项争端的主要依据是《关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WTO协议谅解书》（简称SPS）。SPS中明确指出限制各成员实施完全的地方态度和认知去理解食品安全。虽然SPS承认各主权国家有权采取影响食品安全和动物健康的措施，但同时指出有关措施不应是“有争议的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歧视性政策。协议鼓励各成员应该依赖一个标准的、国际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来实施食品安全规制。SPS鼓励各成员的规章措施均应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
专家组依据SPS第3.1条：要求成员国将其卫生和植物检疫的措施建立在相应的国际标准基础上，指出欧盟违反该条规定。依SPS第5.1条：成员规则措施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声明或健康进行复核情况的危险评估”的基础之上。专家组认为欧盟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超越国际标准订立荷尔蒙禁令。依SPS第5.5条成员应避免使用“有争议的或没有充分理由的差别”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会导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欧盟的禁令被认为是没有充分理由且可能导致国际贸易领域的伪装限制。但WTO专家组的决定也为食品安全标准国家化和地域化留下了一扇门。在该案中，WTO专家组解释：各成员可以依照自己的观点和综合考虑本国多方面因素规定适当的保护标准。
这个案例的丰富内涵为中美食品贸易潜在纠纷带来启示。例如面对转基因食品，政府作为市场规制者，需对新科技带来的利益和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反应作出合理的价值衡量，以避免被贸易伙伴指责利用伪装限制造成贸易壁垒。
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法律
中国消费者青睐传统饮食，所以中国食品安全法总体倾向于支持传统食品和饮食习惯。例如皮蛋为我国特有的蛋加工食品，没有严格的制作工艺和配方，它的制作中也没有高温消毒。它的安全性被默认假定。美国食品安全体系注重运用科学标准和实验数据评判食品安全，对于禽、肉、蛋类有“高温杀菌要求”。因此美国食品安全法认为皮蛋这样的食品有安全隐患。
美国消费者热爱科技创新，美国食品安全法支持新技术运用。几乎每家美国大型超市都卖转基因食品，虽然中国人觉得这些食品对“天然的改良”难以保证它们的安全。美国重视创新给农业带来的生机。早在1992年美国国会发表了题为《美国农业的新科技时代》的评论：科技创新在美国农业生产变革中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生物技术与高端计算机体系的发展将美国农业送进了一个新时代。这些技术具有为美国农业增产，加强农业竞争力，保护环境和增强食品安全的潜力。同年，美国转基因番茄上市，绝大多数消费者平静接受。此后，转基因玉米、土豆、大豆、胡萝卜、番木瓜等陆续上市。应指出的是，自2009年起，基于“超级虫草”等转基因技术缺陷导致的社会危害，美国已开始对该技术进行全面革新和反思。
美国原则上承认转基因食品安全。它将规制重点放在食品本身。在美国，生产食物的方法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了解该食物的安全性与营养成分。然而，审核食物安全关键因素是食品本身特征，而非新方法运用的事实。中国食品安全法对新科技食品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中国关注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方法。依《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的单位，应按批准的项目和要求组织生产加工，并定期向所在地主管部门提供生产、加工、安全管理情况和产品流向的报告。 另外，依据相关美国法律对转基因食品监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基本农作物和大批量的农产品，如防害虫玉米及转基因大豆。这些农产品在实验和投产阶段均被监管。第二类是包含了转基因成分的加工农产品。例如由长保鲜期番茄制作的番茄酱。这一类产品需要像《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中其他调控产品一样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要求。安全要求主要包括：保护消费者不受错误包裝标识误导，以及不得生产制造和销售掺假产品。最低等级的监管是其他转基因食品，例如用于做奶酪的素食牛奶凝结剂凝乳酶。
相比而言，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级别分类更复杂。依《条例》第六条，转基因作物按照其对人类、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的危险程度，分为四级。它们是：尚不存在危险等级、具有低、中、高度危险等级。而具体评级标准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所有级别从生产到销售均做不同等级监控。
中美对转基因食品采取迥异的标识制度。依《条例》第八条：国家对转基因生物实行普遍标识。转基因生物目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美国转基因食品在有限情况下标识。FDA指出，食品是由一种十分不同于其传统类型的新植物制造，且新植物原通用名已不宜使用时才做标识；或有安全性用途性问题需向消费者警示提醒。如果番茄里被引入花生蛋白质且这种番茄的过敏性问题并未被解决，食品标识是必要的。
对新食品安全性的质疑态度是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审慎监管原因之一。而美国法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是少束缚的态度，其基本思想是：新食品像其他食品一样安全。
消费者对安全风险的态度与WTO规则
中美消费者因文化传统的区别对食品安全判断不同。消费者的态度是国际食品贸易中一国采取关于食品安全威胁的反应措施中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但何时考虑，占多大比重的考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国际贸易的反应措施很多。SPS将措施归纳为：标识，处理，测试与颁发证书，销毁和禁止进入。依据“荷尔蒙牛肉案”，WTO呼吁成员国应理性而科学地进行风险评估。依据客观科学标准还是主观文化标准是评估风险的第一步。SPS协议要求运用客观标准。消费者态度是在用客观标准后才考虑的因素。食品安全措施必须基于科学原则，再考虑其他因素，从而选择适合的保护措施。各国不能在订立保护标准伊始就过多地考虑消费者态度，否则有可能被指责运用武断而不公平的保护标准。
结语
文化传统在食品安全规则中扮演着沉默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自身文化影响下制定了易于接受传统食品但对新科技食品趋于保守的法律；而美国形成了易于接受新食品的法律。无论采取何种规制措施，市场规制者需在科技革新带来的利益和消费者态度间作出理智的价值衡量。中美两国作为WTO的重要成员应遵守SPS，谨慎选择适宜自身的措施标准。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