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这些年是国人生活中的一桩大事件，在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重构着人们的思路，更在细细碎碎而又轰轰烈烈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对文学来说，这是一个大课题。近年来，不少报告文学作家试图走进它，书写它，揭示它，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我即是其中之一。2010年左右，高铁刚刚红火之时，我曾经采访郑西、武广、京津高铁，还有四方、唐山等高铁机车制造厂。但由于这个题材太宽太大太深太玄，实在难以把握。在困难面前，我止步了。我想，总会有一个更适合的作家来书写。
　　现在，读到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格外欣慰。
　　作为集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创作和新闻记者工作于一身的中年作家，王雄用他宽阔的视野、扎实的料理、精致的叙述，从速度、精度和温度等方面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化的高铁时代。
　　速度，是火车最酣畅、最先进、最梦想的一种宣泄方式。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是潜伏在心底的一种原始欲望，这是从追逐猎物之始就种下的基因。后来，驯服了野马，发明了车轮，修筑了驿路，速度不断加快。直到19世纪初期，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车。200多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火车速度也在不断刷新。1901年的纪录，是德国时速162公里；1931年，仍是德國时速200公里；1955年，法国电力机车以时速331公里开始领跑世界。直到2008年8月1日，中国京津城际高铁正式开通，时速达到350公里，成为无敌世界的中国速度！
　　高铁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产业，加快了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明显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精度，是火车最科学、最精准、最安全的一种保障方式。中国需要高铁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轮轨还是磁悬浮？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能否保障高速列车的绝对安全？这里面是观念的碰撞，是文化的磨合，是制度的调整，是国民的观望，是专家的忐忑。
　　这期间，作者调动其独特的优势，深入其中，不仅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信息，也进行了一系列专业的、精准的介绍。如国产动车组之殇、市场与技术的较量、中国高铁的纠结等描写，让读者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从而敬爱这个灵物，敬爱这个人群，敬爱这个国家。
　　不得不说，30多年的铁路工作经历，中国铁路业务最高管理机关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让作者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掌握了这么多内幕情报。这些，都是这本书最坚实的基石。
　　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说，王雄的另一个身份，或者说他在创作之时的主要身份，是一个作家。他生于汉水之滨，20岁便成为一名铁路职工，担任蒸汽机车的司炉。后来，他把在工作中苦累的汗水与他的生命之源———汉水联合发酵，创作了一系列汉水文化散文和小说，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阴阳碑》《传世古》和《金匮银楼》，合称“汉水文化三部曲”，在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都为他这部书的创作进行了天然的奠基。
　　所以，在这本书的创作中，王雄把事业与职业、创作与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写出了世界铁路发展史和中国高铁发展史的全过程，同样表现出了他的速度与精度优势，而且更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温度———文学的温度。唯其如此，这本报告文学才呈现出了别样的精彩。
　　虽然这本书在高铁话题热议几年之后出版，但其面世速度仍然最快。试想一下，这么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题材，又由于众所周知的高铁腐败案等原因，使得创作此类题材作品的作家视若畏途，动作缓慢。而王雄是一个铁路人，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新闻人，他以自己成熟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巧妙地处理了这一切，不愠不火，客观公正，使得作品在高铁成为社会期盼和呼唤的焦点的关键时刻，适时地走向前台，从而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既然是文学作品，就要有其艺术精度。在这方面，王雄又变身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他拿起一支长于散文和小说的清秀之笔，把一个个事件之间的褶皱和细节描述得精彩动人，深切而到位。
　　特别是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作家不时地插入一段段小故事，既回顾历史，又客观抒情。比如，在讲述华工在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苦难之后，又跨越时空，巧妙地写到1991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向中国上海捐赠了一座用3000枚道钉塑造的纪念碑。这时，作家叹息着写道：“也许，这碑文能告慰那些曾献身于太平洋铁路的‘沉默的道钉’。”再比如，在写到武汉铁路局12306客服中心的20多个姑娘的工作状态时，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她们高效率工作同时受到的种种刁难，和她们的“后遗症”：回家怕听电话响，不爱开口说话等，从人性深处进行了微妙的挖掘，让读者备感亲切，备感温暖。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写出速度、精度和温度内涵的厚重之作！
　　因而，我们也可以说，与火车一起成长起来的著名铁路作家王雄，其大半生的准备，或许就是为了创作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