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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中国文坛又迎来了长篇小说大年。贾平凹的《极花》、王安忆的《匿名》、张炜的《独药师》、曹文轩的《蜻蜓眼》、格非的《望春风》、孙慧芬的《寻找张展》、刘继明的《人境》、张翎的《流年物语》等，赋予了长篇小说更为丰富的意蕴。70后作家中路内的《慈悲》、葛亮的《北鸢》、付秀莹的《陌上》、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和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等都在2016年问世。相较于长篇小说的“先声夺人”，201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似乎显得“波澜不惊”，但实则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在不动声色中发生了悄然变化，整体实绩不容小觑。检视201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我发现这些小说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会、乡村—城镇—都市的多重互动中讲述着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在“中国故事”的镜像中，我们可以洞察到城市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景观与当代人的情感困境等，所有一切又共同构成了2016年短篇小说的文学审美图景。
一、历史与现实的交会与互映
一部分作家表现出浓厚的历史情结与现实关怀，2016年短篇小说的历史书写与现实开掘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在历史书写领域，李云雷《纵横四海》通过“少年江湖”勾勒出了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召唤着小人物“我”、二猛、小东等顽皮少年背后的20世纪90年代。麦家《畜生》则讲述了1974年端午节镇上开公判大会的故事，镇邮电所所长、富根瘫子等都被当作“看热闹”的对象，而傻子木瓜之死更是让人感慨“人不如牛，不如畜生”。刘玉栋《锅巴》写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岁月中因一块锅巴而引发的心酸却又温暖的故事。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块锅巴”不仅让人读出了历史的荒谬与残酷，而且也鲜活呈现出人生无常与人性宽厚。姜东霞《张开的苹果树》以备好马车搬家为开篇，借助儿童光凤的眼睛，透过敞开窗户的那束光中显出的批斗地主、毛主席像章、红卫兵等，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剧变。韩少功《枪手》则是青春记忆的书写与反思，派出所所长夏如海用满腔热血、远在美国的夏小梅用锲而不舍、“我”用一则寻人启事共同完成了1967年的青春回忆。面对特殊年代的枪声与劳作，韩少功并未以俯视姿态批判政治高压中的人性与存在，而是把时代刻痕集中到三个青年身上，以个体命运的沉浮串联起“过去”与“现在”的时空，更加切近地书写历史的真实。这类文本的历史呈现总能给人带来深思和震撼。
正如夏小梅说的：“你肯定没有忘记那一切。”诚然，历史既是不能忘却的记忆，又会在现场还原中得以确证历史的真相。朱山坡《革命者》中“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大伯、外出音信全无的祖父、游击队队长的父亲都是“革命者”，大伯为了“革命”不与伯母圆房，祖父被砍头，父亲杀了贪官县长，而“我”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前往省城通风报信，成为“血腥最浓”方向的新“革命者”。这种书写家族命运被时代和历史裹挟前行的还有南翔《回乡》、秦嶺《寻找》。前者以因表哥病危流寓台湾的大舅回乡省亲为叙事线索，母亲、大舅、小舅等在深陷家族恩怨纠葛同时在国族巨变中显隐沉浮，表面的回乡之旅实则是大历史背后的内在创伤与人性痛楚。后者写的是甘肃天水的秦求求当年偷埋了红军连长，却在政治变故和运动中为图自保而多次编造谎言。对莫须有的装有红军血衣的坛子的找寻显示的是人心向背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正视。这种个人史、家族史与国族史的贯通，勾连起了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将历史书写提升到了新境界。
抗战叙事也是2016年短篇小说历史书写的重要向度。房伟的抗战系列短篇小说不再关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聚焦于战火硝烟之外的人和事，试图还原历史现场并将人物融入历史细节之中。《副领事》围绕中国警探曾泰寻找失踪的日本驻南京副领事展开叙事，揭示了1934年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地狱影里的水源清》聚焦日本少佐水清源与加入治安军的中国人蒋巽为叙述核心，独辟蹊径将水源清营救抗战人士作为切入点，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可贵。《小太君》讲诉了抗战期间驻守济南的日本少年兵黑木星羽和中国女孩金娣超越国别、超越战争、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中国野人》把叙事时间放到战后的日本，写的是被掳的中国劳工在日本荒野独自生活了十余年，最终辗转回国的故事。这些小说在中日民族心理结构的冲突中探讨战争中各色人物的悲欢离合与人生命运，充满个人化的生命细节，更深刻地显出历史情感、思想张力与审美风范。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映照出身处其中人们的人生辗转与命运起伏，也与现实和当下交会与互映。刘荣书《旧诗篇》中多年后成为诗人的“我”终于将少年记忆中的李雷、韩梅梅、王浩等人的生活变得清晰，还有那些穿过时空现今清晰的诗句。王苏辛《白夜照相馆》将叙述重心置于城市化进程中新旧的碰撞语境中，乡村的瓦解、人与生活的流动，“白夜照相馆”既成为新移民进入新城市的通行证，也是他们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自我历史的塑造。赵铭与余声、李琅琅与刘一鸣等的微妙关系，是个人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互相抵牾结果的表现。现实题材小说，在历史与现实、时代与生活的显隐之间，呈现出扎实的生活现场与鲜活的时代记录。范小青《谁在我的镜子里》这样一篇现实表现力极强的短篇小说，在极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老吴”们生活中一连串的巧合却是生活被模式化与同质化的真切写照，每个原本独立的个体丧失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性。作家们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故事、透视时代、书写命运，呈现了观照现实与生活的书写途径。
处在现实窘困中挣扎的现代人如何寻找到自身归属，成为一大现实难题。杨少衡《亲自遗忘》、弋舟《随园》、雷默《告密》、晓风《发票》、庞羽《福禄寿》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随园》描写了知识女性杨洁跨越20多年的历史隐痛与生命困顿。《亲自遗忘》中政法委书记、母亲、女孩等都为女孩能上重点中学而努力，诸如遭遇电话诈骗、寻求司法公正、享受教育权等融入其中，但“权力”却是这一努力过程中起主导影响的隐形力量。《发票》中东海大学的刘子仁教授喜获6万科研经费却为发票问题所困扰，只得费尽心力买假发票等报销套现。知识分子应该从众、随俗，抑或是坚守良知？耄耋之年的导师苏夷齐告诫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实际上明晰了价值指向。小说应该是对于复杂生活的艺术提炼和处理，从而窥见世道人心与人性的秘密。在商业化的时代语境下，这类现实题材小说捕捉和挖掘现实生活的内部空间，从故事出发到以故事结束却又尽最大可能逼近现实与历史的真实，蕴含着作家对当代人精神困窘的思考。 二、“城乡中国”的构筑与开掘
当代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是百年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然而，现今中国的乡村、城镇与都市的界限愈加模糊化，更多处于交融与转换的状态，形成了“城乡中国”的样态。201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书写乡村与城市的互动方面，出现富有成效的努力与开拓。一部分作家深度观察生活的时代与现实世界，经由现代“城市”与乡土“故乡”的不断转换，构筑起反映当代中国“乡村—小镇—都市”现实生活的多重叙事谱系。在乡村题材领域，桑原《鸡公车》、王大进《向北方》、文兰《罚》、刘玉栋《南山一夜》、盛可以《喜盈门》、王祥夫《六户底》、晓苏《除藓记》、叶临之《白塔飘飘》等书写了曾经稳固的“乡土”的撕裂与坍塌，以近乎实证的方式揭示了乡村的生活暗疾、人伦崩溃、精神荒芜、人性复杂、金钱与权力的异化等。这种乡村经验的表达充分而自然，也是乡村的现实一种。
王也丹《双面绣》则写的是一个关于乡村女性隐忍的故事，只因嫁给了非爱之人，母亲珍藏并一生守护着那双面绣鞋，直到弥留之际才穿上那双最美最巧的鞋子。一双双面绣鞋不只是坚守爱情的象征，更指涉的是精神的寄托。母亲这样生活在“槐树下”村与“安达木”河边的小人物，他们的孤独、隐忍、坚韧、执着、希望与坚守，恰恰是正在或已经消逝的乡土文化精神所在。欧阳黔森《武陵山人杨七郎》在现代文明社会光怪陆离大背景下生动刻画了散发草莽江湖气息却又有难能可贵血性的“武陵山人杨七郎”形象，深化了对自我的体认与乡土的认同。晓苏《道德模范刘春水》以“找寻刘春水”为开端与线索，在村长罗日欢的努力下，油菜坡村推选的刘春水在激烈的竞争中高居第一当选镇“道德模范”。然而，决意大做宣传的村长与到处躲避的刘春水展开了拉锯战。追根究底，刘春水之所以玩失踪，主要是因“缺妻”困局中催生的道德与伦理的失范与崩塌。
透过“乡土”这一大“背景”，市场不断将乡村纳入自身体系，城乡“断裂”状态越发明晰。既然“乡土”的“窗口”也不再稳固，而城市、乡村所象征的道德价值立场开始出现新变化，于是，曾在乡村的人们出走到城市中谋求新出路。当这个庞大群体涌入城市后，“农村的虚空化”并非乡土书写的失落，反而是“乡土”向“城市”拓展的试验场，深度挖掘人性的深层特质。高君《老猫再见》、周洁茹《佐敦》、周李立《跳绳》、张悦然《天气预报今晚有雪》、欧阳德彬《赤色鸟》聚焦的是深圳、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生存景观。在都市题材领域，走走《久别》、虹影《马兰花开》、张惠雯《欢乐》、白先勇SilentNight、黄蓓佳《布里小镇》、文兰《母语》关注的是海外生活、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
面对色彩斑斓的都市，毕亮《金鱼》中年轻男孩安仔选择蛰伏于大都市深圳，蜗居在单身公寓中无所事事，还得依靠姐姐冬萍的接济维持生存，他在微信认识的同是来自汶川的杨桃屡遭家暴却无力反抗。在灰色的生活中，这种橡皮人更多是活着，没有梦想、没有神经，更没有痛感。陈武《小棉袄》中25岁的胡乐乐不仅没有成为父亲的小棉袄，60多岁的父亲却成了她的老棉袄。在行色匆匆的都市中，来自异乡寄居于北京的老年人的生活与情感需求等成为日渐凸显的问题，父亲与叫大萍的女人的彼此关照恰恰是这类人群生存缩影的写照。罗望子《邂逅之美》中K与苏杨在宁海路的邂逅，褚福金《生死龟》中张晋中与梁媛的情感纠葛，葛芳《一夜长途》中小班与康字的生活等，不约而同地书写着都市男女的欲望与生存状况。朱个《变态反应》将视点从大都市转向小城市，以杨生、杜米为中心书写小城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贯穿小说的过敏性鼻炎是她探寻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与洞察个人处境及其内心世界的有效着力点。在断裂社会境遇中，面对人的精神异化，城市的孤岛化，这类短篇小说不仅记录与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城市创伤，而且还试图寻找着钢筋水泥丛林中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
处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小镇，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有重要作用，也为揭示小镇人生存境遇的小镇文学提供了叙事平台，增加了广度与宽度。在小镇题材领域，这类短篇小说聚焦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常与变。文非《奔跑的树》将故事背景置于被砖墙圈住的叫作莫村的地方；叶临之《一次离别》写的故事发生在景辉公园逐渐扩大的小县城；陈再见《父子》的视点游走于蓬寮区与湖村之间，《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从回县城青年到乡村代课教师，老汤的“说清楚”最终成了无可奈何；黄宁《这一夜草席微凉》让主人公刘晓虻离开城市前往桃源镇当起了镇长助理，欧阳德彬《长毛兔》中下岗的小记者张潮踏上了县城高中生活的回忆之旅。可见，他们选择以小城镇为平台来写小城镇的人与事，一定程度提供了突破“城乡双向”叙事模式探寻“乡村-城镇-都市”书写多样的可能。
尽管作为“小空间”的场景往往被视为是城镇叙事的血脉与经络，但作家并无意以场景来标识小城的空间属性与区域特质，而是侧重书写身处其中的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其生存境遇，從而微观时代，展示人情冷暖与社会变迁。郑小驴《红气球》中房东老板、卖笑女子、刚毕业的大学生、喜欢红气球的小姑娘，共同构成了发生在城中村故事。苏童《万用表》将笔锋对准在乡村传统道德浸润中长大的少年小康与玩世不恭和见多识广的大鬼，小康与大鬼的性格冲突与人生错位，根本上记录的是城乡文化的碰撞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曹军庆《胆小如鼠的那个人》塑造了一个胆小如鼠、卑微怯弱的杨光标形象，但恰是这个半生受尽欺凌和嘲笑的男人养育出了左右逢源的强者儿子杨子良，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黄咏梅《病鱼》则通过写病鱼来反映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人，而那个偌大的鱼缸是社会的缩影。弋舟《出警》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派出所，表面是写老郭、“我”和小吕三代警察的烦琐工作，实质是通过“重点人口”老奎和退休老校长多次报假警，揭示苦熬的人生及其“孤独感”。可以说，这种乡村、小镇与都市的“城乡中国”构筑与人性开掘的小说展示的是在历史、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中交织着现代世界与人心世界的复合空间。如此也恰恰促使作家能够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叙事空间并彰显出迥异多样的写作个性。 三、底层关怀与人性价值立场
2016年的短篇小说在底层书写上的表现依旧突出，以鲜明的现实批判与底层关怀构成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又一重要向度。越来越多的作家深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将笔触伸向底层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身份转移与精神窘境等问题，不仅相对切实地反映了底层群体的情感世界与生存状态，而且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当代浮世绘。一方面，这类小说早已摒弃了暴露与控诉的叙事方式，而是着力表现底层社会的多样与问题，如叶弥《天堂里的一座桥》将目光投向了进城务工人员儿童的生存状态；关仁山《千村月》则聚焦的是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等。另一方面，塑造各色底层人物，向来是底层书写的关注重点。陶丽群《水果早餐》中的送水工老代、许震《厨子建业》中的厨子楚建业、李为民《白兰花香》中在柳春园小区一住20多年的窦长英、汤成难《开往春天的电梯》中的司机李大勇、荆歌《防盗记》中担心家里安全的张方、鲁敏《大宴》中在夹缝中生存的杨早与杨宛、章元《我是你的白内障》中为房子与生存奔忙的窦树发、双雪涛《跷跷板》中的刘一朵、潘绍东《马放光的声音》中下岗工人马放光等，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似乎都难以逃脱悲剧性命运。
书写城市中“异乡人”尤其是底层人艰辛的生存困境，既展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一面，又充满深切人文关怀，特别是在人与城市的关系视域中透视人的抉择或行动，以此牵引出人与城市的存在状态。徐则臣《狗叫了一天·日月山》讲的是一个“北漂”的故事，行健和米萝趁着主人外出“教训”了打搅他们好梦的狗，不料狗疯狂奔跑导致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徐则臣通过狗叫这样一件寻常的小事，揭示了以贩卖水果为职业的张大川和李小红夫妇、昼伏夜出打小广告的行健和米萝等底层人物的“互害”，深掘了“北漂”族的精神焦虑与人性基底。王手《阿玛尼》写了一个患罕见疾病的儿子的母亲迫于生存而冒险开设地下赌庄，乃至到耄耋之年“脑子身手都好”的辛酸故事。同样的写母爱，向本贵《年关》中一心为儿女的老母亲与无心侍奉母亲的儿女形成了强烈对比，无奈又伤感的笔调中隐现着对底层农民生存境遇与现实生活的思考。安勇《舌头》以女工小玉与男友的爱情和被小玉咬掉舌头的男青年的母亲进城寻舌头为线索，聚焦的是农村进城的农村青年的性压抑与性苦闷问题，以悲悯情怀切入人物的情感深层。刘鹏艳《月城春》写了盲少年与跛少年的自尊，重新体察了被烟火红尘熏染封闭的“视而不见”的底层世界。可以说，这类小说以饱满可感的底层人物与事件的书写，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容量，很好地切中了时代脉动，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群像与个体之间体悟着阶层冲撞与人心交互，更刻下了“中国故事”的人性标痕。
从价值指向来看，小说的文字最终呈现的并非作家的逻辑，而是人性的逻辑。这种蕴含于小说中的人性立场决定了小说的价值指向。从整体来看，不论是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还是“城乡中国”的构筑，更多是站在底层和人文关怀的立场予以观照，表现出对于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书写情感的小说更为直接地表现出了人性价值立场。邱华栋《云柜》、邓一光《王子厨房的老鼠，或者家乡菜》、黎晗《国欢寺》、姚鄂梅《止痛令》、邱华栋《十渡》、须一瓜《灰鲸》、蓝石《朋友一场》、程青《梅子黄时雨》、张悦然《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周嘉宁《大湖》、周李立《跳绳》、鲁敏《拥抱》、欧阳德彬《赤色鸟》、寒郁《草木爱情》、于怀岸《金龙桥，或夜的秘密》、卞优文《考据》、王威廉《鲨在黑暗中》、禹风《七天》等，都是以爱情、亲情、友情等为故事主体，扎根于日常生活中书写着生命的具象与抽象，演绎出纷繁复杂的人性景观。
尽管短篇小说并不是以讲故事见长，但作家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尽可能发挥了情感的长处，以生命体验与情感内蕴为发展线索，由情入事、以情写人。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写的是周素格与乔兰森发普通日常生活，恰是再普通不過的生活却是耗尽周素格心力的“战争”。原本有学识与情趣的丈夫乔兰森智力与记忆受损，使得周素格陷入护理病患的现实困境与呵护责任自由与生命尊严的道德困境。表面是身处绝境无处突围的生活，却因周素格从拒绝到共同承受的态度转变，得以重新迎来了家庭、生活、情感的新生。李月峰《不过如此》中平庸麻木的芳芳在生活与情感中信奉“不过如此”，但琐碎生活与卑微生命背后是一个普通女人做好自己而不轻易干扰他人的真诚所在。张世勤《远山》用“老牛”与“转弯”串起了青树与红苗在父亲去世后内心的哀伤与怀想，直击平凡人内心情感的柔软之处。周嘉宁《盛夏的远足》中晓凡、李诗、丘和小林等朋友随青春匆匆流逝，所有时光与青春都被时光雕刻。于一爽《人生何处不相逢》中在沈小夏与表哥的对话中展现了情爱、生死、相逢与离别之间的微妙关系。甫跃辉《阿童尼》对去世表哥的回忆与怀念中隐含反思与感伤。祁媛《黄眼珠》讲述了“我”、解兆元、刘悦等的情感纠葛，书写了命运无常却无能为力的疼痛。可以说，这类小说经由情感进入日常生活与人性深处，连接到更广阔的认知世界。
米兰·昆德拉曾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显然，2016年的短篇小说的“发现”是用普通小人物召唤历史与现实，勾连起乡村、城镇与都市中的人物、语言、起居、风俗与人心等，多维度多层面书写“中国问题”。如此，既表现了小情绪与小场景，又写出了大格局与大气场，显示了短篇小说拓展题材领域、探寻人心复杂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在面对情感痴缠与世事无常，罗布次仁《葡萄树上的蓝月亮》、江洋才让《午夜的孩子》、艾玛《跟马德说再见》、温文锦《寺雪》、文珍《拉萨之夜，或反南加巴瓦》、张允《新疆是个好地方》、但及《拉萨，拉萨》等心灵净化与灵魂慰藉的指向使拉萨、新疆、内蒙古及其深层的藏族文化、草原文化、宗教文化等与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由此构成了超越世俗苦难的载体，情意饱满，耐人寻味。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2015年度博士专项“江苏作家群落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项目号为：JSNU2015BZ24。）
一、历史与现实的交会与互映
一部分作家表现出浓厚的历史情结与现实关怀，2016年短篇小说的历史书写与现实开掘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在历史书写领域，李云雷《纵横四海》通过“少年江湖”勾勒出了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召唤着小人物“我”、二猛、小东等顽皮少年背后的20世纪90年代。麦家《畜生》则讲述了1974年端午节镇上开公判大会的故事，镇邮电所所长、富根瘫子等都被当作“看热闹”的对象，而傻子木瓜之死更是让人感慨“人不如牛，不如畜生”。刘玉栋《锅巴》写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岁月中因一块锅巴而引发的心酸却又温暖的故事。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块锅巴”不仅让人读出了历史的荒谬与残酷，而且也鲜活呈现出人生无常与人性宽厚。姜东霞《张开的苹果树》以备好马车搬家为开篇，借助儿童光凤的眼睛，透过敞开窗户的那束光中显出的批斗地主、毛主席像章、红卫兵等，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剧变。韩少功《枪手》则是青春记忆的书写与反思，派出所所长夏如海用满腔热血、远在美国的夏小梅用锲而不舍、“我”用一则寻人启事共同完成了1967年的青春回忆。面对特殊年代的枪声与劳作，韩少功并未以俯视姿态批判政治高压中的人性与存在，而是把时代刻痕集中到三个青年身上，以个体命运的沉浮串联起“过去”与“现在”的时空，更加切近地书写历史的真实。这类文本的历史呈现总能给人带来深思和震撼。
正如夏小梅说的：“你肯定没有忘记那一切。”诚然，历史既是不能忘却的记忆，又会在现场还原中得以确证历史的真相。朱山坡《革命者》中“离经叛道、伤风败俗”的大伯、外出音信全无的祖父、游击队队长的父亲都是“革命者”，大伯为了“革命”不与伯母圆房，祖父被砍头，父亲杀了贪官县长，而“我”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前往省城通风报信，成为“血腥最浓”方向的新“革命者”。这种书写家族命运被时代和历史裹挟前行的还有南翔《回乡》、秦嶺《寻找》。前者以因表哥病危流寓台湾的大舅回乡省亲为叙事线索，母亲、大舅、小舅等在深陷家族恩怨纠葛同时在国族巨变中显隐沉浮，表面的回乡之旅实则是大历史背后的内在创伤与人性痛楚。后者写的是甘肃天水的秦求求当年偷埋了红军连长，却在政治变故和运动中为图自保而多次编造谎言。对莫须有的装有红军血衣的坛子的找寻显示的是人心向背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正视。这种个人史、家族史与国族史的贯通，勾连起了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将历史书写提升到了新境界。
抗战叙事也是2016年短篇小说历史书写的重要向度。房伟的抗战系列短篇小说不再关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聚焦于战火硝烟之外的人和事，试图还原历史现场并将人物融入历史细节之中。《副领事》围绕中国警探曾泰寻找失踪的日本驻南京副领事展开叙事，揭示了1934年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地狱影里的水源清》聚焦日本少佐水清源与加入治安军的中国人蒋巽为叙述核心，独辟蹊径将水源清营救抗战人士作为切入点，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可贵。《小太君》讲诉了抗战期间驻守济南的日本少年兵黑木星羽和中国女孩金娣超越国别、超越战争、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中国野人》把叙事时间放到战后的日本，写的是被掳的中国劳工在日本荒野独自生活了十余年，最终辗转回国的故事。这些小说在中日民族心理结构的冲突中探讨战争中各色人物的悲欢离合与人生命运，充满个人化的生命细节，更深刻地显出历史情感、思想张力与审美风范。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映照出身处其中人们的人生辗转与命运起伏，也与现实和当下交会与互映。刘荣书《旧诗篇》中多年后成为诗人的“我”终于将少年记忆中的李雷、韩梅梅、王浩等人的生活变得清晰，还有那些穿过时空现今清晰的诗句。王苏辛《白夜照相馆》将叙述重心置于城市化进程中新旧的碰撞语境中，乡村的瓦解、人与生活的流动，“白夜照相馆”既成为新移民进入新城市的通行证，也是他们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自我历史的塑造。赵铭与余声、李琅琅与刘一鸣等的微妙关系，是个人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互相抵牾结果的表现。现实题材小说，在历史与现实、时代与生活的显隐之间，呈现出扎实的生活现场与鲜活的时代记录。范小青《谁在我的镜子里》这样一篇现实表现力极强的短篇小说，在极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老吴”们生活中一连串的巧合却是生活被模式化与同质化的真切写照，每个原本独立的个体丧失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性。作家们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故事、透视时代、书写命运，呈现了观照现实与生活的书写途径。
处在现实窘困中挣扎的现代人如何寻找到自身归属，成为一大现实难题。杨少衡《亲自遗忘》、弋舟《随园》、雷默《告密》、晓风《发票》、庞羽《福禄寿》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随园》描写了知识女性杨洁跨越20多年的历史隐痛与生命困顿。《亲自遗忘》中政法委书记、母亲、女孩等都为女孩能上重点中学而努力，诸如遭遇电话诈骗、寻求司法公正、享受教育权等融入其中，但“权力”却是这一努力过程中起主导影响的隐形力量。《发票》中东海大学的刘子仁教授喜获6万科研经费却为发票问题所困扰，只得费尽心力买假发票等报销套现。知识分子应该从众、随俗，抑或是坚守良知？耄耋之年的导师苏夷齐告诫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实际上明晰了价值指向。小说应该是对于复杂生活的艺术提炼和处理，从而窥见世道人心与人性的秘密。在商业化的时代语境下，这类现实题材小说捕捉和挖掘现实生活的内部空间，从故事出发到以故事结束却又尽最大可能逼近现实与历史的真实，蕴含着作家对当代人精神困窘的思考。 二、“城乡中国”的构筑与开掘
当代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是百年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然而，现今中国的乡村、城镇与都市的界限愈加模糊化，更多处于交融与转换的状态，形成了“城乡中国”的样态。201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书写乡村与城市的互动方面，出现富有成效的努力与开拓。一部分作家深度观察生活的时代与现实世界，经由现代“城市”与乡土“故乡”的不断转换，构筑起反映当代中国“乡村—小镇—都市”现实生活的多重叙事谱系。在乡村题材领域，桑原《鸡公车》、王大进《向北方》、文兰《罚》、刘玉栋《南山一夜》、盛可以《喜盈门》、王祥夫《六户底》、晓苏《除藓记》、叶临之《白塔飘飘》等书写了曾经稳固的“乡土”的撕裂与坍塌，以近乎实证的方式揭示了乡村的生活暗疾、人伦崩溃、精神荒芜、人性复杂、金钱与权力的异化等。这种乡村经验的表达充分而自然，也是乡村的现实一种。
王也丹《双面绣》则写的是一个关于乡村女性隐忍的故事，只因嫁给了非爱之人，母亲珍藏并一生守护着那双面绣鞋，直到弥留之际才穿上那双最美最巧的鞋子。一双双面绣鞋不只是坚守爱情的象征，更指涉的是精神的寄托。母亲这样生活在“槐树下”村与“安达木”河边的小人物，他们的孤独、隐忍、坚韧、执着、希望与坚守，恰恰是正在或已经消逝的乡土文化精神所在。欧阳黔森《武陵山人杨七郎》在现代文明社会光怪陆离大背景下生动刻画了散发草莽江湖气息却又有难能可贵血性的“武陵山人杨七郎”形象，深化了对自我的体认与乡土的认同。晓苏《道德模范刘春水》以“找寻刘春水”为开端与线索，在村长罗日欢的努力下，油菜坡村推选的刘春水在激烈的竞争中高居第一当选镇“道德模范”。然而，决意大做宣传的村长与到处躲避的刘春水展开了拉锯战。追根究底，刘春水之所以玩失踪，主要是因“缺妻”困局中催生的道德与伦理的失范与崩塌。
透过“乡土”这一大“背景”，市场不断将乡村纳入自身体系，城乡“断裂”状态越发明晰。既然“乡土”的“窗口”也不再稳固，而城市、乡村所象征的道德价值立场开始出现新变化，于是，曾在乡村的人们出走到城市中谋求新出路。当这个庞大群体涌入城市后，“农村的虚空化”并非乡土书写的失落，反而是“乡土”向“城市”拓展的试验场，深度挖掘人性的深层特质。高君《老猫再见》、周洁茹《佐敦》、周李立《跳绳》、张悦然《天气预报今晚有雪》、欧阳德彬《赤色鸟》聚焦的是深圳、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生存景观。在都市题材领域，走走《久别》、虹影《马兰花开》、张惠雯《欢乐》、白先勇SilentNight、黄蓓佳《布里小镇》、文兰《母语》关注的是海外生活、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
面对色彩斑斓的都市，毕亮《金鱼》中年轻男孩安仔选择蛰伏于大都市深圳，蜗居在单身公寓中无所事事，还得依靠姐姐冬萍的接济维持生存，他在微信认识的同是来自汶川的杨桃屡遭家暴却无力反抗。在灰色的生活中，这种橡皮人更多是活着，没有梦想、没有神经，更没有痛感。陈武《小棉袄》中25岁的胡乐乐不仅没有成为父亲的小棉袄，60多岁的父亲却成了她的老棉袄。在行色匆匆的都市中，来自异乡寄居于北京的老年人的生活与情感需求等成为日渐凸显的问题，父亲与叫大萍的女人的彼此关照恰恰是这类人群生存缩影的写照。罗望子《邂逅之美》中K与苏杨在宁海路的邂逅，褚福金《生死龟》中张晋中与梁媛的情感纠葛，葛芳《一夜长途》中小班与康字的生活等，不约而同地书写着都市男女的欲望与生存状况。朱个《变态反应》将视点从大都市转向小城市，以杨生、杜米为中心书写小城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贯穿小说的过敏性鼻炎是她探寻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与洞察个人处境及其内心世界的有效着力点。在断裂社会境遇中，面对人的精神异化，城市的孤岛化，这类短篇小说不仅记录与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城市创伤，而且还试图寻找着钢筋水泥丛林中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
处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小镇，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有重要作用，也为揭示小镇人生存境遇的小镇文学提供了叙事平台，增加了广度与宽度。在小镇题材领域，这类短篇小说聚焦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常与变。文非《奔跑的树》将故事背景置于被砖墙圈住的叫作莫村的地方；叶临之《一次离别》写的故事发生在景辉公园逐渐扩大的小县城；陈再见《父子》的视点游走于蓬寮区与湖村之间，《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从回县城青年到乡村代课教师，老汤的“说清楚”最终成了无可奈何；黄宁《这一夜草席微凉》让主人公刘晓虻离开城市前往桃源镇当起了镇长助理，欧阳德彬《长毛兔》中下岗的小记者张潮踏上了县城高中生活的回忆之旅。可见，他们选择以小城镇为平台来写小城镇的人与事，一定程度提供了突破“城乡双向”叙事模式探寻“乡村-城镇-都市”书写多样的可能。
尽管作为“小空间”的场景往往被视为是城镇叙事的血脉与经络，但作家并无意以场景来标识小城的空间属性与区域特质，而是侧重书写身处其中的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其生存境遇，從而微观时代，展示人情冷暖与社会变迁。郑小驴《红气球》中房东老板、卖笑女子、刚毕业的大学生、喜欢红气球的小姑娘，共同构成了发生在城中村故事。苏童《万用表》将笔锋对准在乡村传统道德浸润中长大的少年小康与玩世不恭和见多识广的大鬼，小康与大鬼的性格冲突与人生错位，根本上记录的是城乡文化的碰撞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曹军庆《胆小如鼠的那个人》塑造了一个胆小如鼠、卑微怯弱的杨光标形象，但恰是这个半生受尽欺凌和嘲笑的男人养育出了左右逢源的强者儿子杨子良，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黄咏梅《病鱼》则通过写病鱼来反映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人，而那个偌大的鱼缸是社会的缩影。弋舟《出警》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派出所，表面是写老郭、“我”和小吕三代警察的烦琐工作，实质是通过“重点人口”老奎和退休老校长多次报假警，揭示苦熬的人生及其“孤独感”。可以说，这种乡村、小镇与都市的“城乡中国”构筑与人性开掘的小说展示的是在历史、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中交织着现代世界与人心世界的复合空间。如此也恰恰促使作家能够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叙事空间并彰显出迥异多样的写作个性。 三、底层关怀与人性价值立场
2016年的短篇小说在底层书写上的表现依旧突出，以鲜明的现实批判与底层关怀构成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又一重要向度。越来越多的作家深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将笔触伸向底层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身份转移与精神窘境等问题，不仅相对切实地反映了底层群体的情感世界与生存状态，而且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当代浮世绘。一方面，这类小说早已摒弃了暴露与控诉的叙事方式，而是着力表现底层社会的多样与问题，如叶弥《天堂里的一座桥》将目光投向了进城务工人员儿童的生存状态；关仁山《千村月》则聚焦的是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等。另一方面，塑造各色底层人物，向来是底层书写的关注重点。陶丽群《水果早餐》中的送水工老代、许震《厨子建业》中的厨子楚建业、李为民《白兰花香》中在柳春园小区一住20多年的窦长英、汤成难《开往春天的电梯》中的司机李大勇、荆歌《防盗记》中担心家里安全的张方、鲁敏《大宴》中在夹缝中生存的杨早与杨宛、章元《我是你的白内障》中为房子与生存奔忙的窦树发、双雪涛《跷跷板》中的刘一朵、潘绍东《马放光的声音》中下岗工人马放光等，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似乎都难以逃脱悲剧性命运。
书写城市中“异乡人”尤其是底层人艰辛的生存困境，既展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一面，又充满深切人文关怀，特别是在人与城市的关系视域中透视人的抉择或行动，以此牵引出人与城市的存在状态。徐则臣《狗叫了一天·日月山》讲的是一个“北漂”的故事，行健和米萝趁着主人外出“教训”了打搅他们好梦的狗，不料狗疯狂奔跑导致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徐则臣通过狗叫这样一件寻常的小事，揭示了以贩卖水果为职业的张大川和李小红夫妇、昼伏夜出打小广告的行健和米萝等底层人物的“互害”，深掘了“北漂”族的精神焦虑与人性基底。王手《阿玛尼》写了一个患罕见疾病的儿子的母亲迫于生存而冒险开设地下赌庄，乃至到耄耋之年“脑子身手都好”的辛酸故事。同样的写母爱，向本贵《年关》中一心为儿女的老母亲与无心侍奉母亲的儿女形成了强烈对比，无奈又伤感的笔调中隐现着对底层农民生存境遇与现实生活的思考。安勇《舌头》以女工小玉与男友的爱情和被小玉咬掉舌头的男青年的母亲进城寻舌头为线索，聚焦的是农村进城的农村青年的性压抑与性苦闷问题，以悲悯情怀切入人物的情感深层。刘鹏艳《月城春》写了盲少年与跛少年的自尊，重新体察了被烟火红尘熏染封闭的“视而不见”的底层世界。可以说，这类小说以饱满可感的底层人物与事件的书写，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容量，很好地切中了时代脉动，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群像与个体之间体悟着阶层冲撞与人心交互，更刻下了“中国故事”的人性标痕。
从价值指向来看，小说的文字最终呈现的并非作家的逻辑，而是人性的逻辑。这种蕴含于小说中的人性立场决定了小说的价值指向。从整体来看，不论是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还是“城乡中国”的构筑，更多是站在底层和人文关怀的立场予以观照，表现出对于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书写情感的小说更为直接地表现出了人性价值立场。邱华栋《云柜》、邓一光《王子厨房的老鼠，或者家乡菜》、黎晗《国欢寺》、姚鄂梅《止痛令》、邱华栋《十渡》、须一瓜《灰鲸》、蓝石《朋友一场》、程青《梅子黄时雨》、张悦然《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周嘉宁《大湖》、周李立《跳绳》、鲁敏《拥抱》、欧阳德彬《赤色鸟》、寒郁《草木爱情》、于怀岸《金龙桥，或夜的秘密》、卞优文《考据》、王威廉《鲨在黑暗中》、禹风《七天》等，都是以爱情、亲情、友情等为故事主体，扎根于日常生活中书写着生命的具象与抽象，演绎出纷繁复杂的人性景观。
尽管短篇小说并不是以讲故事见长，但作家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尽可能发挥了情感的长处，以生命体验与情感内蕴为发展线索，由情入事、以情写人。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写的是周素格与乔兰森发普通日常生活，恰是再普通不過的生活却是耗尽周素格心力的“战争”。原本有学识与情趣的丈夫乔兰森智力与记忆受损，使得周素格陷入护理病患的现实困境与呵护责任自由与生命尊严的道德困境。表面是身处绝境无处突围的生活，却因周素格从拒绝到共同承受的态度转变，得以重新迎来了家庭、生活、情感的新生。李月峰《不过如此》中平庸麻木的芳芳在生活与情感中信奉“不过如此”，但琐碎生活与卑微生命背后是一个普通女人做好自己而不轻易干扰他人的真诚所在。张世勤《远山》用“老牛”与“转弯”串起了青树与红苗在父亲去世后内心的哀伤与怀想，直击平凡人内心情感的柔软之处。周嘉宁《盛夏的远足》中晓凡、李诗、丘和小林等朋友随青春匆匆流逝，所有时光与青春都被时光雕刻。于一爽《人生何处不相逢》中在沈小夏与表哥的对话中展现了情爱、生死、相逢与离别之间的微妙关系。甫跃辉《阿童尼》对去世表哥的回忆与怀念中隐含反思与感伤。祁媛《黄眼珠》讲述了“我”、解兆元、刘悦等的情感纠葛，书写了命运无常却无能为力的疼痛。可以说，这类小说经由情感进入日常生活与人性深处，连接到更广阔的认知世界。
米兰·昆德拉曾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显然，2016年的短篇小说的“发现”是用普通小人物召唤历史与现实，勾连起乡村、城镇与都市中的人物、语言、起居、风俗与人心等，多维度多层面书写“中国问题”。如此，既表现了小情绪与小场景，又写出了大格局与大气场，显示了短篇小说拓展题材领域、探寻人心复杂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在面对情感痴缠与世事无常，罗布次仁《葡萄树上的蓝月亮》、江洋才让《午夜的孩子》、艾玛《跟马德说再见》、温文锦《寺雪》、文珍《拉萨之夜，或反南加巴瓦》、张允《新疆是个好地方》、但及《拉萨，拉萨》等心灵净化与灵魂慰藉的指向使拉萨、新疆、内蒙古及其深层的藏族文化、草原文化、宗教文化等与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由此构成了超越世俗苦难的载体，情意饱满，耐人寻味。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2015年度博士专项“江苏作家群落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项目号为：JSNU2015BZ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