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小崗村，人们总会自然想起40年前，位于安徽滁县地区凤阳县梨园公社境内小岗生产队的20户人家，那里的“18条汉子”为了解决吃饭与生存问题，不怕坐牢、杀头，摁下了红手印，敢为人先，率先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壮举，诞生了我国第一份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在地区文工团担任摄影宣传员的汪强有幸走进了小岗的土地，他被乡亲们的无畏精神所感动，于是由从工作任务性质的宣传报道拍摄到后来的用心记录，一发不可收地持续拍摄了40年。
　　在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汪强可谓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上至县长书记，下至村夫顽童，几乎都认识这个脖子上吊着照相机，常年四处转悠的摄影师。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汪强初中未毕业，就因家贫而辍学了。当时为了生计，他先在滁县地区京剧团做布景，翻跟斗，跑龙套，跌打滚爬，据说因此练得一身武功。后来，他“跳槽”进了地区文工团干上了舞美设计。因中学时曾跟老师学过摄影，所以名正言顺地兼营起了摄影宣传工作。当年，这滁县地区文工团可非同一般，毛主席他老人家曾为之亲笔题词—“面向农村”，于是，文工团理所当然地常年在农村演出，为贫下中农送戏上门。也正是在文工团的下乡演出活动中，汪强熟悉了农村生活，也越发爱上了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父老，并开始用镜头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1980年，也是一种机遇，正赶上《滁州报》复刊，汪强再次改换门庭，到报社当上了一名专职摄影记者。他心中不觉狂喜，这样一来就能更多地去凤阳，特别是小岗村采访了！说来也怪，汪强只要 一踏上凤阳的土地，采访欲望、拍摄灵感便油然而生。他无数次来到小岗生产队，拍下了当年大包干时许多至今令人难忘的瞬间。汪强意识到，记录凤阳地区改革的历史，是时代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当仁不让。也不得不佩服汪强的韧劲，40年如一日，凭着自己的“贴近优势”，长年跟踪报道，把镜头牢牢对准凤阳大地上的千变万化；难怪人们称他是“凤阳通”，也难怪小岗人把他当作荣誉村民和小岗村的“新闻发布官”。


　　40年来，小岗人的生活从“非常态”转入“常态”，从“非凡”趋于“平凡”，就像过日子一样，支撑汪强继续拍摄的已不是激情，而是习惯，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小岗人从大时代中的气象万千转为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汪强则从大背景，大事件的动态记录，渐渐改变为以“摄影日记”形式、平实的镜头语言对农民家庭生活状态的描摹，乃至对普通村民个人命运的关注。这也使汪强的拍摄视角得到了拓宽，他更注重记录小岗人的生活细节，持续记录着小岗18户带头人家中的生活变化，村子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点滴发展，特别是小岗人作为普通的中国农民的日常喜怒哀乐。小岗人的坎坷、徘徊与奋进之路，小岗人的悲欢离合皆是歌，他们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农民在这个时代的缩影。
　　谈及40年的摄影经历，汪强曾说，自己形如乞丐，状如疯子，常人难以理解。他住过农家的瓜棚，睡过农民的汽车；为拍渔家灯火，他心甘情愿地蜷缩在渔船里连冻了两个晚上；为了抢农民上访的镜头，他被警卫人员捉进了审讯室；拍摄村头赌场时，又遭到一伙赌徒的围攻殴打。至于他曾在省报上发表的反映凤阳“卖粮难”的照片，更是平添了不少麻烦，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汪强也曾苦笑着说：“过去有人说我采访时像苍蝇一样令人讨厌，而现在成功了人家又说我像蜜蜂一样可爱。”


　　有一回凤阳专业户进京开会，汪强也随同前往。可是上面有规定，“小报记者” 没有采访名额。这一来，把一些“小报记者”给气炸了，有些人当即拂袖而去。汪强则不动声色，变着法子软磨硬泡。不安排住宿，他就睡在会客厅的沙发上，不安排伙食，他就喝一口开水就一 口面包。精诚所至，会务人员终于被感动了，特许他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城楼摄影采访，汪强于是得以拍下了许多宝贵的镜头，不少作品后来还得了奖。1989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平来凤阳视察。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也不准“小报记者”采访。那时，农民最担心的是政策会变。汪强心想，宋平能来凤阳，不正说明了中央对“大包干”的态度 · 作为记者，怎么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在采访中，他多次被阻，可汪强硬是换了五辆车，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采访拍摄。其中题为“宋平访凤阳—农村政策不会变”的新闻照片还获得了1989年全国地市报新闻摄影优秀奖。


　　正是多年来采访拍摄的酸甜苦辣，使汪强坚信，摄影的特质在于朴实的记录，它承载着历史与社会责任，紧系着百姓生活的发展变迁，摄影者的忠实记录会成为留给未来人们的文献影像，这也是摄影术发展至今赋予摄影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他谈到，作为新闻摄影工作者，能为中国农村改革源头—小岗村40年的发展留下一些影像史料，以此来折射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缩影，留存永恒，即使历尽艰辛，也责无旁贷，苦有所乐，累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