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在网上颇为热闹。其中不乏耸人听闻之语，比如渲染夸大沿“一带一路”可能出现的人口迁移大潮及其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等，但也确实提醒人们应该更加关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做到有预判有对策，从而避凶趋吉，实现相关各方利益最大化。
　　平常心和按市场规律办事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最大的安全保障。中国过去若干年出去找油的进退得失表明，敌情意识过高，防围堵心态过重，常常会给本应以商业考量为重的投资决策带来扭曲，甚至会因为政治考量明显低估相关地缘政治风险，从而给企业和国家利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不应被过度解读为应对美国重返亚太而开辟新的战略空间之举。以“一带一路”涵盖的幅员之辽阔，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之繁多，理应被构建为一个开放互利的经济发展平台。海上新丝绸之路固然与亚太经合组织所涵盖的区域多有重合，絲绸之路经济带当然也不能“无视”美国的存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合作。无论是海上新丝绸之路，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包含若干高风险区块，面临各种极端势力的威胁，我们理应高举以发展促和平的旗帜，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围绕“一带一路”建立战略互信，这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区域安全框架的构建，都有着积极的正面作用。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亦不应强调对“中国模式”的输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奇迹令中国经验有着强大的示范和溢出效应，但由于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基础设施投资加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路径不见得适用于每个经济体。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拥有的稳定政局、相对成熟的劳动力大军、相对齐全的工业配套体系和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及上述因素的叠加效应，也很难再集中复制。
　　对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比具体模式的复制或移植更重要的是构建有利于发展的内生型政经生态，由此所产生的资金、基建和技术转移需求，可以由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以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积极主动因势利导，但切忌急功近利，甚至引起对方猜忌。
　　从这个意义上讲，沿“一带一路”的投资和经贸发展应该更多采取国家搭台民间唱戏的形式。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构建有利于双方经贸往来的政经架构，而具体的商机则由双方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去具体寻求与把握。从历史上看，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兴盛都是由畅旺的民间贸易需求推动的结果，虽然沿线政权所提供的通过便利和治安保障也不可或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对基建的需求肯定有利于缓解中国的产能过剩，但彼此间的合作不应过于集中围绕产能推销来进行。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以消化产能为出发点的政策，往往因成本偏高而不可持续，甚至带来迟滞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效应，比如家电下乡，比如新农村建设。比输出产能更重要的是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加速推进各种改革，尤其是推进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比如以PPP模式进行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民间资本沿“一带一路”布局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应以人为本，而不能见物不见人。沿“一带一路”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和能源资源库存，也是有着各自历史传承、特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广大民众世世代代休养生息之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如何求同存异，互利共荣，如何构建普惠式包容性发展模式，让社会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促进族群融合，如何有效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推进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避免发展的陷阱，树立区域公共治理典范，都将决定“一带一路”战略的成色。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是首先要把家门口的事儿办好。“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级长远战略，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一带一路”上的新疆、西藏、广西、云南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相对滞后，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性。而尽快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更有利于内引外联统筹协调整个“一带一路”地区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