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阿来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尘埃落地》等作品在主流文学评价中获得热烈赞誉的同时，却不得不接受一种近乎偏执的质疑。有研究者认为阿来的创作以“汉民族思维方式为主，以藏民族思维为补充”，“希望阿来的创作有更多的本民族新的存续和发展，在民族内在的历史文化中不断锻造，不仅仅有现代意识的鲜明，更要有守候民族惯有的理性和思辨的恒力”，因而对其创作及其体现的文化身份进行隐晦的批评。①2009年，在完成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格萨尔王》之后，阿来在一次记者访谈中坦陈内心多年的压力：“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就陷在这样的境地里。”②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指责，阿来做出的回应也极为低调和谨慎。阿来强调，当你所处的民族还没有达到同你一样的理性层面时，你想对它有所批评会有些不忍。因为一旦批判它，就会被认为站在强势文化这一面。其实，阿来的这种创作压力与其说是来自个体的文化身份困境，不如说是代表着少数民族作家在现代性进程中力求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的文化与自我身份的不易。
　　当然，阿来文化身份建构历程的精神起点有其特殊性。他有着天然的多重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成名后，在很多散文、访谈和演讲中，阿来都特别强调自己创作中身份构成的复杂：在族群身份认同上，阿来自述“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这种表述并非多此一举，因为在阿来的出生地阿坝，村落的原住民属于今天被称为“嘉绒藏族”的族群，村落内还生活着部分汉、回、羌移民和他们与原住民通婚的后代。根据民族学家的研究，这一地区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与文化接壤的相互关联使多民族血缘、文化“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一特殊族群确实存在“无界的身份”问题，身份现实和身份感充满着不确定。这种“身份边界的模糊或破碎”产生的不确定给当事人带来程度不同的苦恼和焦虑，由此引发“我是谁”的表述危机。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描述了嘉绒藏族特有的心态：“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的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真正的藏族和真正的汉族都有点看不起你。”
　　作家对身份认同远比常人敏感，相对于族群认同，更难的是文化身份上血亲般自我确认与深刻体认。阿来曾经多次进行虔诚的“还愿之旅”。在创作《尘埃落地》、《大地的阶梯》、《格萨尔王》的前后，他遍访阿坝的各个角落和广大的川西北藏区，踏访藏传佛教的寺庙，与寺院僧人交游。与形形色色的汉人、藏人广泛接触，从民间收集资料，大量阅读有关藏族佛教和历史的书籍，梳理并形成了他思想观念中的阿坝藏族历史文化概念，不断强化深化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但是，由于使用汉语完成现代教育，并进行文学创作，因此阿来的文化身份，实际上是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艰难流浪，并产生一种“异质感与疏离感”。也正是这种“流浪”使他具有“最初的文学敏感”③。阿来在《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一文中曾以“月亮”为例说明，如果将汉语作为公共语言，一种在中华民族延续了千年的族际语，自己的创作完全能体现独特的本民族性。“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就没有这种暗示，只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映像，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感受融入了汉语。”阿来并不认为使用汉语写作就丧失了宝贵的民族性，这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民族文化观。“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一个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其文化已经不可能独自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演进了。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④在这里，阿来关于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的观点无疑更强调当下真实状态与历史的建构性，他反对关于西藏文化的“流行的那些过于符号化的内容”。藏族文化不再只是一个神秘、遥远、浪漫的代名词，而是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存在。那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将西藏美化为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带有乌托邦色彩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这些反历史的、理想色彩浓厚的西藏文化想象，在熟悉当代西方理论的阿来看来只不过是西方知识界另一个“东方主义”的文化投射物。
　　阿来的思想意识构成，总的来说是以现代理性为基础的知识积累、观察和经验，包括一种具体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比如在宗教观方面，有着藏族身份的阿来说，他不具体地信教，但对前世今生的说法都能理解。他坦言“知识把我解放出来了”，“佛教经典中的很多思想我是认同的，但让去寺院参拜顶礼，我是不会的。我观察自然，大自然的一颦一笑，会告诉我很多东西，自然界的可能性、丰富性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我的看法是，不要总是关注他们的宗教，仿佛藏族就只有佛教。那是表象的东西，要看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大自然，多观察藏人的日常生活，从中你能得到更丰富的信息”。⑤在《大地的阶梯——雪梨之乡金川》中阿来写道：“新建的寺院却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藏传佛教的寺院已然失去了它的基础——群众的基础与信仰的基础。勉强的维持反倒显出了某种不识时务的寒伧。虽然这其中也不乏某种悲剧性的色彩。”这里，藏传佛教的寺院作为一种逝去历史的符号，阿来并没有将其神秘化，凸显的是它与当下人心的错位，透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巨变。
　　再比如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在藏族人传统的观念中，写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泄露上天的秘密。在藏区《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中，有的在讲述时依然会有神灵附体的激情状态。作为一名现代作家，阿来已经不可能将创作视作“神授”的迷狂。重述格萨尔王，阿来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通过到藏民族腹地调查研究、钻研史诗、核实和筛选史料来把握题材。从他谈创作的文字可以看到，创作是一个经验知识性的积累过程，甚至是一个艰难的文化选择、融合过程。譬如阿来曾经谈到写诗和接受外国作家的经历，“是逐渐从模仿到独立的一个漫长过程。就像我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⑥。阿来明确地把创作经验获取视为知识经验的长期习得的过程，是个体历史经验表达和精神反省的组成部分，和上天“神授”无关。
　　作为一名深刻的少数民族现代历史的观察者和表现者，阿来对现代性的认识远比上世纪80年代扎西达娃那一批作家对现代化的歌颂态度要复杂。这表现为除了对现代过程的理解性态度，也包括对现代的反思，并且寻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本民族的视角，即从地方性经验出发，最终抵达那种普遍的人类主题和人性关怀，自觉地将嘉绒藏族地区的地域元素和地方性知识转换为一种普遍性的人性叙事。《空山》中，在对藏地“机村”漫长历史书写中，有意识地去寻求和表现藏地乡村的独特意味。比如机村村民对于“国家”的情感体验。这个非常封闭，被高山密林所环绕的藏族小村庄的村民面对“民族国家”这样的现代性产物，完全没有关于“国家”的意识和体验。在他们心里，有村庄、土地和森林概念，他们很难理解祖祖辈辈劳作的土地、森林怎么会一下子全都属于“国家”所有。当“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方式，从外面强行进入机村后，村民对“国家”的困惑与质疑就成为机村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这种现代性的压抑力量无法理解，却又必须接受的历史叙事，显然有超越地方性抵达普遍的意义，作品中那些偏僻藏地的个体经验能够带给人们共享的生命体验。
　　总之，阿来的文化立场、创作思维都表现出典型的跨文化、跨语言的特征。在他的视野中，由于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参照系统，能自由穿行于藏汉两种文化之间，能够主动地去比较、借鉴两种文化的优势，他一方面把握本民族的生活特质和精神特质，传达出具有浓郁藏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蕴，同时又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在当代理论思考中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最终获得了文化独创的价值。阿来是一个勇敢的、开放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特性并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决定的，在不断的历史演进中，民族的文化身份往往在改造、在不断产生差异中更新自身身份。
　　注 释：
　　①德吉草：《认识阿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②阿来：《多年写作，我的内心总在挣扎之中》，《北京晚报》，2009年9月2日。
　　③阿来：《寻找本民族精神》，《中国民族》，2002（6）。
　　④《青年作家：中外文艺》，2009（12）。
　　⑤《阿来谈〈格萨尔王〉：让你读懂西藏人的眼神》，《中国艺术报》，2009年9月24日。
　　⑥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