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组织行为学》时，老师讲过两种领导者，一种是成功领导者，能够实现个人职位迅速升迁；一种是胜任领导者，能够解决问题改善局势。顺着这个思路想，西方的党派领袖们首先需要成为成功领导者，其后才有可能成为胜任领导者：想要成为国家领袖，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干掉对手，因为只有击败政敌才能登上宝座，而且登上宝座之后，还得时刻提防对手，冷不丁一个失误或弹劾就可能下台。
　　这一年我在伦敦学教育政策，其中讲到政策语言学时，也经常强调政策语言的“调唆性”，分清哪些是用来笼络人心的，哪些才是用来指导人们干实事的。一场政客的演讲，往往能巧妙而不失大方地鼓动民众来顺从自己，说是最好的传销文本也不为过。而按照政治传统来讲，西方倾向于把国家看作一个入侵者，不仅政敌针对他，民众也在时刻提防他。
　　现在，保守党的梅姨当了首相，大张旗鼓搞脱欧；然而另一边，工党领袖戈登·布朗写书说留欧，遍布伦敦的水石书店里都卖得火热，白色的封面，在“Brexit”（即Britain exit）后面打上大大的问号。
　　前首相卡梅伦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在英国当首相，没有专门的厨师为我做饭，只能去内阁蹭饭。不仅如此，每年收入全部公开。每周二、周四还要去下议院接受质询。要是抱着老百姓哭，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则会是《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玩笑开在英国首相身上，人们觉得没什么奇怪的。而问题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除了应付对手、满足政绩要求面对如此多压力，还有多少精力用来执政干实事？
　　留学英国半年，逐渐发觉英国的社会就像一个社会契约，人们之间以契约为连接。倘若一家机构五点半关门，到了五点三十一分，他们肯定会赶你走。理由是，这已经过了我的工作时间，我已经没有义务继续为你工作。而中国人一般顺手人情加个班帮你办了，在英国是几乎不可能的。
　　在英国，无论大小事务，办事周期都很长。而对于高效快速者如VIP通道等，则需要另行支付高额费用，到头来英国的VIP办事效率和中国的普通办事效率快不了多少。也就是说，中国最普遍的办事效率，远远高于英国效率，而在英国想获取和中国那样的效率，不得不额外支付高昂费用。其结果是，一方面为了更高的效率，英国人民必须额外地牺牲金钱成本换取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普遍较低的社会运转速度的背后，社会活力稍显黯淡。打比方去中国的银行办一张银行卡，当天去当天就能拿到卡，立即可以消费；而在英国的银行办一张银行卡，首先得预约，一般是三天后甚至是一周后，很久之后才能消费——这就是社会效率。
　　而对于这样的契约社会，一旦有一个环节契约破裂，就能导致整个社会契约的支离。以地铁罢工来说，罢工一天，阻碍人们出行，各自的业务就很容易拖后一天。以此每個人的个人延迟带来社会运转的整体延迟，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损失。这样的契约断裂，发生在某一个几十万人的区还不算什么，如果发生在一个国家，那将带来何种延迟。所谓人口规模检验社会系统优劣，倘若英国遇上中国那样的人口，如此的慢节奏和延迟将会让社会何等拥堵。
　　放在政治经济领域，依据税收来计较谁给国家做出的贡献多，谁做出的贡献少，以此判定应得权力份额大小；依据收入的多少来计较谁应该多做贡献；依据纳税人的意愿来决定钱应该花在哪里，应该怎么花。看似民主透明又公正的系统，却看起来更像是是政府和人民的博弈，人民提防政府，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想办法满足人民，到头来却容易成为最不爱国的那一方。何以见得？
　　这半年关于英国政府，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宣布，因为税收不够用，警方将不再受理盗窃案，东西丢了请自行处理，特此提醒国民“小心扒手”。如此的政府，连盗窃案都无力看管，何谈“爱国”？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以人类为中心，社会治安一定要搞好，对于盗窃案顶多有“能不能管到位”的争议，但不可能放手不管。
　　对于英国，这个在世界历史上的历次博弈中基本从没吃过亏的国家，仿佛天生就是政治高手。要我看，能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种话践行到极致，英国才是真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难怪经历过一战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临死前说，“下次如果不得不参战，一定要站在英国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