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曾经凶猛于虎的酒驾醉驾，被法律的缰绳勒住。
　　十年来，公安交管部门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零容忍、严执法”，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推动抵制酒驾醉驾，积极探索构建酒驾醉驾治理长效机制，如今成效如何？

“零容忍、严执法”：醉驾率减七成 十年少2万起

　　醉驾入刑以来，预防威慑作用显著，醉驾行为发生率明显下降。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刘宇鹏日前在京表示，2020年醉驾比率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2011—2021年间，在全国机动车增加1.81亿、驾驶人增加2.59亿，年均增加1800万辆、2600万人的情况下，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相比上一个十年减少了2万余起。
　　2020年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事故比2014年下降26.6%。按照海恩法则“每300起隐患或者违法必然要发生一起伤亡事故”，全国每年查处160余万起酒驾、40余万起醉驾案件，意味着每年减少6000余起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挽救上万家庭免于破碎。
　　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醉驾入刑功不可没。“在机动车迅速增加的今天，因醉驾而引发的后续事故的减少实实在在印证了醉驾入刑的实际效果是显著的。”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说。
　　近年来，公安交管部门以更高标准、更硬措施、更严要求，始终坚持对酒驾醉驾“零容忍、严执法”。
　　四川省交警总队宣传法制处处长杨军表示，经过多年来的严格执法和宣传教育，“醉驾入刑”的教育、震慑作用充分显现，涉酒交通事故上升的势头得到有力遏制，群众自觉拒绝酒驾安全文明意識显著提升。在交通管理量迅速增长的态势下，有力稳定了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切实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酒后拒驾”：渐成文明准则和法治规则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正在成为社会普遍认同和支持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准则。
　　十年来，全国酒后代驾订单近18亿笔，年均近2亿笔。醉驾比率下降、酒后代驾数量井喷式增长，从不同维度验证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大幅减少，醉驾“犯罪黑数”明显下降。
　　“酒后代驾订单年均增长2亿笔，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铤而走险，就将产生2000万次酒驾醉驾，这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是严重威胁。”刘宇鹏说，“酒后拒驾”日益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自觉行为，饭桌上自觉抵制酒驾的人多了，身边敢于酒后开车的人大大减少了。
　　针对取消醉驾入刑、降低醉驾入罪标准等观点，绝大多数网民表示反对，“一次醉驾可以毁无数家庭，建议加大打处力度”“对醉驾要一严再严，必须触及喝酒开车者的灵魂”“为‘醉驾’松绑是饮鸩止渴、自我麻醉”等观点占据舆论主流。

　　一个社会整体文明素养的演进，在于依法治理、持续宣传管理的积极推动，也在于知法崇法尊法良好社会风尚的持续养成。
　　“像治理醉驾一样”治理其他民生问题成为政府治理的一种模式，为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生动实践。

治理“仍处爬坡期”：根治醉驾任重道远

　　2020年6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显示，以醉驾为主体的危险驾驶罪成为2019年上半年审理最多的刑事案件，首次超过侵财类犯罪的盗窃罪。
　　这一方面表明相关的执法力度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持续高发、基数较大，需要有针对性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醉驾依然屡禁不绝，部分地区酒驾醉驾数量始终维持在高位，这背后既有机动车、驾驶人数量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原因，又有行为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主观原因，加之我国深厚的“酒文化”历史根源和“酒桌文化”的共同作用。
　　“根治醉驾仍任重道远，全社会规范意识的养成无法一蹴而就，全面遏制酒驾醉驾尚需时间，严格执法是规范意识养成的重要途径。”孙国祥说。
　　“我国酒驾醉驾治理仍处于爬坡期。”刘宇鹏表示，坚持醉驾入刑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消除现实危害、震慑潜在群体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针对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数量上升问题，意大利、韩国、越南等通过降低血液酒精含量阈值、提高刑罚标准等方式，加大打击力度。
　　“各国和地区对于醉酒驾驶的行为无论是在入罪还是刑罚设置上都是采取较为严厉的立法态度加以禁止。”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翔说。
　　西方国家经过数十年整治，酒驾醉驾人数才进入稳定期并下降的拐点。我国十年来刚刚形成的全民守法意识、社会舆论基础仍需呵护，坚持醉驾入刑不动摇，持续保持严格执法司法力度，才能巩固和提升醉驾入刑的成效，最终迎来酒驾醉驾治理的拐点。
　　（摘自5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