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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酷的脸》收录了作者徐怀谦近年创作的杂文70余篇，分为“说古道今”、“品藻人物”、“现实诘问”、“世相杂谈”和“哲思札记”等六个部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或是读书有感，或是就事论事，或是人生哲思，作者以简洁明快的文字，直抒胸臆，于酣畅淋漓之外，引人深思。
从报上读到一则《我们到底有多穷》的故事，讲一个富翁带自己的儿子去乡村旅行，本意是想让儿子看看农场的人有多穷而他们有多富。可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儿子却说：“我看到他们养了四条狗，而我们只养了一条；我们家有喷泉，他们家旁边却有一条没有尽头的小溪；我们家花园里的灯贵得要死，但还没有他们家房顶上的星星好看；我们家的花园很大，他们家的后院大得能看到地平线。爸爸，原来我们这么穷。”
我们得承认，这个富翁的儿子是很有智慧的。他能从常人以为富裕的生活中发现贫穷，而从常人以为贫穷的生活中看到富足。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穷富是相对的，正如幸福感是相对的一样。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富翁的儿子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他只是来农场做短期旅行。如果要他在农场和城市之间选择长期居住地的话，他最终选择的可能还是城市。即使城市再穷，城市仍具有购物方便、交通便利、文化生活丰富、医疗设施。齐全等优势，这正是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大城市的原因所在。
我当然不是要比较城乡的贫富差别。而是想提醒国人“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有的人可能会不屑地说：你这个论题本身就错了，现在需要争论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富”。是呀，媒体上已经报道了中国的亿万富翁有多少，百万富翁有多少。最近的例子是，有一名深圳的生意人报名参加明年的太空亚轨道飞行，光报名费就达百万元。不管是通过合法的、非法的还是违法的途径，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第一，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电视上说过一个小例子。有位城里的学生写信，要“手拉手”的小伙伴给自己寄一张彩照过来。等啊等，好多天过去了，他终于等来小伙伴的来信，不过里面装的是一张黑白照片。这位家住山沟的小伙伴在信中说，为了照这张照片，他翻山越岭，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去拍照。第二，在物质文明大大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赤贫儿。他们居华厦，食有鱼，出有车，可以花上千元看一场明星演唱会，却不肯为希望工程捐一分钱；他们可以为冬日都市里的一只流浪狗奔走相告，买狗粮，送狗衣，争献爱心，却不肯为身边的一个流浪汉送去哪怕一件单衣；他们可以在赌场里、在酒桌上挥金如土、通宵达旦，却不肯拿出哪怕几分钟读一本益智的书……在很多人身上，的确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高低，物质的富裕与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精神上是否富有。“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正视中国还有多少绝对贫困人口，而且要看到在少数富豪身上，在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某些人身上，为什么存在那么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包括诚信危机）。前一种穷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消灭之；后一种穷的可怕在于，打个比方，由绿洲变成沙漠容易，而由沙漠变回绿洲则难乎其难。美国牧师比彻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生活是荷包满满，就会称心如意。人的幸福主要取决于其性格……如果品位高雅，情感真挚，心境磊落，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慈爱，并且慷慨济助；如果以热心公益之手从事美化社会的事业，促使社会更加高尚，那么富人才是快乐的。”
请人们学一学那个富翁的儿子吧，面对着小溪、星星和地平线，由衷地说一声：“哦，原来我们这么穷。”
平山的饥饿精神
平山郁夫是闻名世界的日本画家，他的《广岛生变图》、《佛教传来》、《大唐西域壁画》等绘画名作对中国观众来说绝不陌生，但一般人对他早年曾有过的“穷困潦倒”往往所知甚少。
读平山郁夫自传体作品《悠悠大河》，知道平山郁夫作为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曾备受原子弹后遗症的煎熬；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睦庄一间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廉租房内一住就是十年，这里既没有煤气，也没有自来水，只有水井，还是三十多家合用两口水井。其间，两个孩子先后出世，平山郁夫过起了东家借酱西家借米的生活。正是在这段困窘的岁月，他创作完成了《佛教传来》、《入涅槃幻想》、《受胎灵梦》等奠定其日后绘画地位的作品。
后来，他由助教升为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校长。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时间，他决定不喝酒，戒掉这个一向的嗜好。在他看来，戒酒也是一种饥饿精神，是与年轻时不同的一种饥饿精神。他说：“饥饿精神，并非年轻时或无名时的专利。反而是不愁吃穿时，如何开创更高的境界，至关重要，这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哲学。”他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得出这样的人生经验：“不要忘记不断提升自己，即使得到一定地位，仍要自讨苦吃，吃与年轻时不同的苦，不能在眼前的立场和地位上安心立命。”
物质上的穷困往往能够激发人的斗志，所谓“穷则思变”，所谓“诗穷而后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当物质生活富足之后，人就容易产生精神优越感，失去奋斗的目标。平山郁夫以他的经历告诉人们，物质富足之后，人的精神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正是在这种“饥饿精神”的激励下，他沿着当年玄奘取经的足迹，先后踏察丝绸之路多次，行程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多圈，历时多年，最终为奈良药师寺的玄奘三藏院创作完成了其绘画巅峰之作《大唐西域壁画》。
如果说年轻时因物质上的贫困而激发出的“饥饿精神”更接近于本能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之后仍能保持一种“饥饿精神”，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斗志，则体现出一个人的超越意志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比第一种“饥饿精神”更高等级的精神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师与常人的区别往往就在这第二种“饥饿精神”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把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自己名下的慈善基金会，一分一毫都不留给子女。他说：“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裸捐的故事对那些“穷得只剩下钱了”和“富不过三代”的国人会不会有所启迪呢？一代乒乓名将邓亚萍在获得奥运会金牌，获得世界冠军头衔之后，毅然决定到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在国际奥委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并出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她的成功转型不正是第二种“饥饿精神”的实践吗？
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习惯于“吃苦教育”的民族，因为今天三四十岁以上的很多人都有过饿肚子的经历。但如果你总拿当年饿肚子的经历教育蜜水中泡大的孩子，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如转换一下思路，以第二种“饥饿精神”激励今天的孩子，让他们吃与我们当年不同的苦，以一种更加健康、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来自生活的挑战，在超越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或许这样的饥饿教育更能说到孩子们的心坎上吧？
平山郁夫说：“发现生的喜悦和乐趣，是创造的世界。人仅仅有钱和物无法满足，这一点在今天的时代更能得到确证。”在物质富足之后，人仍然要有一种“饥饿精神”，平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摘自《酷的脸》）
从报上读到一则《我们到底有多穷》的故事，讲一个富翁带自己的儿子去乡村旅行，本意是想让儿子看看农场的人有多穷而他们有多富。可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儿子却说：“我看到他们养了四条狗，而我们只养了一条；我们家有喷泉，他们家旁边却有一条没有尽头的小溪；我们家花园里的灯贵得要死，但还没有他们家房顶上的星星好看；我们家的花园很大，他们家的后院大得能看到地平线。爸爸，原来我们这么穷。”
我们得承认，这个富翁的儿子是很有智慧的。他能从常人以为富裕的生活中发现贫穷，而从常人以为贫穷的生活中看到富足。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穷富是相对的，正如幸福感是相对的一样。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富翁的儿子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他只是来农场做短期旅行。如果要他在农场和城市之间选择长期居住地的话，他最终选择的可能还是城市。即使城市再穷，城市仍具有购物方便、交通便利、文化生活丰富、医疗设施。齐全等优势，这正是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大城市的原因所在。
我当然不是要比较城乡的贫富差别。而是想提醒国人“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有的人可能会不屑地说：你这个论题本身就错了，现在需要争论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富”。是呀，媒体上已经报道了中国的亿万富翁有多少，百万富翁有多少。最近的例子是，有一名深圳的生意人报名参加明年的太空亚轨道飞行，光报名费就达百万元。不管是通过合法的、非法的还是违法的途径，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第一，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电视上说过一个小例子。有位城里的学生写信，要“手拉手”的小伙伴给自己寄一张彩照过来。等啊等，好多天过去了，他终于等来小伙伴的来信，不过里面装的是一张黑白照片。这位家住山沟的小伙伴在信中说，为了照这张照片，他翻山越岭，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去拍照。第二，在物质文明大大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赤贫儿。他们居华厦，食有鱼，出有车，可以花上千元看一场明星演唱会，却不肯为希望工程捐一分钱；他们可以为冬日都市里的一只流浪狗奔走相告，买狗粮，送狗衣，争献爱心，却不肯为身边的一个流浪汉送去哪怕一件单衣；他们可以在赌场里、在酒桌上挥金如土、通宵达旦，却不肯拿出哪怕几分钟读一本益智的书……在很多人身上，的确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高低，物质的富裕与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精神上是否富有。“我们到底有多穷”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不仅要正视中国还有多少绝对贫困人口，而且要看到在少数富豪身上，在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某些人身上，为什么存在那么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包括诚信危机）。前一种穷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消灭之；后一种穷的可怕在于，打个比方，由绿洲变成沙漠容易，而由沙漠变回绿洲则难乎其难。美国牧师比彻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生活是荷包满满，就会称心如意。人的幸福主要取决于其性格……如果品位高雅，情感真挚，心境磊落，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慈爱，并且慷慨济助；如果以热心公益之手从事美化社会的事业，促使社会更加高尚，那么富人才是快乐的。”
请人们学一学那个富翁的儿子吧，面对着小溪、星星和地平线，由衷地说一声：“哦，原来我们这么穷。”
平山的饥饿精神
平山郁夫是闻名世界的日本画家，他的《广岛生变图》、《佛教传来》、《大唐西域壁画》等绘画名作对中国观众来说绝不陌生，但一般人对他早年曾有过的“穷困潦倒”往往所知甚少。
读平山郁夫自传体作品《悠悠大河》，知道平山郁夫作为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曾备受原子弹后遗症的煎熬；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睦庄一间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廉租房内一住就是十年，这里既没有煤气，也没有自来水，只有水井，还是三十多家合用两口水井。其间，两个孩子先后出世，平山郁夫过起了东家借酱西家借米的生活。正是在这段困窘的岁月，他创作完成了《佛教传来》、《入涅槃幻想》、《受胎灵梦》等奠定其日后绘画地位的作品。
后来，他由助教升为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校长。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时间，他决定不喝酒，戒掉这个一向的嗜好。在他看来，戒酒也是一种饥饿精神，是与年轻时不同的一种饥饿精神。他说：“饥饿精神，并非年轻时或无名时的专利。反而是不愁吃穿时，如何开创更高的境界，至关重要，这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哲学。”他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得出这样的人生经验：“不要忘记不断提升自己，即使得到一定地位，仍要自讨苦吃，吃与年轻时不同的苦，不能在眼前的立场和地位上安心立命。”
物质上的穷困往往能够激发人的斗志，所谓“穷则思变”，所谓“诗穷而后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当物质生活富足之后，人就容易产生精神优越感，失去奋斗的目标。平山郁夫以他的经历告诉人们，物质富足之后，人的精神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正是在这种“饥饿精神”的激励下，他沿着当年玄奘取经的足迹，先后踏察丝绸之路多次，行程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多圈，历时多年，最终为奈良药师寺的玄奘三藏院创作完成了其绘画巅峰之作《大唐西域壁画》。
如果说年轻时因物质上的贫困而激发出的“饥饿精神”更接近于本能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之后仍能保持一种“饥饿精神”，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斗志，则体现出一个人的超越意志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比第一种“饥饿精神”更高等级的精神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师与常人的区别往往就在这第二种“饥饿精神”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把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自己名下的慈善基金会，一分一毫都不留给子女。他说：“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裸捐的故事对那些“穷得只剩下钱了”和“富不过三代”的国人会不会有所启迪呢？一代乒乓名将邓亚萍在获得奥运会金牌，获得世界冠军头衔之后，毅然决定到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在国际奥委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并出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她的成功转型不正是第二种“饥饿精神”的实践吗？
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习惯于“吃苦教育”的民族，因为今天三四十岁以上的很多人都有过饿肚子的经历。但如果你总拿当年饿肚子的经历教育蜜水中泡大的孩子，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如转换一下思路，以第二种“饥饿精神”激励今天的孩子，让他们吃与我们当年不同的苦，以一种更加健康、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来自生活的挑战，在超越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或许这样的饥饿教育更能说到孩子们的心坎上吧？
平山郁夫说：“发现生的喜悦和乐趣，是创造的世界。人仅仅有钱和物无法满足，这一点在今天的时代更能得到确证。”在物质富足之后，人仍然要有一种“饥饿精神”，平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摘自《酷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