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领域，法国电视台体育部门是一块瑰宝，体育记者和解说员们则是节目的灵魂。近年来，体育节目《2号体育场》的元老们逐渐离开了见证他们青春的演播室，留下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老将退役

　　醒目的酒窝，浅色头发和永葆青春的面孔，“网球先生”从业37年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法网解说。利昂内尔·沙穆洛坐在法国电视台的解说椅上，一面跺脚，一面指着菲利普·沙特里耶球场正中身着连体衣奋战的塞雷娜·威廉姆斯： “怎样才能客观评价她的衣着，说出她是一位母親，而且体重超标这一事实呢？要怎么才能做到？太困难了。”3年前，这位主持人看到了一则报纸标题：《利昂内尔· 沙穆洛是种族主义者吗？》。这篇文章发布时，正是锦织圭和特松加比赛之际，法国选手特松加胜了第一盘，第二盘将比分拉至5：1。几则广告后，他在重大体育赛事中的解说搭档洛朗·吕亚，玩了一个小小的日本文字游戏：“特松加这下没寿司了（“寿司”音同“烦恼”）。”灵光一闪，沙穆洛接道：“是的，特松加拿法棍都可以控制他。”
　　报纸评论风波后，他保证已经戒掉了“沙穆洛式玩笑”。“之后，在锦织圭的另一场比赛上，”他评论那场比赛时说，“他错失了一次有十分把握的截击——连我都能接住！——他苦笑着撑在球网上。当时我差点说出：‘他笑得好勉强’，但半路改口，说成：‘他笑得……呃……有点奇怪’。”尽管有些愤懑，但沙穆洛前往罗兰·加洛斯球场解说之前，已从那次遭遇中吸取了教训。“现在我直播时心中会一直有位警察。问题不是怕自己出差错，而是怕说了会被过度演绎的话，最后还要自己收拾局面。我可能因此失去主动创造力。”
　　2016年，帕特里斯·多明戈的搭档热拉尔·奥尔茨退出荧幕，这标志着又一位公共体育部门大鳄的离开。2016年，69岁的“小淘气”热拉尔·奥尔茨由其妻米丽埃尔·马耶特陪同，赴美第奇别墅，度过罗马假日。2016年可谓是灾难的一年，继热拉尔退役后，人称“火线达尼”的达尼埃尔·劳克莱尔，也过了70岁大关，他曾以其超现实、口音浓重的解说赢得观众追捧。没有他，滚球赛和法国杯区预选赛将完全不同。
　　法国电视台体育部门是一块瑰宝，有“国中之国”之称。在世界杯期间占据着各台放送的无数体育脱口秀的解说员们也许意识不到，他们都是受体育节目《2号体育场》影响成长的孩子。最开始，节目组演播室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在1975年，接待了许多1968年5月风暴时期不受欢迎者，他们被法国广播电视局排挤，所以来到科涅克-杰街共同创办了法国电视二台。罗伯特·沙帕特、罗歇·库代尔克、蒂埃里·罗兰、贝尔纳德·佩尔……除了这些大神，还有一个叫让-保罗·奥利维耶的年轻人，他就是未来的“科学保罗”，他负责维护那些令人厌烦的比赛规则，像个弹球一样被比赛双方踢来踢去。

狂欢派对

　　30多年里，《2号体育场》称得上是法国观众喜闻乐见的神级节目，看这个节目就像每周做弥撒一样准时。19点，全家人聚集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人们看节目关注的是比赛结果和精彩画面，但也不仅如此。节目组里那张传奇的椭圆桌子，是沙帕特的主意，在当时是革命性的。这张桌子首先是团队会合之处。“节目播放时，法国人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达尼埃尔·比拉利安吹嘘，他是2004年到2016年的体育主管。“对公众来说，节目有种亲近感，这里每个人都是随性而亲近的，观众甚至想和解说员们小酌一杯！”利昂内尔·沙穆洛进一步形容道，“观众期待听到蠢话和笑话。”
　　体育界有句俗话说：“苍蝇也能撼动驴”。橄榄球界的“亡命老舅”（出自1963年法国电影《亡命的老舅们》）萨尔维亚克回忆起这种精神时说：“以前每周日晚的聚会都好像第三个半场。我们解说员也像是传球者，只是比球员们的脾气好一些罢了。”游泳先生亚历山大·布瓦永补充道：“现在，摆着通用秒表和烟灰缸的桌子就是《2号体育场》节目组平时的样子了。但我加入时，它就像商业咖啡馆，或者可以说是城市赛马赌博酒吧。”
　　电视节目是彻底公众化的体育部门的展示橱窗。在这里，记者们并不全是朋友，但他们之间显示出一种默契。据皮埃尔·富拉回忆：“罗伯特过去一直和我们说：‘别忘了观众正坐在我们旁边。’”人称“教父”的罗伯特·沙帕特，过去是自行车手，他在直播前会喝大量橙威士忌，但他解说时不会因醉酒而吐词不清。在《2号体育场》，我们对待体育并不过分严肃。
　　人们在工作时和工作之余互相开玩笑。皮埃尔·富拉有时跟皮埃尔·萨尔维亚克合谋一场恶作剧，有时又成了被他捉弄的倒霉蛋。“萨尔维亚克不停地捉弄富拉，比如他把裸女图设为富拉的电脑屏保。富拉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给技术部门，让他们把电脑恢复正常。技术部的小伙子们对他说：‘富拉先生，您过分了。’”亚历山大·布瓦永咯咯地笑着讲道。“到《2号体育场》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就知道自己的生活将发生改变。”帕特里克·谢纳指出。他继承了罗伯特·沙帕特的双重职能：解说环法自行车赛，后来是领导体育部门。
　　“要坐上这桌子，过程是很复杂的。他们会测试你，你需要一到两年才能融入团队。”多米尼克·勒·格卢描述道，他是1980年来到这里的。1983年，热拉尔·奥尔茨离开新闻频道主持岗位，来到体育部门，别人认为这是一种职业自杀。“我仿佛来到一场戏剧里，那里人人有其职，”他在罗马的假日公寓里大笑着说，“蒂里·罗兰好像是罗伯特的干儿子，罗歇·库尔代克是他的兄弟，达尼埃尔·卡扎尔是名喜剧演员，让·马凯牢骚满腹，理查德· 迪奥是只黑猫，还有皮埃尔·萨尔维亚克，他是富吉埃·坦维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检察长）。我是斯卡平，作为团队第一个年轻人，我给团队带来了摇滚的一面。”
　　记者们一代一代传承，天真的氛围不变，商业咖啡馆的那一面——借助“陌生人”（法国三人喜剧组合）式的滑稽模仿秀升华——却消失了。80年代时，总经理皮埃尔·德格罗普认为该节目既狭隘又具有典型法式缺陷，但这不能阻止达尼埃尔·卡扎尔每周宣告一项体育项目的比赛结果，也不能阻止皮埃尔·萨尔维亚给一位罗马尼亚籍运动员护理师取绰号。沙穆洛回忆道：“有蒂埃里·罗兰在，节目录制就总以鹅肝和香槟结束。”香槟常由明星专属牙医兼球类运动爱好者皮埃尔·于特提供，罗兰给外行人解说时喜欢提起他，拿他打趣。“我们开了很多玩笑，但别忘了我们也干了很多事，”帕特里克·谢纳继续说，“漫画里常把记者塑造成不懂体育的愚蠢形象，现实并没那么夸张。”“我们记者应该精力充沛，追求精确，而不是刻板愚蠢，”洛朗·吕亚总结，“记者的工作并不是给电视观众灌输数据。我们要做的是传达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