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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的作者石鸥教授素有收藏教科书的爱好,他走访了行内为数不多但几乎是所有的教科书收藏者,对比之下,票友们发现石教授堪称“中国教科书收藏第一人”。石教授的教科书收藏有五千多本:近的有最新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版本,远的有十九世纪中后期具有现代意义的最早教科书版本,偏的有抗日时期伪满蒙和各解放区的版本,有少数民族的、女子的、乡土的各种版本……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
经过与石鸥教授的沟通,湖南教育出版社决定将这些带着时代印迹、丰富多样的教科书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来,做成一本中国教材的“百科全说”!
(一)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通史、一门学科的学科史,甚至某一现象或事件的历史,其要素无非是时间、事件、地点、人物、意义,如果陈述不当,读起来会味同嚼蜡。然而,图说的优势就是可以让这些要素鲜活起来,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点来阐发某一要素或某一点。这就如同读历史教科书不一定有趣,但听历史课可能会让你感觉有滋有味。相对于纯文字读本,图说类的图书给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因此本书的策划主旨是:以图带文、以文说图,采用“现代轻松阅读”的呈现方式,让读者能在休闲之时产生随意翻阅的冲动。如果版式只是关注实物照片和解说文字,仍然会显得单调,要增加版面刺激的新颖性、意外性、突发性,就必须附带一些能强化视觉冲击的设计,更何况本书呈现的图片还有收藏的独有意味。为此,我们建议石教授尽量采用小贴士,介绍一些人物和事件资料,以丰富版面,强化刺激,增强读者产生随意翻阅冲动的可能。然而,意外的收获却比这来得更有意义。
从提取的人物介绍小贴士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绝对不只是点缀版面的豆腐块,甚至也不只是为了让你认识几个教科书的编撰者,从这些人物像蔡元培、胡适、林纾、朱自清、竺可桢、杜亚泉、叶圣陶、丰子恺、高梦旦、蒋维乔、张元济、吴研因、常道直、朱经农、陈衡哲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大名中,我们无疑还能感受到小小教科书蕴藏着编撰者们对新文化的期盼。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让这些大学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不足或束缚,用“日、月、水、火”代替“三、百、千”启蒙,这是“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使命感的驱使。看似是大学者做小事情,其实是在做“树人”的事情。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塑造人性、培养能力的媒介;与此同时,教科书又是依据编撰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精心打磨的精品,始于人而终于人,这就是教科书的不可忽略的社会性。不屑做小事的人,注定是无法承担大事、完成伟业的人;不重视基础教育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强大富裕的国家。从这些关于大学者的小贴士中,你是否会因此产生兴趣去做一个对比研究——研究当时那些大学者在编撰教科书时的动机、思路、选材、理想与现在有何异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荒唐的时期。为使未经历过这一岁月的人对这段历史有所感觉,小贴士的作用便尤其显著。像“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最高指示”、“红卫兵”、“三大革命斗争”、“老三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条目的小贴士随着需要都有呈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成为“革命诗人”的闹剧中,在工农兵管理学校的背景下,教科书当然是只要有“革命觉悟”的人就可以编撰的。当我们经历了把教育作为统治的工具、作为经济的筹码、作为人本发展的需要几个阶段后,教育的本质在山重水复之后得以深刻展示,而百年教科书作为时代变迁的缩影,也将深印在我们的脑海,让我们知所持守,知所改进。
顺应票友的视觉享受,满足随意翻阅者的好奇心,激发研究者的深入探究,这不过是我们主观臆想的不同层级的目的,能否有此效果,就得由读者来评判了。
(二)
四年的工作终于有了结果,上下两本总页码近八百、图片三千多张、铜版彩印、装潢考究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949—2009)》于2009年9月正式出版了,今年又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申报参加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类)仅有的两个品种之一上报。当然,得奖与否不是我们在意的结果,我们颇感欣慰的是本书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了当前业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认可。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靳玉乐说,本书“研究视角、资料发掘、框架构建、线索梳理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等方面都力求突破,是为中国教育历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北京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裴娣娜认为,本书以“百年珍贵教科书图本为主体,配以精炼的文字解说,不但满足了眼下图像时代读者感受历史的需求与兴趣,而且蕴含了比以往教育史著作单纯的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这种尝试在我国属于填补空白的举措”。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元祥说,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影响最广泛及最深远的(它比很多启蒙文字有着更强的文本规范性和影响的深刻性)、与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极大关联的启蒙文本,以鲜活的教科书文本还原历史现场,视角独特、立意深远、资料翔实,有效地填补了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具有特别的价值”。
作为本套书的责任编辑,我们以为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双重价值:
一、收藏实物与研究历史的双重价值。本书的作者是被人称之为中国教科书收藏第一人的石鸥先生;石鸥教授又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有此双重身份也就使得本书有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有了把玩收藏的眼光和从事研究的智慧的高度统一,有了玩票者的情趣和思想者的深度的高度统一。
二、把近、现代和当代的教科书作为一个专题集中研究,无疑具有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是一项填补学科空白的举措;同时本书又以收藏实物照片的呈现带出研究文字,注重了视觉的愉悦和文字的可读性,让读者能从闲暇阅读中回味起自己孩提时代读书的岁月,从出版的形式上而言,不失为一次让学术著作大众化的尝试,其意义同样是双重的。
三、另外,本书以百多年教科书的发展与演变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教科书的历史;又以1929年为上下卷的分界,将新中国六十年花甲作为一个研究主体,其意义更是特别,也因而再一次体现了本书的双重价值和意义所在。
教科书传授着知识也记载着历史,体现着编撰者的理想,也塑造着学习者的心灵。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耳边是否响起过孩提时代那琅琅的读书声?当你手捧这本书的时候,是否会为丢失了过去的那些教科书而感到遗憾?
经过与石鸥教授的沟通,湖南教育出版社决定将这些带着时代印迹、丰富多样的教科书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来,做成一本中国教材的“百科全说”!
(一)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通史、一门学科的学科史,甚至某一现象或事件的历史,其要素无非是时间、事件、地点、人物、意义,如果陈述不当,读起来会味同嚼蜡。然而,图说的优势就是可以让这些要素鲜活起来,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点来阐发某一要素或某一点。这就如同读历史教科书不一定有趣,但听历史课可能会让你感觉有滋有味。相对于纯文字读本,图说类的图书给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因此本书的策划主旨是:以图带文、以文说图,采用“现代轻松阅读”的呈现方式,让读者能在休闲之时产生随意翻阅的冲动。如果版式只是关注实物照片和解说文字,仍然会显得单调,要增加版面刺激的新颖性、意外性、突发性,就必须附带一些能强化视觉冲击的设计,更何况本书呈现的图片还有收藏的独有意味。为此,我们建议石教授尽量采用小贴士,介绍一些人物和事件资料,以丰富版面,强化刺激,增强读者产生随意翻阅冲动的可能。然而,意外的收获却比这来得更有意义。
从提取的人物介绍小贴士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绝对不只是点缀版面的豆腐块,甚至也不只是为了让你认识几个教科书的编撰者,从这些人物像蔡元培、胡适、林纾、朱自清、竺可桢、杜亚泉、叶圣陶、丰子恺、高梦旦、蒋维乔、张元济、吴研因、常道直、朱经农、陈衡哲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大名中,我们无疑还能感受到小小教科书蕴藏着编撰者们对新文化的期盼。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让这些大学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不足或束缚,用“日、月、水、火”代替“三、百、千”启蒙,这是“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使命感的驱使。看似是大学者做小事情,其实是在做“树人”的事情。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塑造人性、培养能力的媒介;与此同时,教科书又是依据编撰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精心打磨的精品,始于人而终于人,这就是教科书的不可忽略的社会性。不屑做小事的人,注定是无法承担大事、完成伟业的人;不重视基础教育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强大富裕的国家。从这些关于大学者的小贴士中,你是否会因此产生兴趣去做一个对比研究——研究当时那些大学者在编撰教科书时的动机、思路、选材、理想与现在有何异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荒唐的时期。为使未经历过这一岁月的人对这段历史有所感觉,小贴士的作用便尤其显著。像“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最高指示”、“红卫兵”、“三大革命斗争”、“老三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条目的小贴士随着需要都有呈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成为“革命诗人”的闹剧中,在工农兵管理学校的背景下,教科书当然是只要有“革命觉悟”的人就可以编撰的。当我们经历了把教育作为统治的工具、作为经济的筹码、作为人本发展的需要几个阶段后,教育的本质在山重水复之后得以深刻展示,而百年教科书作为时代变迁的缩影,也将深印在我们的脑海,让我们知所持守,知所改进。
顺应票友的视觉享受,满足随意翻阅者的好奇心,激发研究者的深入探究,这不过是我们主观臆想的不同层级的目的,能否有此效果,就得由读者来评判了。
(二)
四年的工作终于有了结果,上下两本总页码近八百、图片三千多张、铜版彩印、装潢考究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949—2009)》于2009年9月正式出版了,今年又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申报参加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类)仅有的两个品种之一上报。当然,得奖与否不是我们在意的结果,我们颇感欣慰的是本书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了当前业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认可。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靳玉乐说,本书“研究视角、资料发掘、框架构建、线索梳理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等方面都力求突破,是为中国教育历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北京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裴娣娜认为,本书以“百年珍贵教科书图本为主体,配以精炼的文字解说,不但满足了眼下图像时代读者感受历史的需求与兴趣,而且蕴含了比以往教育史著作单纯的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这种尝试在我国属于填补空白的举措”。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元祥说,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影响最广泛及最深远的(它比很多启蒙文字有着更强的文本规范性和影响的深刻性)、与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极大关联的启蒙文本,以鲜活的教科书文本还原历史现场,视角独特、立意深远、资料翔实,有效地填补了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具有特别的价值”。
作为本套书的责任编辑,我们以为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双重价值:
一、收藏实物与研究历史的双重价值。本书的作者是被人称之为中国教科书收藏第一人的石鸥先生;石鸥教授又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有此双重身份也就使得本书有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有了把玩收藏的眼光和从事研究的智慧的高度统一,有了玩票者的情趣和思想者的深度的高度统一。
二、把近、现代和当代的教科书作为一个专题集中研究,无疑具有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是一项填补学科空白的举措;同时本书又以收藏实物照片的呈现带出研究文字,注重了视觉的愉悦和文字的可读性,让读者能从闲暇阅读中回味起自己孩提时代读书的岁月,从出版的形式上而言,不失为一次让学术著作大众化的尝试,其意义同样是双重的。
三、另外,本书以百多年教科书的发展与演变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教科书的历史;又以1929年为上下卷的分界,将新中国六十年花甲作为一个研究主体,其意义更是特别,也因而再一次体现了本书的双重价值和意义所在。
教科书传授着知识也记载着历史,体现着编撰者的理想,也塑造着学习者的心灵。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耳边是否响起过孩提时代那琅琅的读书声?当你手捧这本书的时候,是否会为丢失了过去的那些教科书而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