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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缩写AIIB）的崛起之势超乎想象。2015年4月15日，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的57个国家正式成为创始成员国。5月20日，亚投行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五次首席谈判官会议，各成员国就《亚投行章程》文本达成一致，并将于6月底举行签署仪式。未来亚投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也不仅局限于亚洲域内，而且有望成为中国担当未来全球领导者的“试验场”，或将对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
亚投行是中国创新国际开发组织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一次试验
尽管《亚投行章程》尚未正式公布，但各国出资比例、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问题基本已尘埃落定。从已掌握的信息看，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与运作机制上呈现出四大特点：
1.域内国家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域外国家影响力大大受限。根据 2014 年10 月各方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投票权将考虑各成员国的出资额、经济规模，根据复杂的公式进行分配。其中37个域内国家，主要包含35个亚洲国家和两个大洋洲国家持股总数最高可达75%（详见表1）。欧洲、美洲和非洲的20个域外国家持股比例仅为25%左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相比，一向比较弱小的亚洲国家在亚投行中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一些事关亚投行根本制度与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如果域内国家团结一致，那么获得75%“绝对多数”并非完全不可能。
2.中国出资比例占据较大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在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持股比例分别为75%与25%的前提下，目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出资比例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计算方式：第一种是各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按5：5的权重计算，简称55模式。第二种是各国名义GDP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按6：4的权重计算，简称64模式。我们根据这两种算法计算可知，中国毋庸置疑均是最大的出资国（详见表2）。中国在55模式和64模式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9.72%和30.13%，而第二名的印度仅为10%与9.49%。与出资比例相对应，中国有望获得25%-30%左右的投票权。这足以令中国在需要75%“绝对多数”通过的重大事项中，拥有一票否决的主导权。
3.治理结构更加精简，不设常驻董事会。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较世行和亚开行有所创新：一是亚投行力求设立一个无报酬、非常驻的董事会。目前多边开发机构普遍设置常驻董事会管理日常工作运营，但因成本高、效率低、官僚主义而饱受诟病。而亚投行的日常运营事务交由行长和管理层负责。非常驻董事会仅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亚投行的发展战略、贷款政策和标准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此举有助于精简机构、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运营费用，从而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项目。二是针对世行和亚开行贷款条件太多以及受理速度太慢的问题，亚投行可能会在贷款审批上赋予高级别官员更多放贷权力，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保留董事会的否决权。
4.项目招标不排他，向任何国家和企业开放。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对于项目招标一般采取成员国才有参与投标的资格，特别是对一些地区性的金融开发机构而言，有本地区成员国和非本地区成员国之分，非本地区成员国则没有资格享受贷款业务，但若是成员国则有资格参与投标。而亚投行的项目向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开放，从业务本身出发，不采取排他性质，这意味着想要参与投标的国家只要保证技术优先，价格合理，都具有投标的机会，这使得亚投行树立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同时也具有更高的包容性，这对亚投行开展业务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亚投行是中国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尝试
1.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独立掌握主导权的一次尝试。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拥有主导权的具有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机构。虽然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中也有相当份量的主导权，但影响力较之亚投行有所不及。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尝试独立承担主导权。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霸权稳定论认为，领导国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领导国行动的根源在于追逐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领导国在国际组织中获得主导地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制度上，特别是投票权制度上的设计；二是人员上的安排。中国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已经完全符合这两条特征。首先在投票权制度方面，亚投行规定域内、域外国家出资比例大致为3：1，因此决定了域外国家在亚投行事务中行使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中国也掌握了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其次，国际组织的“一把手”由组织内贡献最大的国家国民担任是公认的潜规则。从一般管理以及工作人员的角度，虽然亚投行实行全球招聘的原则，但由于总部设在北京，因此中国的高级金融、法律人才加入亚投行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未来在更加宽广的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积累了经验。
2.是中国弥补区域及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不足的尝试。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总量也在不断提高。其中，参与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也成为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有益尝试，而亚投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提供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种类。
3.是中国打破 “修昔底德陷阱”的一次尝试。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过程往往会引起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激烈对抗，即“修昔底德陷阱”。這种现象几乎贯穿整个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依靠经济强势构建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格局及治理结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日渐上升，国际间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也达成了一些国际协议，如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协议等。但是，这些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最终被美国束之高阁。 在西方大国让步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亚投行的创建过程，充分表达了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尊重守成大国的诚意，体现了开放自由、和平协商的特点。除了金砖五国、东盟10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之外，七国集团（G7）中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加入了亚投行，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数量也超过了世界银行与亚开行44个与31个的创始国数量。这充分体现了亚投行作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并主导建立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超乎想象的支持度和影响力。
对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多次表达希望其加入亚投行的愿望，但美国和日本均以种种托辞拒绝参加甚至劝阻其盟国加入。随着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亚投行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批评美国“应对亚投行搞砸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亚投行的出现“是美国国会的错”；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指出“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而日本国内关于“放下面子，加入亚投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论调也不鲜见。
由于创始成员国的数量超过世行与亚开行，西方大国纷纷加入，美国和日本也开始反思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否存在误判。这种结果反映了中国创建亚投行对于完善和推进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和展现国家实力，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和平变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亚投行是需要解决诸多挑战的一次重大试验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亚投行或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大展宏图，但不可否认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
1.有效提升治理水平。尽管亚投行的治理机制在世行、亚开行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有所创新。但在实践中，高管层的组成、投票权的分配、否决权的使用等等重大问题上将很有可能出现成员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多方博弈。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各国诉求，平衡各方权益，稳步推进亚投行的决策制定、正常运营将是摆在中国面前非常棘手的重大课题。
2.弥补运营经验不足。目前“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虽然有英、德、法、意等西方大国，也有瑞士、卢森堡等传统金融强国，但是世行和亚开行的实际掌舵者——美国和日本的缺席所造成的影响恐怕是超乎想象的。由于缺乏一个称职的导师，中国是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选择、评估、运营和后续评价等方面，中国也需要一系列的指导与技术支持。
3.应对潜在的投资风险与挑战。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周期长、难度大，因此融资风险较高，特别是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着诸多复杂因素的干扰。首先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亚投行自身无法实现滚动融资等等；其次是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如政府更迭引发的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导致的项目工程瘫痪、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等等。
4.放大金融杠杆、提高投融资效率。国际经验表明，开发金融机构单纯依靠成员国的初始资本注入开展投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利用金融杠杆才能够扩大实际可利用的金融资源。然而，由于美国主导了全球评级行业，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亚投行的信用评级不应抱有过高期望。在评级不乐观的情况下，亚投行利用发行债券的手段筹措资金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此外，在扩大可贷资金规模的同时，如何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5.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目前，发达国家和其占主导地位的四大国际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IMF、亚开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依旧有着较大话语权，牢牢把持着国际金融市场。同时，基础设施建设这块“大蛋糕”，前景广阔，正吸引着各方进入其中。如由世界银行集团牵头、与全球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对于还未开始正式运作的亚投行的一个挑战。
对策建议
1.各成员国应保持充分沟通，提升治理水平。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将是亚投行解决治理问题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似乎有意淡化投票权在亚投行决策机制中的作用，而旨在与有关各方充分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上，以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决策重大事项。当然，这需要中国付出极大努力，使亚投行成为能给区域乃至全球带来福祉的国际组织。
2.多管齐下应对不同类别的风险。对于经济金融类的风险，亚投行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即积极借鉴和学习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和做法。与此同时，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特别是吸引在基础设施项目管理、跨国法律事务、国际资本运作、国际事务协调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从而充分把控项目投资风险。
3.引入私人部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动私人部门参与的积极性，是亚投行解决融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引入私人部门投资不仅能够扩大可利用资金的规模，而且私人部门对项目审查和投资回报更为敏感，更有利于加强项目管理和控制投资风险。亚投行应当积极探索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公私合营（PPP）模式。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亚投行应当积极与之开展合作。
亚投行是中国创新国际开发组织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一次试验
尽管《亚投行章程》尚未正式公布，但各国出资比例、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问题基本已尘埃落定。从已掌握的信息看，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与运作机制上呈现出四大特点：
1.域内国家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域外国家影响力大大受限。根据 2014 年10 月各方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投票权将考虑各成员国的出资额、经济规模，根据复杂的公式进行分配。其中37个域内国家，主要包含35个亚洲国家和两个大洋洲国家持股总数最高可达75%（详见表1）。欧洲、美洲和非洲的20个域外国家持股比例仅为25%左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相比，一向比较弱小的亚洲国家在亚投行中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一些事关亚投行根本制度与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如果域内国家团结一致，那么获得75%“绝对多数”并非完全不可能。
2.中国出资比例占据较大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在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持股比例分别为75%与25%的前提下，目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出资比例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计算方式：第一种是各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按5：5的权重计算，简称55模式。第二种是各国名义GDP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按6：4的权重计算，简称64模式。我们根据这两种算法计算可知，中国毋庸置疑均是最大的出资国（详见表2）。中国在55模式和64模式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9.72%和30.13%，而第二名的印度仅为10%与9.49%。与出资比例相对应，中国有望获得25%-30%左右的投票权。这足以令中国在需要75%“绝对多数”通过的重大事项中，拥有一票否决的主导权。
3.治理结构更加精简，不设常驻董事会。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较世行和亚开行有所创新：一是亚投行力求设立一个无报酬、非常驻的董事会。目前多边开发机构普遍设置常驻董事会管理日常工作运营，但因成本高、效率低、官僚主义而饱受诟病。而亚投行的日常运营事务交由行长和管理层负责。非常驻董事会仅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亚投行的发展战略、贷款政策和标准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此举有助于精简机构、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运营费用，从而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项目。二是针对世行和亚开行贷款条件太多以及受理速度太慢的问题，亚投行可能会在贷款审批上赋予高级别官员更多放贷权力，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保留董事会的否决权。
4.项目招标不排他，向任何国家和企业开放。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对于项目招标一般采取成员国才有参与投标的资格，特别是对一些地区性的金融开发机构而言，有本地区成员国和非本地区成员国之分，非本地区成员国则没有资格享受贷款业务，但若是成员国则有资格参与投标。而亚投行的项目向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开放，从业务本身出发，不采取排他性质，这意味着想要参与投标的国家只要保证技术优先，价格合理，都具有投标的机会，这使得亚投行树立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同时也具有更高的包容性，这对亚投行开展业务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亚投行是中国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尝试
1.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独立掌握主导权的一次尝试。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拥有主导权的具有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机构。虽然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中也有相当份量的主导权，但影响力较之亚投行有所不及。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尝试独立承担主导权。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霸权稳定论认为，领导国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领导国行动的根源在于追逐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领导国在国际组织中获得主导地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制度上，特别是投票权制度上的设计；二是人员上的安排。中国在亚投行中的地位已经完全符合这两条特征。首先在投票权制度方面，亚投行规定域内、域外国家出资比例大致为3：1，因此决定了域外国家在亚投行事务中行使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中国也掌握了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其次，国际组织的“一把手”由组织内贡献最大的国家国民担任是公认的潜规则。从一般管理以及工作人员的角度，虽然亚投行实行全球招聘的原则，但由于总部设在北京，因此中国的高级金融、法律人才加入亚投行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未来在更加宽广的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积累了经验。
2.是中国弥补区域及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不足的尝试。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总量也在不断提高。其中，参与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也成为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有益尝试，而亚投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提供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种类。
3.是中国打破 “修昔底德陷阱”的一次尝试。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过程往往会引起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激烈对抗，即“修昔底德陷阱”。這种现象几乎贯穿整个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依靠经济强势构建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格局及治理结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日渐上升，国际间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也达成了一些国际协议，如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协议等。但是，这些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最终被美国束之高阁。 在西方大国让步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亚投行的创建过程，充分表达了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尊重守成大国的诚意，体现了开放自由、和平协商的特点。除了金砖五国、东盟10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之外，七国集团（G7）中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加入了亚投行，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数量也超过了世界银行与亚开行44个与31个的创始国数量。这充分体现了亚投行作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并主导建立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超乎想象的支持度和影响力。
对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多次表达希望其加入亚投行的愿望，但美国和日本均以种种托辞拒绝参加甚至劝阻其盟国加入。随着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亚投行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批评美国“应对亚投行搞砸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亚投行的出现“是美国国会的错”；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指出“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而日本国内关于“放下面子，加入亚投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论调也不鲜见。
由于创始成员国的数量超过世行与亚开行，西方大国纷纷加入，美国和日本也开始反思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否存在误判。这种结果反映了中国创建亚投行对于完善和推进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和展现国家实力，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和平变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亚投行是需要解决诸多挑战的一次重大试验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亚投行或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大展宏图，但不可否认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
1.有效提升治理水平。尽管亚投行的治理机制在世行、亚开行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有所创新。但在实践中，高管层的组成、投票权的分配、否决权的使用等等重大问题上将很有可能出现成员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多方博弈。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各国诉求，平衡各方权益，稳步推进亚投行的决策制定、正常运营将是摆在中国面前非常棘手的重大课题。
2.弥补运营经验不足。目前“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虽然有英、德、法、意等西方大国，也有瑞士、卢森堡等传统金融强国，但是世行和亚开行的实际掌舵者——美国和日本的缺席所造成的影响恐怕是超乎想象的。由于缺乏一个称职的导师，中国是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选择、评估、运营和后续评价等方面，中国也需要一系列的指导与技术支持。
3.应对潜在的投资风险与挑战。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周期长、难度大，因此融资风险较高，特别是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还面临着诸多复杂因素的干扰。首先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亚投行自身无法实现滚动融资等等；其次是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如政府更迭引发的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导致的项目工程瘫痪、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等等。
4.放大金融杠杆、提高投融资效率。国际经验表明，开发金融机构单纯依靠成员国的初始资本注入开展投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利用金融杠杆才能够扩大实际可利用的金融资源。然而，由于美国主导了全球评级行业，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亚投行的信用评级不应抱有过高期望。在评级不乐观的情况下，亚投行利用发行债券的手段筹措资金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此外，在扩大可贷资金规模的同时，如何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5.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目前，发达国家和其占主导地位的四大国际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IMF、亚开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依旧有着较大话语权，牢牢把持着国际金融市场。同时，基础设施建设这块“大蛋糕”，前景广阔，正吸引着各方进入其中。如由世界银行集团牵头、与全球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对于还未开始正式运作的亚投行的一个挑战。
对策建议
1.各成员国应保持充分沟通，提升治理水平。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将是亚投行解决治理问题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似乎有意淡化投票权在亚投行决策机制中的作用，而旨在与有关各方充分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上，以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决策重大事项。当然，这需要中国付出极大努力，使亚投行成为能给区域乃至全球带来福祉的国际组织。
2.多管齐下应对不同类别的风险。对于经济金融类的风险，亚投行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即积极借鉴和学习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和做法。与此同时，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特别是吸引在基础设施项目管理、跨国法律事务、国际资本运作、国际事务协调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从而充分把控项目投资风险。
3.引入私人部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动私人部门参与的积极性，是亚投行解决融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引入私人部门投资不仅能够扩大可利用资金的规模，而且私人部门对项目审查和投资回报更为敏感，更有利于加强项目管理和控制投资风险。亚投行应当积极探索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公私合营（PPP）模式。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亚投行应当积极与之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