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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官方网站日前发布通知，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与“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相关的部分文件榜上有名。此举再次引发关于“废除‘985’‘211’”的联想。
对此，教育部回应称，中央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出新部署，将把“985”“211”“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问题来了，“双一流”的大学长啥样？该怎么建？
先要充分落实“四个不得”
林杰（大学讲师）
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
我理想中的“双一流”大学需要这“四个不得”真正落地，以实现学术自由。
最近，有某“985”“211”重点建设高校博士后“吐槽”说，他开展一个扶贫课题，“花了近3个月填写各种表格”“制作各种汇报总结、财务报表，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并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物’不能用于‘人’，否定了人的劳动价值”。
其实，希望破除科研经费申请、使用过程中面临的多种尴尬，希望“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是一线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心声。这就要求处理好教育权、学术权和行政权的关系。这些权力都有合理性，关键是怎么样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过多，有越位现象，不同程度影响了学术发展，制约了教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很多“青椒”（青年教师）为了评中级、副高挤破了头，不仅要教课、搞科研、做论文，还要想方设法和行政领导打点关系。
在未来的“双一流”建设中，希望能给予教授和学术委员会更多尊重，让他们能掌握学术和科研资源配置的权力。高校和科研单位办学、搞科研，必须按照教育、科研规律办事，不能简单照搬党政机关的管理办法。
专注培养优秀的“社会人”
李庆刚（中学教师，2016年高考考生家长）
周围亲戚朋友孩子高考，大家先问“考上什么学校”再问是不是“985”“211”？如今轮到帮我自家孩子填志愿，一度也是全家高喊“天王盖地虎，要考985;宝塔镇河妖，必上211”。
这是因为，我带出来的一些学生进入非“985”“211”工程重点院校后，毕业时真真切切感受到来自用人单位的歧视。“985”“211”这两个数字就像许多年轻人的“原罪”，一旦高考时与之失之交臂，就意味着你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低人一等”的命运。
毕业证书上的大学名字被人们在头脑中切割为重点与非重点，潜台词分别是“极好”和“没那么好”甚至“不好”。这种分界在就业、考研时，甚至生活中无处不在，成为很多年轻人进入有实力用人单位的障碍。我理解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岗位招聘中，报名人数太多，招聘者为了减少工作量，用大学等级这一简单标准筛选，也许是无奈之举，却造成了事实上的后果。
所以不少家长无视孩子的兴趣特长，只要是名牌高校，哪怕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也在所不惜。而不少高校为了能进入“985”“211”序列，突击上马基建项目、增加学科专业、招兵买马“挖”老师，无所不用其极。高校对“211”“985”的角逐，说白了就是对专项经费的争夺。
为人父母，为人师长，我希望未来的“双一流”能专注“打磨”人才培养模式，而不是忙着盖大楼、改校名、注水学科。要根据教育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营造优质的教学和科研环境，从而让高水平的学生得以被吸引并被培养成更优秀的“社会人”。
当务之急是一流的管理
熊丙奇（教育学者）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校长20年时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大学工作》，他说，“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两个：找人才，找钱”。他的定位很清晰：不是在任期间把自己打造为学术大师，而是把学校打造为一流学府。
其次要有一流的行政人员与机构，近年来，克服行政化倾向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议题。这不是说大学不要行政，而是要求行政回归本位。如梅贻琦所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那行政人员更不必说了。这就要求精简行政队伍，明确行政部门的职权，不能用行政权去干涉教育权。
更重要的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到，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那么，高校如何制订具体“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由大学行政职能部门制订？还是把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规划的制订交给学术委员会？可以说，制订方案的程序、机制，决定“双一流”建设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突破与建设成效。
迄今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采用简单的数量指标考核、管理、评价教师，这种管理、评价方式必须改革。高校应该按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梳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内部治理改革的过程，为创建“双一流”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
建设“双一流”，当务之急，不是制订建设的时间表，不是给师生分解、下达一流建设的指标、任务，而是构建一流管理体系，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激发所有师生的教育与学术梦想。
社会认可决定成功与否
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我们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既需要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又需要重视精英教育、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双一流”建设是“985”“211”工程的完善和继承。建设“双一流”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首先，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明晰的办学目标，避免学校之间的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第二要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第三，要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教育的内在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第四，要有精良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包括加强教师队伍、学术规范和管理队伍建设。
关键是要遵循规律、励精图治、长期积累、厚积薄发。不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该是公平、开放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建成一流大学，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应用型大学同样可以建成一流大学。淡化学校的身份，有利于学校竞争，有利于学校根据自身情况科学定位。
“双一流”是不是能够建设成功，除了要达到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还要有明晰的办学定位、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和大学制度，要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要有优良的、有特色的大学文化，以发挥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这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双一流”能否建设成功，不取决于学校的自我宣称，不取决于学校的规模有多大，学科是否综合，或者学校有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关键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对此，教育部回应称，中央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出新部署，将把“985”“211”“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问题来了，“双一流”的大学长啥样？该怎么建？
先要充分落实“四个不得”
林杰（大学讲师）
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
我理想中的“双一流”大学需要这“四个不得”真正落地，以实现学术自由。
最近，有某“985”“211”重点建设高校博士后“吐槽”说，他开展一个扶贫课题，“花了近3个月填写各种表格”“制作各种汇报总结、财务报表，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并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物’不能用于‘人’，否定了人的劳动价值”。
其实，希望破除科研经费申请、使用过程中面临的多种尴尬，希望“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是一线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心声。这就要求处理好教育权、学术权和行政权的关系。这些权力都有合理性，关键是怎么样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过多，有越位现象，不同程度影响了学术发展，制约了教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很多“青椒”（青年教师）为了评中级、副高挤破了头，不仅要教课、搞科研、做论文，还要想方设法和行政领导打点关系。
在未来的“双一流”建设中，希望能给予教授和学术委员会更多尊重，让他们能掌握学术和科研资源配置的权力。高校和科研单位办学、搞科研，必须按照教育、科研规律办事，不能简单照搬党政机关的管理办法。
专注培养优秀的“社会人”
李庆刚（中学教师，2016年高考考生家长）
周围亲戚朋友孩子高考，大家先问“考上什么学校”再问是不是“985”“211”？如今轮到帮我自家孩子填志愿，一度也是全家高喊“天王盖地虎，要考985;宝塔镇河妖，必上211”。
这是因为，我带出来的一些学生进入非“985”“211”工程重点院校后，毕业时真真切切感受到来自用人单位的歧视。“985”“211”这两个数字就像许多年轻人的“原罪”，一旦高考时与之失之交臂，就意味着你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低人一等”的命运。
毕业证书上的大学名字被人们在头脑中切割为重点与非重点，潜台词分别是“极好”和“没那么好”甚至“不好”。这种分界在就业、考研时，甚至生活中无处不在，成为很多年轻人进入有实力用人单位的障碍。我理解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岗位招聘中，报名人数太多，招聘者为了减少工作量，用大学等级这一简单标准筛选，也许是无奈之举，却造成了事实上的后果。
所以不少家长无视孩子的兴趣特长，只要是名牌高校，哪怕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也在所不惜。而不少高校为了能进入“985”“211”序列，突击上马基建项目、增加学科专业、招兵买马“挖”老师，无所不用其极。高校对“211”“985”的角逐，说白了就是对专项经费的争夺。
为人父母，为人师长，我希望未来的“双一流”能专注“打磨”人才培养模式，而不是忙着盖大楼、改校名、注水学科。要根据教育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营造优质的教学和科研环境，从而让高水平的学生得以被吸引并被培养成更优秀的“社会人”。
当务之急是一流的管理
熊丙奇（教育学者）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校长20年时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大学工作》，他说，“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两个：找人才，找钱”。他的定位很清晰：不是在任期间把自己打造为学术大师，而是把学校打造为一流学府。
其次要有一流的行政人员与机构，近年来，克服行政化倾向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议题。这不是说大学不要行政，而是要求行政回归本位。如梅贻琦所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那行政人员更不必说了。这就要求精简行政队伍，明确行政部门的职权，不能用行政权去干涉教育权。
更重要的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到，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那么，高校如何制订具体“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由大学行政职能部门制订？还是把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规划的制订交给学术委员会？可以说，制订方案的程序、机制，决定“双一流”建设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突破与建设成效。
迄今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采用简单的数量指标考核、管理、评价教师，这种管理、评价方式必须改革。高校应该按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梳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内部治理改革的过程，为创建“双一流”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
建设“双一流”，当务之急，不是制订建设的时间表，不是给师生分解、下达一流建设的指标、任务，而是构建一流管理体系，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激发所有师生的教育与学术梦想。
社会认可决定成功与否
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我们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既需要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又需要重视精英教育、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双一流”建设是“985”“211”工程的完善和继承。建设“双一流”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首先，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明晰的办学目标，避免学校之间的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第二要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第三，要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教育的内在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第四，要有精良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包括加强教师队伍、学术规范和管理队伍建设。
关键是要遵循规律、励精图治、长期积累、厚积薄发。不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该是公平、开放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建成一流大学，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应用型大学同样可以建成一流大学。淡化学校的身份，有利于学校竞争，有利于学校根据自身情况科学定位。
“双一流”是不是能够建设成功，除了要达到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还要有明晰的办学定位、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和大学制度，要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同时，要有优良的、有特色的大学文化，以发挥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这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双一流”能否建设成功，不取决于学校的自我宣称，不取决于学校的规模有多大，学科是否综合，或者学校有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关键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