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推进“双减”政策，从作业和培训两个方面出发，是适应时代发展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只有从国家层面推进这项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效。但仅仅作为国家政策推进实施，学校、教师、家长没有作出相应的改变，这场历史性的教育变革将难以取得成效。
　　学校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中枢环节。“双减”政策是课程改革、教学改革、考试招生改革和教育评价改革的组成部分，教育改革的系统性要求所有环节紧密衔接，学校是系统改革的“中枢”，既要落实国家政策，还要带动和影响社会、家庭参与改革。当下，学校肩负提高国民素质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任务并没有变，但是培养方式需要改变。学校要区分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什么是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伊万·伊利奇在《去学校化社会》中说：“学校训导他们（学生）混淆过程与实质……导致学生把教与学、升级与教育、文凭与能力、语言流畅与叙述新事物的能力混为一谈;导致学生的想象不是基于应有价值，而是根据所受的服务;导致学生误将药物治疗等同于卫生保健，将社会工作等同于社区生活的改善……”学校要始终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且是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而不是少数学生的发展，要对每个个体都有具体的针对性，而且要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双减”政策实施以后，课堂教学的方式要发生变化，课后服务如何发挥作用则是学校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教师要在“双减”政策中转变角色。“双减”政策传递出的信息是推进学习方式的改变，工具主义教育忽视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策略，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努力改变机械训练、反复刷题的做法。教师要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学习的多样性，将改变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了“分散式合作学习”的观点，认为知识具有社会属性，存在于社会之中;学习不仅是个人经历，人与人互动产生的想法和思考更重要;社会參与也能学习知识。互联网时代个人的学习都是有限的，合作学习才是更好的学习。学习方式和知识存在方式的变化，如同广播电视时代，一个人想听什么看什么节目，要看电台播放什么，每个人听了什么看了什么都大同小异，而互联网时代资源海量，听什么看什么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偏好和选择。教师应该认识到，教师不再是向学生传播知识的权威，更不是唯一的权威，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远比教师更多，增加作业负担只会堵塞学生学习方式改变的通道。教师尽管属于一个学科，但不仅是学科教师，教师要变成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合作者、学习资源提供者和生涯规划参谋者。
　　家庭对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更加重要。校外培训的泛滥一方面是强大的资本市场驱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长教育焦虑的结果，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剧场效应，现代的家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教育子女的权利让渡给政府和学校，但不要指望学校和教师包揽学生的学习，孩子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家庭，因为孩子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以及孩子的视野更多是由家庭决定的。父母不能把家庭变成学校教育的延续或者升级版的课堂，而应是变成孩子的心灵归宿和情感依托，让孩子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世界。家庭要学会尊重孩子，因为孩子可能更了解这个世界。《今日简史》里说：“过去，听大人的话是会个相对安全的选项，因为在当时，他们确实懂那个世界，而且世界的变化并不快。但21世纪不一样。变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你永远无法知道，大人告诉你的到底是永恒的智慧，还是过时的偏见。”父母提供给孩子的不再是经验，而是更多体验和见识，是要保证孩子学习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学习是伴随人一生的生活方式，学校教育仅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在知识快速更迭的时代，50岁的人和15岁的人面临几乎相同的学习问题。
　　“双减”政策是国家在教育进入新发展阶段作出的历史抉择，必将从价值观念、育人模式和教育治理方式等方面改变教育形态，将改变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家庭对教育和学习的认知，也势必改变每个人的教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