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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制民众自由
张献忠军1644年秋攻入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改变以往不建根据地的流走战略。在成都，大西政权采取了一套极端严厉的集中营式管理手段，其所以如此，实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张军攻城之前，多事先用间谍伪装混入城内作为内应，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为了防止敌方也用这种办法，只有把整个城市变成集中营，才能百分之百保险。
张军攻城常常得手，靠的是预先打入敌方内部。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言：张献忠“将攻袭郡邑，必前遣间谍，伪为僧道、游客、商贾入城，结纳市民为内应。若获名家大族，必质其父母妻子；遣士卒扮僮仆，押行至城内。呼曰：‘我某也，被掳得脱至此。’守者知而纳之。计成，厚遣之，以示信也”1641年张献忠进攻襄阳之前，便是一面派间谍进城，与监狱里的犯人串联，发起暴动；一面让士兵扮作商人，拉着几辆藏有精兵的货车进城。他自己却带领18骑兵，轻骑追赶明军使者，夺得敌方军符；再凭这一信物，原路返回混进城内，等到半夜打开城门，放大队人马占领襄阳。张献忠明白，他的胜利往往建立在敌人的麻痹大意上，因此必须接受那些经验教训。
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大西政权首先将分散在乡村的农民及逃乡居民，一律动员到城镇居住。撰《蜀难叙略》的沈荀蔚与母亲住在邛州，记下1644年的实事：“贼旋下令曰：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次年，又有命令：“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于是深山穷谷之人，成扶老挈幼入城市，露处犹不能客。”
撰《五马先生纪年》的傅迪吉言及1645年科举，也说“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驱入城中。”费密《荒书》又说：“凡成都士民避难他出者，悉令贼官查出，驱成都。”他们都是亲历者，所记应当属实。
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足以有效防范敌探奸细；可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日常生活却产生了严重阻碍。大西政权在成都执政两年，不但未加改善，反而一天天变本加厉。
大西政权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身份证制度、出入城盘查制度以及连坐制度，许多野史中均有类似记载。成都城禁十分森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提督王尚礼处严加惩办。张献忠死后，孙可望等“四将军”进入云南昆明，《明末滇南纪略》记录了当时情况，比较系统而详细。那些管理措施，仍然是沿袭大西制度一
夜晚不能点灯：“出令民间遇晚不许点火，犯者立杀。”
严保甲：“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
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书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将腰牌进挂于城门内月城右廊；事毕出，仍取去，门口始放出。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
派密探：“贼心狐疑，忧恐民变。黑夜差卒四下侧耳而听。凡有言语者，次日系去，立死。”导致“亲朋相遇于路，不敢言语，侧目而过。”
这样一来，敌方的间谍根本无从打入内部，在军事上当然十分有利，可是很陕就失去了民心。云南这些情况，与野史所记的当时成都景象完全一致。
张献忠不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只迷信严刑苛法，以为有刑法就有了一切。“连坐法”是十分野蛮的低级制度，大西政权却恃为利器。《五马先生纪年》说乡村秀才“并家眷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蜀警录》提到整肃大西军干部，也是“杀其一家，连坐两邻。”有些人头被砍了，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大西政权严格控制军民言论，广泛安排密探监听，记载此事的材料不一而足。《蜀警录》、《滟灏囊》、《绥寇纪略》、《鹿樵纪闻》都记有一件轶事，经常被研究家引证为张献忠的仁慈贤德，因此不可能是“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有意捏造的诬蔑之言”——那就是成都街民张成恩晚上没事，想到邻居家去串门，他妻子阻止他说：“天都黑了，还讲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就是这两句很普通的话，竟被称作“查事人”或“调事小儿”的密探抓个正着。次日黎明，这两口子被绑到张献忠面前去。献忠一听其情，哈哈大笑：“这是说我们张家的长，李自成他家的短，是良民啊!”不但释放两人，还赏了一笔银子。
在这里，我们决不能责怪那些可恶的密探。因为《蜀难叙略》说：“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如果漏报了情况，密探的脑袋也保不住，必须宁左勿右。因此，张营不仅有连坐法，而且有更加严酷的反坐法。
仅凭这些典型材料，我们很快便能感觉到，在大西集中营式的管理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人格尊严。一开始要背着顺民字，戴起大顺铜钱帽，奉接顺民证；进出成都城门，必须低三下四，一时不慎，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文人们文字上的忌讳，倒也好办，细心一点，不写“献忠”字样就行；小小老百姓日子就难过了，谁成天不说话?哪些话犯忌讳，谁能懂得完全?能保证没有人告密、没有人故意栽赃?最恐怖的是十家连坐，只要有人不小心踩到地雷，这十家都得一起完蛋!因此哪怕白天上街，碰到亲戚朋友，大家也低下头不敢打招呼。即使没有人白天侦察、夜晚窃听，老百姓这么活着，也不会有多少安全感!所以，当时成都人与其过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倒不如伸出颈子，让大西王一刀结果了反而痛快!
精神上的杀戮，难道比屠城、草杀更轻松愉快?真奇怪，现代研究家似乎并未关注这些社会实况，一味呶呶辩解张献忠没有杀多少人；或言：即使杀了那也该杀!
一个被称为“农民革命”的政权，并没有明确提出代表农民利益的施政纲领，也不去动员民众各安生业，却视城乡群众为寇仇，一味采取出格的法制手段维持统治，还能冠之以“革命”二字吗?
二、严酷管理朝官
大西政权刚刚建立时，张军中缺乏行政管理人才，因而重视争取地方原有官员和选拔当地知识分子，这原是十分正确的政策。从野史所记得知，当时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一
一是劝导退职官绅和文士积极参政。《滟灏囊》说：广元有吴宇英，阆中有周建鲁，表示愿意为官。张献忠立即任命吴为四川巡抚，周为监军。有些人求官的动机，意在自身免死，并求保一家平安。《客滇述》说：“某县令朱某亦归顺，愿就教职，冀以免祸。”刘景伯《蜀龟鉴》评论云：“凡从献者，非求逞志于绅民，即以从贼为免死窟也。”这一分析比较客观。
二是直接委任归顺官员担任原职。《蜀难叙略》的作者说：他父亲沈云祚是华阳县令，成都城破时与很多地方官被关在大慈寺。张献忠“遣其党馈食，以厚禄相诱，更以天命为词”，做思想工作。《客滇述》说：“献忠遣使四出，趣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滟滪囊》说：叙府乡官尹伸有名望，张献忠派人拉他到成都，让他担任吏部尚书，但尹一直没有 到职。
三是开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蜀难叙略》说：“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部佥，知县以守备，皆以伪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蜀碧》说：1644年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以温江史钻传为解元；中会试者五十人，以汉州樊姓(一说刘姓)为状元，此人“后随川北，不知所终。”刘景伯《蜀龟鉴》评论云：“献忠悬伪职以待乡绅，设科举以待生监举人，其初固无意于屠儒也”
写《明末农民革命史》的顾诚教授特别注意到，张献忠入川初期，很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材。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个四川人士，就是绵州人严锡命；六部尚书中有三部尚书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同丞相一样各占一半：王国麟(原彭县令)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为礼部尚书(原成都县令，不久处死，以南充人江鼎镇代替)，龚完敬(彭县进士)为兵部尚书，这本是比较高明的策略。
应该指出，带领农民举义的张献忠，却不大分得清敌我。比如左丞相汪兆龄，本是安徽桐城进士，曾在狱中出逃，早期即受张献忠重用，一直怂恿他杀人。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记》称其为“桐城汪公子”，可见是个大地主。那时归顺的地方官，大多属于政治投机者，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大西政权貌合神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本中说：“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书与彼，令其说张献志投降，相机而行”就是这个主动投诚、被大西政权任为巡抚的吴宇英，居然暗通清军，甘当卧底。当时大西任命的职官，类似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人，可能为数不少。
正因为如此，张献忠对那些接受合作的明末朝官，不能不心怀疑虑，加意挑剔；这就是顾诚所说的“既争取，又控制”政策。他对朝官的严酷管理，首先落实在职位最高的官员身上。他不知道团结大多数的道理，仅仅靠几个义子作为政治核心来维持统治，显然远远不够。
据《爝火录》引《甲乙事案》所记，成都城破后，成都县令吴继善逃了出去。有个投身张营的同年，约他出来参政，于是全家回到成都。献忠相当高兴，称帝后便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当年举行祭天典礼时，指定吴继善撰写祭天文。由于他文中连用“铜马”、“黄巾”等词，献忠粗通文墨，明白他意在讥刺，大发雷霆；一说祭文是用两张纸粘贴，没用整张的纸，献忠说“你不让我一统天下吗?”随即处以剐刑，一说他全家46口统统自杀。
《鹿樵纪闻》还说，继任的礼部尚书江鼎镇，次年春节时迎春，献忠问他“春进河门?”大西国以西为吉，但江鼎镇却老老实实答成“东门”；献忠又问“出于何典?”江鼎镇答成《大明会典》。献忠大怒，命人打他一百棍。他有个朋友愿意代受五十棍，让他熬得过去。一说他们两人次日终被满门抄斩；一说江鼎镇回家后气恼不过，全家自杀。《滟灏囊》、《蜀碧》都说江鼎镇罪名是“郊夭祝版不敬”，因受杖而死。
《蜀龟鉴》和《蜀破镜》记刑部尚书“以谳囚迟缓，予杖百，自经死”，误记为江鼎镇，似乎传闻失实。据《纪事略》，刑部尚书是“随营李时英”而不是他；因这人跟随张献忠较早，和江鼎镇一样，所以犯了错误未受极刑，只是挨打。可是挨一百下也落得个半死不活，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干脆自杀。
兵部尚书龚完敬，《蜀难叙略》记为“以不茸衙署”而被杀；《蜀碧》、《蜀龟鉴》和《蜀破镜》都说他“以道不治”，因修路没有达标而被剥皮。剥皮方法，《蜀碧》说“从头至尾，一缕裂之，张于前，如乌展翅。”《蜀警录》说“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龚完敬被剥下的皮囊，仍然穿着朝服立在街上。
张献忠痛恨贪腐，虽是高官也不留情。右丞相严锡命家在绵州，张献忠发现他“第宅宏丽”，相当豪华。《蜀龟鉴》说将他问斩，《蜀破镜》说因“不法”而“赐死”。
综上所述，大西朝不到一年，竟有一位丞相、四位尚书被刑，而且这五个人全是四川人，可见张献忠对蜀人有严重的偏见。至于他们罪名是否那么单纯，量刑是否过重，当然不能全信野史，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杀了五个高官，却是不争的事实。次一级的官员，其受刑更是不在话下。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记外国牧师亲见献忠“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蜀难叙略》也说：“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或剐，则刀数以千百计。”若大杖，乃用百十之数；而笞之，则亦以千计。”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这样严酷地对待干部，显然是自毁干城。
三、实施残酷严刑
为了防止地主阶级利用正统旗帜拥立皇家子孙发动叛乱，当时凡是姓“朱”的全部处死，不给出路。张献忠在这一方面做得十分彻底，许多野史都有记述。
《纪事略》：“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蜀难叙略》记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
《荒书》：“遣贼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蜀龟鉴》：“王宗室，分处各州县及今夏逃出搜获者，男女数万，悉屠之。”
《鹿樵纪闻》：“尤忌朱姓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围而屠之。”
《客滇述》：“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
这些记载异口同声，不容不信。而且，凡是隐藏皇族子孙者，也一并处死，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滟滪囊》说“大慈寺僧众常千余，因匿蜀王宗室，悉屠之、”《蜀碧》同样有记。按理说，佛教以慈悲为怀，救人性命，本是宗教基本初旨，原可谅解；但张献忠不讲宗教政策，就因和尚保护了朱姓，连佛教徒也—个不留。
肃清内奸，厉行法治，抓紧诛杀王府宗室，是大西政权巩固统治的主要手段；而法治的主要特征，则是十分残酷的严刑。《滟灏囊》说大西的刑法，“别罪轻重。轻者割耳劓鼻、断手足；次重，斩首；再重，凌迟。或当磔，别定刀数，割肉如鹅眼大，三五百刀之刑，数满者辄舍之极重者，剥皮实草、”这些苛法并不是仅仅针对蜀人，对于张献忠自己的军队仍然一样。《蜀碧》称张献忠管理经济执法甚严，凡贪污“有至一两者，家坐诛；十两者，生剥其皮”剥皮填草之刑十分残酷，很多人以为张献忠是始作俑者，其实是错怪他了。欧阳直《蜀警录》透露了一条重要史料：
“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瑞礼门楼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王，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口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口口口楼、’献忠遂效之；先施于蜀府宗室”
原来成都蜀王府里供了一个皮质人像，此人就是朱元璋残杀的功臣蓝玉。编《蜀龟鉴》的刘景伯还查考了《明史·蓝玉传》，里面只讲蓝玉居功骄横，被人告以谋反而受诛，没说剥皮；可见清朝编撰《明史》，还是对朱元璋给足了面子。刘景伯仅在《海瑞传》里查到海瑞晚年痛恨官吏贪污，向万历皇帝上疏，建议加重刑法，“拳太祖法，剥皮囊草”，证明这种酷刑确是朱元璋的发明。
自从张献忠学会了剥皮法，朱元璋的子孙首先遭殃。刘景伯评云：“洪(武)、永(乐)之间，无罪夷灭者数千家矣；多杀人子孙以求逞者，人亦尽杀其子孙!”后来剥皮示众的尸体越来越多，“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若送葬俑?”随后，张献忠在朱元璋的基础上，“又自创‘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这种剥皮法，施于犯法较轻者，不致立即致人死命。
分析张献忠在蜀所为，仍应追溯到他的原罪论思想。这种高压手段，肯定无法获得民心，他手下决不会没有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张献忠治军极严，军队也大都采用集中营式管理，没有人敢说话；因此张献忠的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欧阳直《蜀乱》举有数例：“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同伴俱斩。”抚南将军李定国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宥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天生有罪的人，就用不着怜惜。无论是军是民，他都同等看待。
顾诚认为：“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笔者觉得，这一评价恐怕过于轻描淡写了。
张献忠军1644年秋攻入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改变以往不建根据地的流走战略。在成都，大西政权采取了一套极端严厉的集中营式管理手段，其所以如此，实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张军攻城之前，多事先用间谍伪装混入城内作为内应，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为了防止敌方也用这种办法，只有把整个城市变成集中营，才能百分之百保险。
张军攻城常常得手，靠的是预先打入敌方内部。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言：张献忠“将攻袭郡邑，必前遣间谍，伪为僧道、游客、商贾入城，结纳市民为内应。若获名家大族，必质其父母妻子；遣士卒扮僮仆，押行至城内。呼曰：‘我某也，被掳得脱至此。’守者知而纳之。计成，厚遣之，以示信也”1641年张献忠进攻襄阳之前，便是一面派间谍进城，与监狱里的犯人串联，发起暴动；一面让士兵扮作商人，拉着几辆藏有精兵的货车进城。他自己却带领18骑兵，轻骑追赶明军使者，夺得敌方军符；再凭这一信物，原路返回混进城内，等到半夜打开城门，放大队人马占领襄阳。张献忠明白，他的胜利往往建立在敌人的麻痹大意上，因此必须接受那些经验教训。
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大西政权首先将分散在乡村的农民及逃乡居民，一律动员到城镇居住。撰《蜀难叙略》的沈荀蔚与母亲住在邛州，记下1644年的实事：“贼旋下令曰：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次年，又有命令：“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于是深山穷谷之人，成扶老挈幼入城市，露处犹不能客。”
撰《五马先生纪年》的傅迪吉言及1645年科举，也说“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驱入城中。”费密《荒书》又说：“凡成都士民避难他出者，悉令贼官查出，驱成都。”他们都是亲历者，所记应当属实。
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足以有效防范敌探奸细；可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日常生活却产生了严重阻碍。大西政权在成都执政两年，不但未加改善，反而一天天变本加厉。
大西政权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身份证制度、出入城盘查制度以及连坐制度，许多野史中均有类似记载。成都城禁十分森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提督王尚礼处严加惩办。张献忠死后，孙可望等“四将军”进入云南昆明，《明末滇南纪略》记录了当时情况，比较系统而详细。那些管理措施，仍然是沿袭大西制度一
夜晚不能点灯：“出令民间遇晚不许点火，犯者立杀。”
严保甲：“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
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书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将腰牌进挂于城门内月城右廊；事毕出，仍取去，门口始放出。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
派密探：“贼心狐疑，忧恐民变。黑夜差卒四下侧耳而听。凡有言语者，次日系去，立死。”导致“亲朋相遇于路，不敢言语，侧目而过。”
这样一来，敌方的间谍根本无从打入内部，在军事上当然十分有利，可是很陕就失去了民心。云南这些情况，与野史所记的当时成都景象完全一致。
张献忠不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只迷信严刑苛法，以为有刑法就有了一切。“连坐法”是十分野蛮的低级制度，大西政权却恃为利器。《五马先生纪年》说乡村秀才“并家眷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蜀警录》提到整肃大西军干部，也是“杀其一家，连坐两邻。”有些人头被砍了，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大西政权严格控制军民言论，广泛安排密探监听，记载此事的材料不一而足。《蜀警录》、《滟灏囊》、《绥寇纪略》、《鹿樵纪闻》都记有一件轶事，经常被研究家引证为张献忠的仁慈贤德，因此不可能是“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有意捏造的诬蔑之言”——那就是成都街民张成恩晚上没事，想到邻居家去串门，他妻子阻止他说：“天都黑了，还讲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就是这两句很普通的话，竟被称作“查事人”或“调事小儿”的密探抓个正着。次日黎明，这两口子被绑到张献忠面前去。献忠一听其情，哈哈大笑：“这是说我们张家的长，李自成他家的短，是良民啊!”不但释放两人，还赏了一笔银子。
在这里，我们决不能责怪那些可恶的密探。因为《蜀难叙略》说：“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如果漏报了情况，密探的脑袋也保不住，必须宁左勿右。因此，张营不仅有连坐法，而且有更加严酷的反坐法。
仅凭这些典型材料，我们很快便能感觉到，在大西集中营式的管理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人格尊严。一开始要背着顺民字，戴起大顺铜钱帽，奉接顺民证；进出成都城门，必须低三下四，一时不慎，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文人们文字上的忌讳，倒也好办，细心一点，不写“献忠”字样就行；小小老百姓日子就难过了，谁成天不说话?哪些话犯忌讳，谁能懂得完全?能保证没有人告密、没有人故意栽赃?最恐怖的是十家连坐，只要有人不小心踩到地雷，这十家都得一起完蛋!因此哪怕白天上街，碰到亲戚朋友，大家也低下头不敢打招呼。即使没有人白天侦察、夜晚窃听，老百姓这么活着，也不会有多少安全感!所以，当时成都人与其过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倒不如伸出颈子，让大西王一刀结果了反而痛快!
精神上的杀戮，难道比屠城、草杀更轻松愉快?真奇怪，现代研究家似乎并未关注这些社会实况，一味呶呶辩解张献忠没有杀多少人；或言：即使杀了那也该杀!
一个被称为“农民革命”的政权，并没有明确提出代表农民利益的施政纲领，也不去动员民众各安生业，却视城乡群众为寇仇，一味采取出格的法制手段维持统治，还能冠之以“革命”二字吗?
二、严酷管理朝官
大西政权刚刚建立时，张军中缺乏行政管理人才，因而重视争取地方原有官员和选拔当地知识分子，这原是十分正确的政策。从野史所记得知，当时从以下几方面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一
一是劝导退职官绅和文士积极参政。《滟灏囊》说：广元有吴宇英，阆中有周建鲁，表示愿意为官。张献忠立即任命吴为四川巡抚，周为监军。有些人求官的动机，意在自身免死，并求保一家平安。《客滇述》说：“某县令朱某亦归顺，愿就教职，冀以免祸。”刘景伯《蜀龟鉴》评论云：“凡从献者，非求逞志于绅民，即以从贼为免死窟也。”这一分析比较客观。
二是直接委任归顺官员担任原职。《蜀难叙略》的作者说：他父亲沈云祚是华阳县令，成都城破时与很多地方官被关在大慈寺。张献忠“遣其党馈食，以厚禄相诱，更以天命为词”，做思想工作。《客滇述》说：“献忠遣使四出，趣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滟滪囊》说：叙府乡官尹伸有名望，张献忠派人拉他到成都，让他担任吏部尚书，但尹一直没有 到职。
三是开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蜀难叙略》说：“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部佥，知县以守备，皆以伪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蜀碧》说：1644年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以温江史钻传为解元；中会试者五十人，以汉州樊姓(一说刘姓)为状元，此人“后随川北，不知所终。”刘景伯《蜀龟鉴》评论云：“献忠悬伪职以待乡绅，设科举以待生监举人，其初固无意于屠儒也”
写《明末农民革命史》的顾诚教授特别注意到，张献忠入川初期，很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材。左、右丞相中安排了一个四川人士，就是绵州人严锡命；六部尚书中有三部尚书就地取材，任用了四川人或明朝四川降官，同丞相一样各占一半：王国麟(原彭县令)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为礼部尚书(原成都县令，不久处死，以南充人江鼎镇代替)，龚完敬(彭县进士)为兵部尚书，这本是比较高明的策略。
应该指出，带领农民举义的张献忠，却不大分得清敌我。比如左丞相汪兆龄，本是安徽桐城进士，曾在狱中出逃，早期即受张献忠重用，一直怂恿他杀人。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记》称其为“桐城汪公子”，可见是个大地主。那时归顺的地方官，大多属于政治投机者，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大西政权貌合神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本中说：“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书与彼，令其说张献志投降，相机而行”就是这个主动投诚、被大西政权任为巡抚的吴宇英，居然暗通清军，甘当卧底。当时大西任命的职官，类似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人，可能为数不少。
正因为如此，张献忠对那些接受合作的明末朝官，不能不心怀疑虑，加意挑剔；这就是顾诚所说的“既争取，又控制”政策。他对朝官的严酷管理，首先落实在职位最高的官员身上。他不知道团结大多数的道理，仅仅靠几个义子作为政治核心来维持统治，显然远远不够。
据《爝火录》引《甲乙事案》所记，成都城破后，成都县令吴继善逃了出去。有个投身张营的同年，约他出来参政，于是全家回到成都。献忠相当高兴，称帝后便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当年举行祭天典礼时，指定吴继善撰写祭天文。由于他文中连用“铜马”、“黄巾”等词，献忠粗通文墨，明白他意在讥刺，大发雷霆；一说祭文是用两张纸粘贴，没用整张的纸，献忠说“你不让我一统天下吗?”随即处以剐刑，一说他全家46口统统自杀。
《鹿樵纪闻》还说，继任的礼部尚书江鼎镇，次年春节时迎春，献忠问他“春进河门?”大西国以西为吉，但江鼎镇却老老实实答成“东门”；献忠又问“出于何典?”江鼎镇答成《大明会典》。献忠大怒，命人打他一百棍。他有个朋友愿意代受五十棍，让他熬得过去。一说他们两人次日终被满门抄斩；一说江鼎镇回家后气恼不过，全家自杀。《滟灏囊》、《蜀碧》都说江鼎镇罪名是“郊夭祝版不敬”，因受杖而死。
《蜀龟鉴》和《蜀破镜》记刑部尚书“以谳囚迟缓，予杖百，自经死”，误记为江鼎镇，似乎传闻失实。据《纪事略》，刑部尚书是“随营李时英”而不是他；因这人跟随张献忠较早，和江鼎镇一样，所以犯了错误未受极刑，只是挨打。可是挨一百下也落得个半死不活，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干脆自杀。
兵部尚书龚完敬，《蜀难叙略》记为“以不茸衙署”而被杀；《蜀碧》、《蜀龟鉴》和《蜀破镜》都说他“以道不治”，因修路没有达标而被剥皮。剥皮方法，《蜀碧》说“从头至尾，一缕裂之，张于前，如乌展翅。”《蜀警录》说“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龚完敬被剥下的皮囊，仍然穿着朝服立在街上。
张献忠痛恨贪腐，虽是高官也不留情。右丞相严锡命家在绵州，张献忠发现他“第宅宏丽”，相当豪华。《蜀龟鉴》说将他问斩，《蜀破镜》说因“不法”而“赐死”。
综上所述，大西朝不到一年，竟有一位丞相、四位尚书被刑，而且这五个人全是四川人，可见张献忠对蜀人有严重的偏见。至于他们罪名是否那么单纯，量刑是否过重，当然不能全信野史，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杀了五个高官，却是不争的事实。次一级的官员，其受刑更是不在话下。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记外国牧师亲见献忠“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蜀难叙略》也说：“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或剐，则刀数以千百计。”若大杖，乃用百十之数；而笞之，则亦以千计。”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这样严酷地对待干部，显然是自毁干城。
三、实施残酷严刑
为了防止地主阶级利用正统旗帜拥立皇家子孙发动叛乱，当时凡是姓“朱”的全部处死，不给出路。张献忠在这一方面做得十分彻底，许多野史都有记述。
《纪事略》：“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蜀难叙略》记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
《荒书》：“遣贼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蜀龟鉴》：“王宗室，分处各州县及今夏逃出搜获者，男女数万，悉屠之。”
《鹿樵纪闻》：“尤忌朱姓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围而屠之。”
《客滇述》：“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
这些记载异口同声，不容不信。而且，凡是隐藏皇族子孙者，也一并处死，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滟滪囊》说“大慈寺僧众常千余，因匿蜀王宗室，悉屠之、”《蜀碧》同样有记。按理说，佛教以慈悲为怀，救人性命，本是宗教基本初旨，原可谅解；但张献忠不讲宗教政策，就因和尚保护了朱姓，连佛教徒也—个不留。
肃清内奸，厉行法治，抓紧诛杀王府宗室，是大西政权巩固统治的主要手段；而法治的主要特征，则是十分残酷的严刑。《滟灏囊》说大西的刑法，“别罪轻重。轻者割耳劓鼻、断手足；次重，斩首；再重，凌迟。或当磔，别定刀数，割肉如鹅眼大，三五百刀之刑，数满者辄舍之极重者，剥皮实草、”这些苛法并不是仅仅针对蜀人，对于张献忠自己的军队仍然一样。《蜀碧》称张献忠管理经济执法甚严，凡贪污“有至一两者，家坐诛；十两者，生剥其皮”剥皮填草之刑十分残酷，很多人以为张献忠是始作俑者，其实是错怪他了。欧阳直《蜀警录》透露了一条重要史料：
“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瑞礼门楼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王，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口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口口口楼、’献忠遂效之；先施于蜀府宗室”
原来成都蜀王府里供了一个皮质人像，此人就是朱元璋残杀的功臣蓝玉。编《蜀龟鉴》的刘景伯还查考了《明史·蓝玉传》，里面只讲蓝玉居功骄横，被人告以谋反而受诛，没说剥皮；可见清朝编撰《明史》，还是对朱元璋给足了面子。刘景伯仅在《海瑞传》里查到海瑞晚年痛恨官吏贪污，向万历皇帝上疏，建议加重刑法，“拳太祖法，剥皮囊草”，证明这种酷刑确是朱元璋的发明。
自从张献忠学会了剥皮法，朱元璋的子孙首先遭殃。刘景伯评云：“洪(武)、永(乐)之间，无罪夷灭者数千家矣；多杀人子孙以求逞者，人亦尽杀其子孙!”后来剥皮示众的尸体越来越多，“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若送葬俑?”随后，张献忠在朱元璋的基础上，“又自创‘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这种剥皮法，施于犯法较轻者，不致立即致人死命。
分析张献忠在蜀所为，仍应追溯到他的原罪论思想。这种高压手段，肯定无法获得民心，他手下决不会没有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张献忠治军极严，军队也大都采用集中营式管理，没有人敢说话；因此张献忠的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欧阳直《蜀乱》举有数例：“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同伴俱斩。”抚南将军李定国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宥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天生有罪的人，就用不着怜惜。无论是军是民，他都同等看待。
顾诚认为：“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笔者觉得，这一评价恐怕过于轻描淡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