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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故乡的村庄位于长江流域中部的江汉平原，从2012年开始，这里终于迎来了“期盼”多年的征地拆迁。这不是城郊乡村的拆迁，而是城镇化对中国传统村落的一次冲击、改变与再造。
一切要从邻村征地拆迁说起。
2006年前后，市里搞大开发，建设城南新区。随着新区开发的加快和推进，我们这个本是靠山的边缘生产队竟越来越接近郊区。
随着5年前邻村的拆迁，队里的人心开始躁动、激动、焦虑、纠结：是不是也要拆迁呢？如果要搬迁，是不是现在就应有所准备和行动？
要不要动？要不要动？……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焦虑和矛盾。
磨人的等待
那几年，没有消息，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谁也说不清楚生产队会不会被征地拆迁。
总体的舆论是：会搬迁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队里的人又有点底气不足：生产队靠山，且前面开通的一条高速公路直接把生产队隔离在一边，看不出有多大的开发价值。
这种等待的心情从邻村开始征地拆迁就开始了，只是随着邻村征地范围的扩大，等待的心情就更加急切。
2012年初，邻村全部拆迁完了，队里人的心已被撩拨得快要疯狂。
每天人们都在路上观啊、望啊，看有没有勘测队的车路过或来。有勘测队来就意味着有戏了。
当时，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全生产队的震动。
一次，队里有人看见一辆车停在一家门前比划半天，“分明就是勘测队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生产队。其实，那只是来查看高压线的。
有人甚至在网上查看电子卫星地图、查找市里的开发计划、跑很远去看在修的路。
老人们在焦急的等啊等，因为他们现在可不能随意死去，如果确定要拆迁，无论如何也要等拆迁完了再死，多一代人就会多补一套房。
留在村里的人，焦虑的心更是理所当然，如果确定会征地拆迁，那么他们就需要马上行动，该建房的建房、该种树的种树。
人们疯狂了
2012年，终于插标杆了。人们都去看了眼标杆才真正踏实安心。
队里的人松了口气，却马上又提起了更大一口气。漫长等待累积的焦急、期盼、忍耐、憧憬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化作了无限的激情和干劲。
无人再打麻将了，全家动员，栽树，每天。虽只是修三条路，征地只涉及部分农户，但仍是全生产队总动员。
树苗价格涨了又涨，很快附近林场的树苗就被买完了，到了后来要托关系才能买到树苗。
征地迫在眉睫，再建房不现实了，但好不容易等到征地了，就这么干坐着？
队里人开始在家想方设法地、不引起注意地搭棚子。虽然搭个棚子仅能多补几百元而已，但至少能抚慰村民的心。
紧接着，不知是谁又想出了把稻场水泥化的主意。于是，紧接着家家户户都忙着水泥化稻场，短短一个月内即实现了全生产队稻场的水泥化。
冷硬的现实
2012年年中，终于到“拉尺”了，即丈量将被征地的面积、清点树苗以及地面建筑等。
“拉尺”由村里负责组织，但上面会派一个督察员。村里尽力想做到公平，把丈量队分成几组，每次丈量随机抽组，即让人们无法弄清到底会由谁来给自己丈量土地，也就无法事先请客送礼了。
但村支书还是交代，丈量时尽量松点，让每个被丈量户都满意高兴，这样到时候谈判搬迁时也就好说话。
每家在丈量完后都满脸笑意。
但很快，人们便都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另外规则，那是冷硬而残酷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陈家是典型的强硬者，据说去他们家“拉尺”的那天，他把一块空地插上四个桩然后说，你们把我这个算车库。“拉尺”的人说，你这还什么都没有，怎么能给你算成房子呢？然后他说，那你们今天别拉了，等我哪天建好了就通知你们来拉。
王家和村支书是亲戚，据说王家“拉尺”的那天，村支书亲自到场。“拉尺”的人把公共河道也算作他们家的鱼塘。
这每一瞬间，都让人们感觉到了差异，感觉到了挫败，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村民间的隔阂就这样产生了，甚至愤恨。
很快，人们便适应了游戏的规则。强硬是先天的，无法改变，但关系却是可以寻求的。
突变的人际关系
队里的人从未如现在这般看重钱，斤斤计较、分厘必争。
在疯狂栽树的那些天，人们把屋前屋后、田埂田边都栽上了树。为了几棵树，几十年的邻居闹僵翻脸变成了常事。
这并不是说那几十块钱就那么重要，而是与人们对就要搬走的预期相关。
以往即使发生了比这更严重的矛盾，大家都能忍让，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知道要搬了，以后即使住一起，也是像城里的小区，不用农业生产，不与你接触我也能过日子。
突然觉醒的产权意识，以及对产权的执着更让人惊奇。
这在公共堰塘争夺上表现尤为明显。
队里最大的一个公共堰塘属于一个湾子的住户们。
很早之前，湾子的人就在堰塘里开挖只属于自己、只灌溉自家农地的鱼塘，让堰塘逐步丧失了蓄水能力。
堰塘下游的陈姓住户，不是湾子的人，但其大部分农田都靠此堰塘来灌溉。于是，他不得不也在堰塘中挖了个属于自己的小鱼塘。对此，队里人一直未表示过异议。
然而2012年，就在他一如往年从自己挖的小鱼塘中抽水灌溉时，其电机插头被拔了。
原来，结婚后从湾子里分家出来已几十年、在别处居住的许姓住户说，陈姓住户没有资格用那个塘里的水，他挖的塘也不属于他。
许家只是想找个由头重新插手那个堰塘，否则如果堰塘被征，补偿款根本不会跟他沾上边。
协管员来调和，说，再忍忍吧，就要搬迁了。但两家斗殴不止，最后由村书记调节了事。几十年的邻居也就这样反目成仇。 “我将有钱…”
“我将有钱”的心理预期和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巨大的。
虽然谁也没有将“我将有钱”放在嘴上，甚至都没有放在心上，现在队里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多补点，还没有心思去规划拿到补偿后要做什么。但“我将有钱”的影响分明是有的。
2012年队里春节过年，就与往年有些不一样。
走亲戚走朋友拜年吃饭，队里的人不再用自家的碗筷，全改用一次性碗筷，来一次客人用一批。“啊，洗碗多麻烦啊！”
一个年过下来，屋前屋后全是白色垃圾。
人们不知不觉膨胀了、嚣张了，即使补偿标准不高，补偿的钱也就十几二十万（一亩的标准是一万三千多元），即使还没有补只是预计要补，即使标杆还没插到自家门口，自家会不会被征地拆迁也还是未知数，但人们心中自5年前邻村征地就已隐隐开始燃起的“我将有钱”的预期在去年时已然浮起扩大。
“我将有钱”改变的还有婚姻观。
近几年，村里年轻人的高离婚率让人惊讶。村里青年谈婚论嫁时，离婚已成一预定假设。人们听到谁谁离婚的消息时，一点惊讶也没有，很是淡定平常。这是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姑娘找婆家和小伙找媳妇有充分的自信。
不想未来
春节过年，队里人多次谈论的是一件事——小区的人和事。
他们把搬迁安置居住区叫“小区”，把已被征地、被安置在小区的人称为“小区的人”。在他们眼里，这样一群人已经不能算作农村人，因为不再种地；却也不能算城里人，因为无正式工作。
事情引起大家这样的关注和热议是有理由的。什么事情呢？
村里有几户常去菜市场卖菜的人说，经常看到认识的“小区的人”去菜市场捡菜叶。开始时，大家碰见时都觉得尴尬不好意思，但慢慢，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到了后来，“小区的人”就直接跑自己的菜摊上去拿菜，说“我来装点白菜回去吃”，就往自己的袋子里装，如此情形，让人又生气又心酸。
人们说，那也是没得办法，住小区就一分地都没有了，一点菜也不能种，家畜也不能养，什么都要靠买，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贵，而他们又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就靠那些补偿款。补偿款用一点就少一点，即使钱够，对于以前从未掏钱买过米菜吃的村民怎么舍得把钱用这儿呢？
队里人感叹完了后，只是一阵沉默。沉默是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保证自己以后不会那样。
他们现在还不想未来，其实也没有能力想未来。
一切要从邻村征地拆迁说起。
2006年前后，市里搞大开发，建设城南新区。随着新区开发的加快和推进，我们这个本是靠山的边缘生产队竟越来越接近郊区。
随着5年前邻村的拆迁，队里的人心开始躁动、激动、焦虑、纠结：是不是也要拆迁呢？如果要搬迁，是不是现在就应有所准备和行动？
要不要动？要不要动？……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焦虑和矛盾。
磨人的等待
那几年，没有消息，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谁也说不清楚生产队会不会被征地拆迁。
总体的舆论是：会搬迁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队里的人又有点底气不足：生产队靠山，且前面开通的一条高速公路直接把生产队隔离在一边，看不出有多大的开发价值。
这种等待的心情从邻村开始征地拆迁就开始了，只是随着邻村征地范围的扩大，等待的心情就更加急切。
2012年初，邻村全部拆迁完了，队里人的心已被撩拨得快要疯狂。
每天人们都在路上观啊、望啊，看有没有勘测队的车路过或来。有勘测队来就意味着有戏了。
当时，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全生产队的震动。
一次，队里有人看见一辆车停在一家门前比划半天，“分明就是勘测队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生产队。其实，那只是来查看高压线的。
有人甚至在网上查看电子卫星地图、查找市里的开发计划、跑很远去看在修的路。
老人们在焦急的等啊等，因为他们现在可不能随意死去，如果确定要拆迁，无论如何也要等拆迁完了再死，多一代人就会多补一套房。
留在村里的人，焦虑的心更是理所当然，如果确定会征地拆迁，那么他们就需要马上行动，该建房的建房、该种树的种树。
人们疯狂了
2012年，终于插标杆了。人们都去看了眼标杆才真正踏实安心。
队里的人松了口气，却马上又提起了更大一口气。漫长等待累积的焦急、期盼、忍耐、憧憬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化作了无限的激情和干劲。
无人再打麻将了，全家动员，栽树，每天。虽只是修三条路，征地只涉及部分农户，但仍是全生产队总动员。
树苗价格涨了又涨，很快附近林场的树苗就被买完了，到了后来要托关系才能买到树苗。
征地迫在眉睫，再建房不现实了，但好不容易等到征地了，就这么干坐着？
队里人开始在家想方设法地、不引起注意地搭棚子。虽然搭个棚子仅能多补几百元而已，但至少能抚慰村民的心。
紧接着，不知是谁又想出了把稻场水泥化的主意。于是，紧接着家家户户都忙着水泥化稻场，短短一个月内即实现了全生产队稻场的水泥化。
冷硬的现实
2012年年中，终于到“拉尺”了，即丈量将被征地的面积、清点树苗以及地面建筑等。
“拉尺”由村里负责组织，但上面会派一个督察员。村里尽力想做到公平，把丈量队分成几组，每次丈量随机抽组，即让人们无法弄清到底会由谁来给自己丈量土地，也就无法事先请客送礼了。
但村支书还是交代，丈量时尽量松点，让每个被丈量户都满意高兴，这样到时候谈判搬迁时也就好说话。
每家在丈量完后都满脸笑意。
但很快，人们便都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另外规则，那是冷硬而残酷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陈家是典型的强硬者，据说去他们家“拉尺”的那天，他把一块空地插上四个桩然后说，你们把我这个算车库。“拉尺”的人说，你这还什么都没有，怎么能给你算成房子呢？然后他说，那你们今天别拉了，等我哪天建好了就通知你们来拉。
王家和村支书是亲戚，据说王家“拉尺”的那天，村支书亲自到场。“拉尺”的人把公共河道也算作他们家的鱼塘。
这每一瞬间，都让人们感觉到了差异，感觉到了挫败，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村民间的隔阂就这样产生了，甚至愤恨。
很快，人们便适应了游戏的规则。强硬是先天的，无法改变，但关系却是可以寻求的。
突变的人际关系
队里的人从未如现在这般看重钱，斤斤计较、分厘必争。
在疯狂栽树的那些天，人们把屋前屋后、田埂田边都栽上了树。为了几棵树，几十年的邻居闹僵翻脸变成了常事。
这并不是说那几十块钱就那么重要，而是与人们对就要搬走的预期相关。
以往即使发生了比这更严重的矛盾，大家都能忍让，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知道要搬了，以后即使住一起，也是像城里的小区，不用农业生产，不与你接触我也能过日子。
突然觉醒的产权意识，以及对产权的执着更让人惊奇。
这在公共堰塘争夺上表现尤为明显。
队里最大的一个公共堰塘属于一个湾子的住户们。
很早之前，湾子的人就在堰塘里开挖只属于自己、只灌溉自家农地的鱼塘，让堰塘逐步丧失了蓄水能力。
堰塘下游的陈姓住户，不是湾子的人，但其大部分农田都靠此堰塘来灌溉。于是，他不得不也在堰塘中挖了个属于自己的小鱼塘。对此，队里人一直未表示过异议。
然而2012年，就在他一如往年从自己挖的小鱼塘中抽水灌溉时，其电机插头被拔了。
原来，结婚后从湾子里分家出来已几十年、在别处居住的许姓住户说，陈姓住户没有资格用那个塘里的水，他挖的塘也不属于他。
许家只是想找个由头重新插手那个堰塘，否则如果堰塘被征，补偿款根本不会跟他沾上边。
协管员来调和，说，再忍忍吧，就要搬迁了。但两家斗殴不止，最后由村书记调节了事。几十年的邻居也就这样反目成仇。 “我将有钱…”
“我将有钱”的心理预期和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巨大的。
虽然谁也没有将“我将有钱”放在嘴上，甚至都没有放在心上，现在队里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多补点，还没有心思去规划拿到补偿后要做什么。但“我将有钱”的影响分明是有的。
2012年队里春节过年，就与往年有些不一样。
走亲戚走朋友拜年吃饭，队里的人不再用自家的碗筷，全改用一次性碗筷，来一次客人用一批。“啊，洗碗多麻烦啊！”
一个年过下来，屋前屋后全是白色垃圾。
人们不知不觉膨胀了、嚣张了，即使补偿标准不高，补偿的钱也就十几二十万（一亩的标准是一万三千多元），即使还没有补只是预计要补，即使标杆还没插到自家门口，自家会不会被征地拆迁也还是未知数，但人们心中自5年前邻村征地就已隐隐开始燃起的“我将有钱”的预期在去年时已然浮起扩大。
“我将有钱”改变的还有婚姻观。
近几年，村里年轻人的高离婚率让人惊讶。村里青年谈婚论嫁时，离婚已成一预定假设。人们听到谁谁离婚的消息时，一点惊讶也没有，很是淡定平常。这是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姑娘找婆家和小伙找媳妇有充分的自信。
不想未来
春节过年，队里人多次谈论的是一件事——小区的人和事。
他们把搬迁安置居住区叫“小区”，把已被征地、被安置在小区的人称为“小区的人”。在他们眼里，这样一群人已经不能算作农村人，因为不再种地；却也不能算城里人，因为无正式工作。
事情引起大家这样的关注和热议是有理由的。什么事情呢？
村里有几户常去菜市场卖菜的人说，经常看到认识的“小区的人”去菜市场捡菜叶。开始时，大家碰见时都觉得尴尬不好意思，但慢慢，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到了后来，“小区的人”就直接跑自己的菜摊上去拿菜，说“我来装点白菜回去吃”，就往自己的袋子里装，如此情形，让人又生气又心酸。
人们说，那也是没得办法，住小区就一分地都没有了，一点菜也不能种，家畜也不能养，什么都要靠买，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贵，而他们又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就靠那些补偿款。补偿款用一点就少一点，即使钱够，对于以前从未掏钱买过米菜吃的村民怎么舍得把钱用这儿呢？
队里人感叹完了后，只是一阵沉默。沉默是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保证自己以后不会那样。
他们现在还不想未来，其实也没有能力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