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先生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赞誉他是“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人才。
　　他曾在“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工作，使得中国地质学、地质事业成绩卓著。
　　1913年，丁文江通过“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调查，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应叫“燕山”。他给“太行山”地理学的新定义，令人折服。
　　1921年，丁文江需要赚钱资助家中众多弟弟的读书和生活，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仍兼名誉所长），到“北票煤矿”担任总经理。五年中，他把年产8000吨原煤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日产1500吨直至2400吨的现代化煤矿。他不仅能够“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
　　他写《假如我是蒋介石》《假如我是张学良》等文章，劝诫蒋介石“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等等。
　　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在职8个月，他就将上海的行政、财政、公共卫生等治理得有模有样。就在他一展抱负时，却遭到攻占上海的北伐军通缉。
　　丁文江不倚傍任何党派，独立处世，宁折不弯。父亲去世后，他挑起了养家重担。他爱家，也爱积贫积弱的祖国。他终身不拿政府干薪，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车。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他的笔名“宗淹”，就是要效法先贤范仲淹。
　　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研院”关系复杂。丁文江上任后，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理顺各种关系。既为学术独立开创了新路，又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不愧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1935年底，湖南等地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时，丁文江觉得任务重大，亲自前往。到达衡山后，他即兴赋诗：“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1936年1月，丁文江因煤气中毒救治不当病逝，年仅49岁。
　　10年前傅斯年聽说丁文江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大呼“丁文江该杀”。丁文江逝世后，眼界极高的傅斯年追思说：“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为近代化国家了。为什么他先死呢？”
　　（摘自《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