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革命教育给我留下了一种深刻的印记,国民党人都是官僚、无能和腐化的。但马树礼先生为我清除了这种脸谱化的国民党人形象。
　　
　　20年前的圣诞节,我作为留美学生到台湾去访问。这是大陆留美学生第二次访问台湾。促成我们访问台湾的是马树礼先生,一个老牌的国民党人。去台湾之前,我对国民党人有一种脸谱化的印象。多年的革命教育给我留下了一种深刻的印记,国民党人都是官僚、无能和腐化的。但马树礼先生为我清除了这种脸谱化的国民党人形象。
　　马先生1906年生人,曾在日本留学。1928年,中日关系紧张,马先生觉得不能继续在日本读书,感情上接受不了,就从明治大学肄业,去马来西亚当了一个中学校长。他是马来西亚现代史的专家。我到台湾后,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英文的《印尼独立运动史》,一本叫《印尼的变与乱》。他送书给我的时候,都有题签,在扉页上用非常清秀的字体写着:“请学良兄指正。马树礼敬赠”。那一年他83岁高龄,我只能算他的孙子辈,题签如此诚恳,我连称不敢當。这不是客气话,因为我比他辈分晚得太多,但他坚持如此,谈话的时候也一直称我“学良兄”。这种儒雅和诚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我后来才知道,马先生的经历异常丰富。抗战军兴之后,他投笔从戎,从印尼回国参军,在第三战区政治部任组长,一直做到第三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从1938年开始,任《前线日报》社社长。因为这个身份,他见证过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与中国政府接洽投降事宜的全过程,他都亲身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报道,都是他亲自写好,交给报纸发表的。80年代中期,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和中央评议委员。我们这些从大陆到美国东部留学的留学生想到台湾去看看,经过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牵线搭桥,马先生首肯来推动这件事。
　　那是第一次有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民间团体访问台湾。当时不乏一些媒体对此行做一些政治化的解读,为此,我没有随第一批留学生前去台湾,而是当年年底才和第二批留学生同行。马先生是国民党八老之一,当时已经退休。到台湾以后,我和他有过几次长谈,每次有两三个小时。他对我说,推动大陆留学生访台,让他们亲眼看看台湾的现状,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希望留学生和大陆能够理解。这件事他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当时从来没有说过。多年以后,两岸人员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许多基础,正是马先生这一代人打下来的,但他仍然没有公开说过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这让我看到他那种不居功的人格。
　　他不嗜烟酒,也没有子女,人是很清廉的。我们在台湾参加了很多公开活动,难免有宴请。有些场合马先生也在。他自己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申明是他自己掏腰包,绝非公款吃喝。他告诉我,蒋经国对身边的人要求非常严格,下班之后,不允许他们在家里接待工商界人士。马先生做过高官,在政界、军界和商界都有人脉,可以动用的资源很多,但没有什么私产,只是在台北房价便宜的时候,买过一套多余的房子。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94年,他想在老家江苏涟水资助教育事业,拿不出什么钱来,正考虑把这套房子卖掉筹钱。
　　但他要回大陆比较困难,据我所知,一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回老家扫墓。
　　他常常谈到台湾发展经济的经验,第一是要平均地权,第二要重视发展家庭经济和中小企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分配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冲突。这里面有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有台湾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在他心里,三民主义是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的东西,是中国人付出很多代价,才探索出来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道路。
　　他对我说:学良兄,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心血,都花在民族独立上了,希望你们这一代留学生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民生问题。
　　我很感动,觉得心里十分温暖。
　　马先生是2006年7月19日去世的。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回到香港才知道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今天我还记得整整20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下回去台湾,我要到他的陵前去拜谒,表达我对他永久的敬重,感谢他为大陆留学生第一次访问台湾做过那么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