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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骄傲，很重华夏和蛮夷之分。蛮夷有好东西拿来吃喝时，也要特别给个称谓。古代中国人图俭省，习惯这么起名字：如果是从西域来的，就加个前缀，叫“胡什么”，比如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胡桃；如果是从海外来的，就叫“洋什么”，比如洋烟、洋葱、洋芹菜。西边是胡，东边是洋，分门别类，各安其所，舒坦啊！
但总这么拿“胡”“洋”字样给人安插，也不是很雅。中国古人风雅，而且中国又是礼仪之邦，那就入乡随俗吧。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来中国，也不强逼着中国人咬意大利语字样，自定了汉名叫利玛窦。中国人也客气，清朝时就管英国叫英吉利，管美国叫美利坚，都是好字眼儿。比如说吧，鼻烟这东西，英文叫snuff，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儿，就给它起了一个译名叫“士那夫”，纯是音译。Tobacco（烟草），在菲律宾种得甚好，中国士大夫听了，按音索字，就译作“淡巴菰”，也有一种说法叫“淡巴姑”。乍看字眼儿听读音，会以为是一种清新淡雅、适合熬汤的菌类。
万恶的鸦片，乃是opium的音译不提；好玩在鸦片另有一个中文名，叫做“阿芙蓉”，乍听之下，还以为是犯毒瘾的，特别钟爱其气味芳香，定的美名。实际上一琢磨：鸦片在阿拉伯语里读作Afyum，那不就是“阿芙蓉”吗？鸦片可恨不假，阿芙蓉这三字因音定字，运用上好的辞藻，不下于把希腊首都Athens译作雅典。
咖啡里头的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e latte，法语写作Cafe au lait，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和法语lait都是牛奶。这咖啡说白了，大可以叫做“牛奶咖啡”，但稍微想一想：中文读作拿铁，听起来范儿十足，是给成年人喝的；嚷一句“伙计来杯牛奶咖啡”，立刻落了下乘，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
意大利有一个典故：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中文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是基督教某支派。这一派人喜欢穿浅咖啡色袍子。意大利人后来发明了一种咖啡，因为是奶泡打就，色彩特殊，很像嘉布虔派的袍子，于是借了cappuccino起名，这就成了卡布其诺（cappuccino）。这字眼儿选得有讲究：一杯奶泡咖啡，叫卡布其诺，听着就活泼、俏皮。
广东最早和西洋互通贸易，于是造出了许多漂亮的译名。粤语译名，都按粤语读音，不拘形声，比如David Beckham，大陆译作贝克汉姆，广东人译作“碧咸”。你用普通话念碧咸，念到死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用粤语一念，就觉得音极近。比如把kiwi翻译成“奇异果”，真是神来之笔，意音皆近；把milk shake翻译成“奶昔”，前一半是意译，后一半是音译；把salmon翻译成三文鱼也是源自粤语，一如sandwich翻成三文治，只是很容易让人疑惑：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香港人至今称呼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很神秘，细一看是草莓，再一想就明白：strawberry，直接音译过来啦。
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omelette，粤语里叫做“奄列”。把eggtart译作蛋挞，也是粤语创意。在广东茶餐厅，吃到“班戟”这玩意，第一次见，会以为是班超之戟；看模样，又不太像戟；再一看，是平底锅摊薄饼的音译。可见广东人的译音用字又险又奇。实际上，因为粤语读音引入甚早，所以至今如布丁（布甸）、奶昔、曲奇、芝士这类西式茶餐的惯用词，大家都习以为常，把粤语称谓当做惯用词了。甚至日语里，被翻译成中文乌冬面的词，其实也是粤语发的端。
但是译名界的通行语言也不只粤语一味。清末上海急起直追，语言上也不遑多让。比如，Russiansoup（俄罗斯汤），用上海话一讲，就成了“罗宋汤”；广东人不是管 omelette叫“奄列”吗？上海人偏要出奇，用吴语念作“杏利蛋”。欧陆面包toast，广东人叫做“多士”，上海人就抬杠：就得叫“吐司”。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称泰戈尔当年访华时，徐志摩负责接待。两位才子一起抽Cigar，吞云吐雾。末了泰戈尔问徐志摩：“这玩意儿可有中文译名？”徐志摩才情泉涌，答曰：“Cigar之燃灰白如雪，cigar之烟草卷如茄，就叫雪茄吧！”——故事动人，但稍一查验便可发现，1905年连载完的《官场现形记》里头，早有了“雪茄”字样。而且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吴语区的人都明白：“雪茄”俩字若用普通话念，与Cigar不甚合衬；但用吴语念就严丝合缝。料来“雪茄”这词，出自清末某吴语区譯者的手笔吧？
给外来食物起名字，最常见的是起得特别洋气，如此可以大抬价格——比如牛奶咖啡，音译成“拿铁”或“欧蕾”，就忽然白领起来。但更狡猾的法子，就是让你丝毫不感觉突兀，润物无声，融入你的生活，潜伏到有一天你一愣神：“什么，这玩意是从外国来的？”比如土豆又叫洋芋，地瓜又叫番薯。大家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但细想来，洋者洋人也，番者番邦也——这俩货还真像洋芹、胡瓜一样，是从国外来的。然而本土化得实在太好，以至于现在如果有男生对女朋友说：“我给你备俩外国菜……一个烤地瓜，一个胡萝卜炒土豆丝，怎么样？”不挨耳光才怪。
但总这么拿“胡”“洋”字样给人安插，也不是很雅。中国古人风雅，而且中国又是礼仪之邦，那就入乡随俗吧。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来中国，也不强逼着中国人咬意大利语字样，自定了汉名叫利玛窦。中国人也客气，清朝时就管英国叫英吉利，管美国叫美利坚，都是好字眼儿。比如说吧，鼻烟这东西，英文叫snuff，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儿，就给它起了一个译名叫“士那夫”，纯是音译。Tobacco（烟草），在菲律宾种得甚好，中国士大夫听了，按音索字，就译作“淡巴菰”，也有一种说法叫“淡巴姑”。乍看字眼儿听读音，会以为是一种清新淡雅、适合熬汤的菌类。
万恶的鸦片，乃是opium的音译不提；好玩在鸦片另有一个中文名，叫做“阿芙蓉”，乍听之下，还以为是犯毒瘾的，特别钟爱其气味芳香，定的美名。实际上一琢磨：鸦片在阿拉伯语里读作Afyum，那不就是“阿芙蓉”吗？鸦片可恨不假，阿芙蓉这三字因音定字，运用上好的辞藻，不下于把希腊首都Athens译作雅典。
咖啡里头的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e latte，法语写作Cafe au lait，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和法语lait都是牛奶。这咖啡说白了，大可以叫做“牛奶咖啡”，但稍微想一想：中文读作拿铁，听起来范儿十足，是给成年人喝的；嚷一句“伙计来杯牛奶咖啡”，立刻落了下乘，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
意大利有一个典故：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中文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是基督教某支派。这一派人喜欢穿浅咖啡色袍子。意大利人后来发明了一种咖啡，因为是奶泡打就，色彩特殊，很像嘉布虔派的袍子，于是借了cappuccino起名，这就成了卡布其诺（cappuccino）。这字眼儿选得有讲究：一杯奶泡咖啡，叫卡布其诺，听着就活泼、俏皮。
广东最早和西洋互通贸易，于是造出了许多漂亮的译名。粤语译名，都按粤语读音，不拘形声，比如David Beckham，大陆译作贝克汉姆，广东人译作“碧咸”。你用普通话念碧咸，念到死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用粤语一念，就觉得音极近。比如把kiwi翻译成“奇异果”，真是神来之笔，意音皆近；把milk shake翻译成“奶昔”，前一半是意译，后一半是音译；把salmon翻译成三文鱼也是源自粤语，一如sandwich翻成三文治，只是很容易让人疑惑：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香港人至今称呼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很神秘，细一看是草莓，再一想就明白：strawberry，直接音译过来啦。
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omelette，粤语里叫做“奄列”。把eggtart译作蛋挞，也是粤语创意。在广东茶餐厅，吃到“班戟”这玩意，第一次见，会以为是班超之戟；看模样，又不太像戟；再一看，是平底锅摊薄饼的音译。可见广东人的译音用字又险又奇。实际上，因为粤语读音引入甚早，所以至今如布丁（布甸）、奶昔、曲奇、芝士这类西式茶餐的惯用词，大家都习以为常，把粤语称谓当做惯用词了。甚至日语里，被翻译成中文乌冬面的词，其实也是粤语发的端。
但是译名界的通行语言也不只粤语一味。清末上海急起直追，语言上也不遑多让。比如，Russiansoup（俄罗斯汤），用上海话一讲，就成了“罗宋汤”；广东人不是管 omelette叫“奄列”吗？上海人偏要出奇，用吴语念作“杏利蛋”。欧陆面包toast，广东人叫做“多士”，上海人就抬杠：就得叫“吐司”。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称泰戈尔当年访华时，徐志摩负责接待。两位才子一起抽Cigar，吞云吐雾。末了泰戈尔问徐志摩：“这玩意儿可有中文译名？”徐志摩才情泉涌，答曰：“Cigar之燃灰白如雪，cigar之烟草卷如茄，就叫雪茄吧！”——故事动人，但稍一查验便可发现，1905年连载完的《官场现形记》里头，早有了“雪茄”字样。而且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吴语区的人都明白：“雪茄”俩字若用普通话念，与Cigar不甚合衬；但用吴语念就严丝合缝。料来“雪茄”这词，出自清末某吴语区譯者的手笔吧？
给外来食物起名字，最常见的是起得特别洋气，如此可以大抬价格——比如牛奶咖啡，音译成“拿铁”或“欧蕾”，就忽然白领起来。但更狡猾的法子，就是让你丝毫不感觉突兀，润物无声，融入你的生活，潜伏到有一天你一愣神：“什么，这玩意是从外国来的？”比如土豆又叫洋芋，地瓜又叫番薯。大家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但细想来，洋者洋人也，番者番邦也——这俩货还真像洋芹、胡瓜一样，是从国外来的。然而本土化得实在太好，以至于现在如果有男生对女朋友说：“我给你备俩外国菜……一个烤地瓜，一个胡萝卜炒土豆丝，怎么样？”不挨耳光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