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庵食道乐》是日本“国民作家”远藤周作1970—1994年间发表的散文辑录，通过描绘各种寻常吃食再现当年事怀念当年人。作者频频回望深情眷顾，试图将那殊可留恋的往昔岁月用笔墨一一定格封存，无奈最美的时光总是走得最急最快。“一切景语皆情语”，在他冲淡内敛的笔调中，流露出的还是年岁徒增的无奈和感伤。
　　等再读了远藤的《丑闻》、《海与毒药》、《沉默》、《深河》等作品后发现，这些奠定远藤日本文坛枢纽地位的小说代表作，无一不渗透着关于生命、宗教、哲学、历史的强烈思考和沉重追问，与散文集《狐狸庵食道乐》风格迥异：就像一个是眉头紧锁面容沉郁的金刚，一个却是眉开眼笑胸怀敞亮的弥勒；一个恨不能将人的五脏六腑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解剖审察，一个则嘴角常含笑意、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视为岁月的馈赠而心怀满足和感恩；一个用笔狠辣不留情面，犹如浊浪排空劈头盖脸无处逃遁，就如《朝日新闻》评价《深河》的那样“给人巨大冲击和感动，剧烈的冲击犹如要挤碎人的身体，无边的感动则令人窒息”，一个则饱含温情，不疾不徐娓娓叙说随风往事，犹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同一个作者，散文和小说的风格不啻霄壤之别。所以，台湾中正大学的郝誉翔教授也“不免要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远藤呢？是道德的神圣使徒呢，还是平凡的日本欧吉桑？也或许，陶然于‘狐狸庵’平凡美食之乐的，才是真正的日本之味，也才是真正的远藤之味吧”。笔者认为，怒目金刚和低眉菩萨是远藤性格的不同侧面，都属“真正的远藤之味”。
　　一
　　《狐狸庵食道乐》中关于“狐狸庵”的得名，远藤在他的散文《狐狸庵闲话》中曾有提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远藤先生为了养病而迁居至町田市。当时的町田乡土气息浓郁，多农田果园，并常有狐狸出没。远藤先生揶揄自己远离尘嚣、游手好闲于乡间，遂称自己的居所为“狐狸庵”，并自称“狐狸庵山人”。“食道乐”之“食”，远非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那么简单，在远藤看来，“食”就是生活之“道”，就是人生观和价值观：
　　想想，为了长命百岁，却得放弃人生所有的乐趣。
　　没有烟的人生，戒了酒的人生，舍弃甜食的人生，只吃喝奶酪或牛奶的人生，想象那样的人生，我总觉得寂寞。
　　结果发现，原来这只是价值观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个人。究竟是为了长寿而舍弃人生种种乐趣，只是为了健康过生活呢，还是想着人终将一死，纵使短命，也要过着吃好吃的、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如何选择，其实只是人生观的问题。而我呢，我想吃好吃的、喝好喝的东西，也想继续抽烟、喝酒，还想要长命百岁。但是两者能否兼得呢？根据K博士的说法，是不可能的。
　　既然长命百岁与纵情享受口腹之欲不可得兼，那还是选择好吃好喝充分享受世间美味。因为美好的“食物”及其“食”用过程充满快乐和意趣，“妙处难与君说”，即使因此缩短寿命，还是在所不惜。
　　其实，在追求精致美味已蔚然成风的今天，远藤笔下倾注浓情的那些“美食”譬如竹笋、蚕豆、乌冬面、樱桃等等，都只是寻常食物，食材易得，烹制过程也无须多少技术含量；而像“汤豆腐”、“关东煮”、“炖里芋”、“芹菜沙拉”这些作者眼中的至味，以今天的口味品来也几近简单粗糙。再如，远藤记忆中的美酒其实只是酒精勾兑品，因为二战结束后日本生活条件艰难，酒成了绝对的奢侈品，“回想起来……我在二十岁以前，没有喝过酒。不是不喝，而是那时战事方酣，就连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都无法轻易取得酒，更遑论我们这些穷学生，甚至连私酒都买不到，于是只好拿酒精掺水喝。……但那滋味却是至今也忘不掉”。远藤回忆当年众人常常蜂拥至那个弥漫着尿臊味、呕吐物臭气以及廉价食用油味的小街，有时还因囊中羞涩被店主赶了出来；但只要喝到了“犹如洗米水的Kasutori，感到无比开怀”，当年生活之简陋令人心酸，实在缺乏美感可言。但时过境迁，经济窘迫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关于“食”的回忆与远藤的青春岁月相牵系，当年朋辈的音容笑貌、师生间的体恤关爱、店家少女的暗中示好都被一一凸显，这一切都令步入暮年的远藤回想起来温馨甜蜜又无比惆怅。
　　远藤认为“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存有某个能唤醒少年时代记忆的食物，只要闻到那食物的气味，那些时光已远去的闪亮回忆，那些点点滴滴的情感，甚至那时的风景都能历历在目。而且，仿佛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比得过那些食物的美味”。无独有偶。鲁迅在《社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怀：“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其实，六一公公家的蚕豆第二天吃就觉着不过如此；而那场夜戏只是残戏，只是小旦、老旦、很老的小生轮番咿咿呀呀地唱，连“最能翻筋斗的铁头老生也不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可这些都成了时年四十二岁的鲁迅童年记忆中的至味和最美。
　　朱自清的记忆中也有至美的“白水豆腐”：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們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远藤的美食回忆中也有类似的“汤豆腐”：“小锅以酒精灯温热，铺上昆布，准备好汤豆腐，等到汤滚时再倒进些许的酒，豆腐吸足了酒味，真是好吃。……我吃着汤豆腐，啜饮着酒，缅怀的却是年轻时的光景。对别人来说，或许是无谓的事，但对我而言却是人生中的重要一幕。”笔者后来如法炮制了“白水豆腐”和“汤豆腐”，味道实在不过尔尔。 　　事实上，记忆中的美味往往远非舌尖上的真实感受，更多的还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情感。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时间流逝岁月留痕，距离产生美。在回忆的网筛过滤之下，有一些东西分别被放大或被汰除。留下的、放大的是对一切美好的追怀，汰除的、过滤的是与往事相随的种种辛酸、苦难和眼泪。时空距离造就并越发地强化了这种美好，这就是为何故乡、童年或初恋往往在回忆中最为温馨诗意和甜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令多少读者心驰神往，只有作者本人知道他曾一朝踏上归途，真的把故乡尽收眼底，他是何其的失落迷惘并深悔那次回乡之行。
　　二
　　平心而论，本书文风平和冲淡温馨内敛，但是其中《美哉“吾家传统的好味道”》（1974）一篇却是例外，文中远藤对女性的歧视和敌意溢于言表，对现代日本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男性/丈夫平起平坐疾首蹙额扼腕顿足；对所谓日本传统美德“荼毒媳妇”的日渐式微无比失落不胜唏嘘。
　　最早把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日本男性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其《武士道》一书中这样介绍日本女性：“日本女性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围绕着家庭，无论是学习武功还是艺术。她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在炉灶边的责任。……从小，她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她们的一生就完全在奉献。”“女子为她的丈夫和家庭舍身……女子否定自己的价值，倾其所有帮助其夫，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女子心甘情愿帮助丈夫，是她存在的价值。”新渡户将日本女性的卑微处境视为当然，并以“心甘情愿”、“倾其所有”、“奉献”、“帮助”、“价值”等“高大上”用词相敷饰，仿佛日本女性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将屠户的凶残化为浅薄的一笑”了。
　　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二十世纪的远藤，固持同样的男权观念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一心期望女性被固化在灶台边，以尽情享受作为男性/丈夫的绝对权威，于此亦可窥见日本大男子主义何其根深蒂固，远藤认为女性的全部职能和所有价值就是相夫教子打理家务包括练就精湛厨艺。在他眼中，女性/妻子依然只是家政事务的天然的劳作者，而且只应做得更好而不该有些许差池。如果身为妻子却做不出一手令丈夫满意的好饭菜，还逼得一些日本大男人去学烹饪，那她就简直罪大恶极天理不容。他非常赞赏前辈日本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作派：“日本男人回家后只会开口对老婆说三句话，那三句话就是：‘洗澡’、‘吃饭’、‘睡了’。”……“只说这三句话，实在堪称日本大男子主义的表率。”
　　远藤还将永井荷风“女人啊，若无管束，不是变成懒妇就是奸妇”一语推崇为至理名言；远藤感慨“日本的媳妇之所以变得如此懒惰，为所欲为，完全是因为日本自古流传的美德‘威吓媳妇’、‘荼毒媳妇’已经消失殆尽了，难道不是吗？”他认为自己母亲一辈的好厨艺、“吾家传统好味道”皆仰仗于婆婆的“荼毒”：“婆婆愈像魔鬼，愈能成为教育出好媳妇的专家。”“婆婆没了骨气，媳妇才会使乱。”远藤赞美母亲们的厨艺，从未设身处地体察当初母亲们所遭受的“荼毒”之苦。远藤欣赏和留恋婆媳之间的“荼毒”循环，即婆婆“荼毒媳妇”、媳妇升格成婆婆后继续“荼毒”她的媳妇：“媳妇与婆婆就如狗与猴子，彼此的关系建立在憎恨上”；“狐狸庵认为，应该再度赋予婆婆应有的权威，再度唤醒‘威吓媳妇’、‘荼毒媳妇’美德，而这也是日本女子教育中不可欠缺的，事到如今实有重新检讨、纳入的必要。”呼吁身为婆婆的妇女“应该共组婆婆联盟，借此研究该如何荼毒媳妇的课题”。
　　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末期在她著名的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菊与刀》一书中有如下陈述：“在社会生活中，日本的女性从小就处于劣势地位。小时候，她们要尽力维护兄长的权威，长大后则要努力侍奉好自己的丈夫，只有老年时，等自己的儿子长大娶了妻子，她才能有一些权威的资格。”“对于夫妻关系，传统日本绝且对是男权主义的。女人不仅要在家相夫教子，而且一切都要听从丈夫的安排。甚至是丈夫到妓院玩乐的账单寄到家里，妻子也会毫无怨言地付账。”虽然陈述同样的事实，身为女性的本尼迪克特显然对日本妇女的卑微处境充满同情。在中国，以赵树理为代表的男性作家也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等作品中對山西太行山区“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十年媳妇熬成婆，婆婆再把媳妇磨”等陈规陋习都痛加批判，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情怀。远藤周作身为日本男性，自然对日本女性的生存状态更加了如指掌洞若观火，可他却毫无了解之同情，有的尽是对日本传统妇女厨艺的津津乐道和对日本现代妇女的种种怨责。当然，远藤也时时怀有与美女樱花树下同行或良夜对酌这样的绮梦或渴盼；他甚至另有闲情来深究女性小便使用卫生纸“擦拭时从前面往后擦还是由后面往前擦”这样猥琐无聊的细节，还自诩为这是解闷的冶趣，这就实在让人惊诧莫名了。
　　日本妇女的温驯谦恭其实早已世界闻名。林语堂先生就曾调侃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种享乐人生观中同样有着男性中心主义的清晰烙印。
　　平心而论，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世界性展开，二十世纪以来日本妇女的生活内容生活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她们早已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向自主独立，与男性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远藤身为著名作家，性别歧视盘踞头脑，居然呼吁重扬“荼毒媳妇”的悠久传统，一厢情愿希望历史开倒车，着实令人震惊。
　　远藤周作擅于洞察和剖析人类心灵深处黑暗大陆，而这本书则让读者得以清晰窥见作家本人灵魂的阴暗一角——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敌意。这倒真是体现了远藤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因此妨碍我们对这位著名作家应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