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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西部地区在实施退耕还林的过程中，如何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该项工程的成败。分析西部退耕还林区现状及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布局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进行科学规划，为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农业区位理论；退耕还林；产业布局；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6.20 文献标识码：A
农业产业布局是农业产业结构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是自然、技术、社会经济等多种客观条件综合影响的产物。农业产业布局研究所要探究的单一产业布局或多种产业综合布局最佳区位，唯有在能满足自然、技术、经济三者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并进而获取最佳效益；否则，便难以实现，或不能持续、稳定地取得良好效益。西部退耕还林区各地区要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利用生态经济学理论及现代科学技术，依托本地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开展生态产业集约经营，并使之产业化，在维护持久、高效的生态效益过程中，通过增加物质、技术的投入，实现西部地区农牧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完全可能的。
一、农业区位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应用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h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
(一)农业区位理论的基本内容
19世纪初，普鲁士进行了农业制度改革，取缔了所有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隶属关系，所有的国民都可拥有动产，并可自由分割及买卖。由于土地的自由买卖关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独立的农业企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产生了由农业企业家和农业劳动者构成的农业企业式经营，杜能试图研究和解答企业型农业建立时代的合理农业生产方式。与此同时，在普鲁士的农业领域，著名的农学家泰尔(A.D.Thaer，1757—1828)的合理农业论占主导地位，泰尔提出为改变普鲁士农业的落后状况，应该在普鲁士全面取代三圃式农业生产方式而改为轮作式农业生产方式。针对泰尔的合理农业论，杜能试图论证对于各地域而言，并非轮作式农业一定都有利这一观点，从一个假想空间，即“孤立国”出发，探索合理农业生产方式的一般配置原则。杜能从1810年起在德国梅克伦堡购置了特洛农场，积累了十多年的农业经营数据，用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说，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一书，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杜能对于其假想的“孤立国”给定了以下七个假定条件：(1)孤立国中唯一的巨大城市位于沃野平原的中央，周围为其农业腹地，平原外为荒野并与外界完全隔绝；(2)城市是其腹地多余产品的唯一市场；(3)孤立国内的交通手段固定为马车(当时无火车，暂假定无通航河流)；(4)腹地具有均质性，各地的土壤肥力、气候等地理环境相同；(5)农业经营者的能力和技术条件相同；(6)经营者是追求最大利润、且有能力按市场要求调整其农业经营类型的农民；(7)运费与距离成正比。杜能采用单因子“孤立化的分析方法”，即不考虑所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只是考察在一个均质的假想空间里，农业生产方式的配置与距城市距离的关系：根据前述各种假设，给出了一般地租收入公式：
R=pQ－CQ－KtQ=(P－C－Kt)Q，
(R为地租收入，P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C为农产品的单位生产费，Q为农产品的生产量(等同于销售量)，K为距城市(市场)的距离；t为农产品的运费率)。因地租收入R对同样的作物而言，P、c、不变，随距市场距离增加地租收入R减少，则地租收入公式可变形为：
r=a-Kt，(r=R/Q为地租率，a=(P-c)/Q为常数)
当地租收入为零时，即使耕作技术可能，经济上也不合理，而成为某种作物的耕作极限。两种作物分布圈的实际界线并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种作物的最大种植极限，而是取决于在同一地点种植不同作物的比较利益。在市场(运费为零)点的地租收入和耕作极限连结的曲线被称为地租曲线，每种作物都有一条地租曲线，其斜率大小由运费率所决定，不容易运输的农作物一般斜率较大，相反则较小。杜能对所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土地利用进行计算的结果，得出各种方式的地租曲线的高度以及斜率。因农产品生产活动是以追求地租收入为最大的合理活动，因此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农业合理布局来达到节约运费，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农场主选择最大的地租收入的农作物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农业土地利用的杜能圈结构。
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配置，一般在城郊种植相对于其价格而言笨重、体积大的作物，或生产易于腐烂或必须在新鲜时消费的产品，而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则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在某一圈层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此圈之外，地租为零，则为无人利用的荒地。
杜能圈结构是以商品农业为基础，以市场(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周围地区的土地利用分布的圈层形态和农场主追求最大地租收入为前提的，杜能也讨论了由于一条可航河流或小城镇的出现、谷物价格和土质的影响而使同心圆带局部变形的情况。该理论揭示了即使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也能够出现农业的空间分异，证明了农业生产方式优越性的存在是相对的，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阐明市场距离对于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首次确立了对于农业地理学和农业经济学都很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土地利用方式(或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和优势区位的相对性。
(二)农业区位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
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尽管是在众多的理论前提下演绎出的一般性理论，但由于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可以用此理论来解释许多现实的土地利用，杜能以后一百多年来，有一大批农业经济学家先后多次论证、应用和修订杜能的农业区位学说。如宏观方面有乔纳森综合欧洲的人口密度，各种农作物、家畜、水果的分布与农业景观，以西北欧为中心划分出七大地带，分别为第一地带(温室、花卉)，第二地带(园艺、果品、马铃薯、烟草)，第三地带(奶酪制品、肉用牛羊、饲料、纤维用亚麻)，第四地带(普通农业地带)，第五地带(面包用谷物、油用亚麻)，第六地带(牧场)， 第七带则为森林。微观方面有纳瓦佛等人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有以农村聚落为中心的同心圆状土地利用形态，从而验证了微观尺度的杜能圈模式。我国学者华熙成(1982)在《上海市郊区农业区位模式及农业生产问题的探讨》一文中，通过对上海市郊区农业生产布局现状的研究，揭示出距离城市的远近是农业类型和经济收益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一普遍规律，最后得出了上海郊区农业区位为四个同心环状结构，充分验证了农业区位模式在中国的可应用性，特别是对西部退耕还林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布局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一)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区域间平衡与不平衡，是区域开发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我国在区域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过分强调均衡布局的思想，导致全国产业布局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特别是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河流(特别是长江、黄河等)源头的西部地区，由于片面追求粮食当地自给率，偏离比较优势，造成大面积毁林开荒、陡坡种植，广种薄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造成该地区生态脆弱，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面积增大，农业灾害严重，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410万Km2，沙漠化面积249万Km2，分别占全国的83％和95％以上。西部12省区市，森林覆盖率平均只有11.99％，其中西北5省区森林覆盖率只有3.34％，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青海是长江、黄河的源头，但森林覆盖率是全国最低的省份。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产业布局政策由平衡布局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梯度倾斜方向转变。由于国家给予东部的多方面优惠政策，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开始不断扩大，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再加上地区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向题严重，区域产业布局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一度从1991年的1：2.2扩大到1997年的1：7.6，农民人均纯收入贫富差距从1990年的1：2.5扩大到1996年14.8的最高值。产业布局政策的失衡，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90％的西部农民指靠土地来维持生计是难以维继的。1996年后，贫穷的逼迫和东部比较利益的诱惑，西部农民终于离土离乡外出打工，从而改变了西部贫困县农民单靠农牧业的经济收入结构，但农业综合生产力低水平发展的惯性仍然使差距在持续。
1997年以后，国家提出产业布局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通过国家大力支持，地方配套，政策倾斜，西部地区开始逐步走出“生存困境”。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完成退耕还林1.3亿亩，荒山荒地造林近1.5亿亩，其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造林任务占到总任务的90％以上。中央已经安排的退耕还林任务总的投资已经达到了1030亿元，再加上后续政策补助，中央还将投入1100多亿元。2005年西部地区经济延续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是西部经济大开发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9.9％的平均水平，增速超过12％。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不仅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广种薄收的传统耕种习惯，调整了不合理的土地使用结构和产业布局，而且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与经济开始进入良性循环。
(二)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西部各地区抓住退耕还林的契机，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后续产业和特色农业，带动了畜牧业、林(竹)果业、草产业、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做到了减地不减收，促进西部生态脆弱区农业和农村经济较快发展。
1．种植业在整个农业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牧业快速增长
西部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95年的4690.5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8454.2亿元，绝对增长3763.6亿元，其中种植业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61.6％降到2004年54.2％，降幅达7.4％，但比重仍然超过50％；林、渔业增长缓慢，而牧业增长速度最快，由1995年的32.3％降到2004年的38.3％，增幅达6％。与全国比较，西部地区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3％左右，而林业、牧业占全国的比重1995年与2004年分别增长3.4％和1.9％。这表明种植业在西部地区仍然是支柱产业，但相对全国来说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影响不大，西北地区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的良好机遇，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使畜牧业、林果业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提高传统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如陕西省初步形成了陕北以羊为主、渭北以秦川肉牛为主、关中和城市郊区以奶畜业和家禽业为主、陕南以瘦肉型猪为主的畜牧业发展格局，秦川牛、肉羊和奶畜已成为该省畜牧业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渭北旱塬及陕北以南以苹果业为主，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2．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
表2所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0年的552.70元增长到2004年的2157.91元，人均增长1605.20元，增幅为1.9倍，其中工资性收入由1990年的70.50元增长到2004年的590.39元，人均增长519.89元，增幅为6.37倍，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增长13.6％，而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82.8％元降低到2004年的66.5％元，降幅为16.3％。这表明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土地的集约经营和技术的应用使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从土地中分化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城市及小城镇的二三产业中，成为农民增收致富新的增长点。
3．种植业结构渐趋合理
全区大幅度调减低产的粮田面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由1995年的73.9％降到2004年的65.8％，降幅达8.1％；增加了蔬菜和瓜果类、油料、豆类、棉花等经济作物面积，其中蔬菜和瓜果类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4.2个百分点。在粮食作物内部，压缩了普通粮食生产，扩大了薯类和豆类、玉米等小杂粮生产，原因是薯类等现已变成了收益较很好的经济作物。西部生态脆弱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棉、糖、果、花、烟、药等经济作物生产优势，近几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优质棉花、糖料、水果、蔬菜、花卉、中药材等名优特农产品生产基地，逐步变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三、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规划
农业产业布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种地域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自出现农业生产活动以来即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有其历史继承性和强烈的区域性，而强烈的区域性必然要求现代农业朝着区域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研究农业产业布局，考虑农业生产问题，必须科学分析其历史基础，重视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各国各地区的产业布局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土地和动植物为劳动对象，这时的产业布局表现为地区差异不十分明显的均质化。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打破了产业布局的均质化格局。工商企业总是选择一些区位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进行配置，通过产业集聚而形成工商业活动集中的城市，并成为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在地域上表现为增长极模式。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部门的不断衍生，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对外联系日益广泛，连接城市与周围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得到了建设。当城市经济实力扩大到一定程度，也就是产业集聚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将出现向外扩散的趋势，而这种扩散首先是沿着交通线路进行的，产业布局便出现以城市(点)和交通路线(轴)相联结的产业带，即点轴模式。当地区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产业布局经纬交织，则形成以城市为结点，产业密集带为脉络的产业布局形态，即网络型布局模式。从均质布局——点状布局——点轴布局——网络布局，是产业布局演变的一般规律。由此可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农业产业结构变化是农业产业布局演变的根本原因，而新的农业产业布局又通过复杂的反馈作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便是农业产业布局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极化与扩散作用两个方面。
(一)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规划
农户经济的分化和制度的诱导，必然引起农民改变土地用途和进行土地集约经营的冲动，为退耕还林还草提供了很好的动力。西部退耕还林区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在实施退耕还林过程中，应科学分析其产业的历史基础、市场发育程度、技术、人口密度以及各种农作物、家畜、水果的分布，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充分尊重与调动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前提下，依据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布局演变的一般规律，打破产业布局的均质化格局，因地制宜，将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切实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实现从“万物俱全”的小农经济到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地区结构。农业产业布局应以县城为中心进行区域农业总体布局，分清主导和次要部门，合理部门结构体系，实现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将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县中心城市中，实行重点开发，以便发挥其增长极的作用；经过一定阶段的开发以后，将会使中等发达地区，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交通运输也有进一步发展，工业、人口及中小城镇开始以县中心城市为极核，向周边乡镇辐射，产业布局便出现以城市(点)和交通路线(轴)相联结的产业带，即点轴模式；当地区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产业布局经纬交织，则终于形成以城市为结点、产业密集带为脉络的产业布局形态，即网络型布局模式。以县城核、乡镇点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及市场交易集聚中心，周围将形成在某一圈层以某一类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圈层结构的农业区，层与层之间依靠生物的互补性和收益的市场性进行调节，由里向外依次布局为：第一地带为园艺蔬菜带(温室、花卉、园艺蔬菜等)，第二地带为普通农业地带(谷物、豆类、马铃薯、烟草)，第三地带为牧草及养殖带(如肉用牛羊、鸡养殖和饲草饲料种植)，第四地带为经济林带，第五地带为生态林带。然后沿交通路线向外延展，充分发挥县城的极化与扩散作用，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西部退耕还林区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吴旗模式”
吴旗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过去曾经是一个林草丰美的地方。长期以来当地群众一直沿袭广种薄收、放牧羊子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和牲畜的快速增长，加之“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大面积垦荒和过渡放牧，致使农业和农村经济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这种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导致生态日益恶化，地形支离破碎，成为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之一。1997年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退耕还林政策，根据当地的实际，在全国率先开始提出“封山禁牧，舍饲养羊”，将全县23.8万只土种山羊淘汰，1999年一次性退耕还林155万亩。2003年以来，该县确定并大力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工业强县、开放带动、城镇带动、项目带动”发展战略，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吴旗县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按照“远山陡坡退耕还林，近村缓坡修田栽果，山底治沟打坝淤田，户户发展致富产业”的思路，将全县划分为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两大区域，退耕地、荒山荒坡地、锁边固畔地、护路护岸地和城镇村庄驻地五种类型，遵循“适地适树适草”的原则进行科学规划，确定治理内容和形式，增强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具体区域布局上，根据不同退耕地的特点和立地条件对林种、树种、草种进行科学配置，36度以上陡坡耕地大面积营造灌木混交生态防护林，16-35度坡地实行沙棘+山杏(山桃)间作、山杏(山桃)+牧草间作，10—15度坡地实行沙棘+牧草间作种植，10度以下为耕地，川道平地种植蔬菜、花卉等；近村、近路、近水源的背风向阳平缓坡地营造仁用杏+牧草生态经济复合林，荒山荒坡大面积营造沙棘、小叶杨、乔灌草等混交林；在川道公路两侧、乡村驻地以及“四旁”营造以杨、柳、椿为主的乔木林，适当配置沙棘、柠条等乔灌混交林，对一时无法治理的荒山荒坡采取严格的封育措施，依靠生态的自我修复来改善植被。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粮、经、果、牧、菜全面开发，形成比较科学的治理模式，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2．政策扶植，产业带动，确保退耕还林稳步推进
坚持“谁退耕谁还林，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明确造林主体，落实林地和林木权属，做到了地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到2004年底，吴旗退耕还林面积已达到230万多亩，经国家验收合格的面积达165万亩，人工种草面积达125万亩，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全县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已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治理度、林草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分别由1997年的39.7％、19.2％、13.2％提高到2005年的52.4％、62.9％，38.2％，土壤年侵蚀模数由每平方公里的1.53万吨下降到0.54万吨。全县可享受粮食补助、管护费、种苗费折合12.8亿元，人均1万余元，有10万农民直接受益，充分调动了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延伸农业产业链。 不是由于一些人想象中的自由市场化了的家庭农业的高度刺激导致农业生产的戏剧性突破，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就业的转移。吴旗县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依托本地区位和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多种经营，将农、林、牧三业用地比例由1997年的60：34：6调整为现在的9：66：25，确立主导产业，种、养、加紧密结合。在农村主导产业开发上，坚持“在修复生态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中修复生态”，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围绕“三个百万基地”，即百万只肉用羊基地、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百万亩沙棘杏桃基地建设，引良种、建基地、树特色、创品牌，大力发展以羊为主的草畜业和以沙棘、山杏为主的林果业，不断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推动农业产业化步伐。2003年以来，县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资金，专项扶持草畜产业发展，先后从美国引进阿尔金冈苜蓿、籽粒苋等优质牧草品种20多个，累计种植人工牧草127万亩，并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紫花苜蓿生产地，草蓄业已经成为全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到2006年6月，吴起全县羊子饲养量达到了40.6万只，存栏24.1万只，出栏7.5万只，养羊农户发展到17 100多户，养羊农户覆盖率达到71.7％，超过全县从事纯农业生产农户的80％，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活体羊储备基地”；营造沙棘7_88万亩，成林125万亩，成为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栽植山杏等经济林果100万亩，种植柠条56万亩，林果建设已成规模。同时，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大力扶持涉农加工企业，先后引进了延河、紫瑞两家草产品加工企业和香港华锦园、北京高原圣果沙棘制品有限公司两家沙棘系列产品加工企业，整合县内12家涉农加工企业，通过订单种养、保护价收购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086元，比2000年净增690元，其中草畜业收入比重已达到54％。从传统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累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万多人，现已跨入全国增速最快百县(市)、“陕西十强县”行列。
3．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
吴旗县以县城建设为龙头，以建制镇建设为支撑，以道路建设为骨架，依靠“城镇带动、项目带动”推进新农村建设。采取东进、西扩、南开发、北改造的办法，引入经营城市理念，让外来资本和民间资金成为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1997年以来，先后投资15亿元，进行城市化建设，为县城安排了115个重点建设项目，城区面积由1997年的10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24平方公里，县城人口也由1997年的1.6万增加到4万，占总人口的32％。同时把做大做强石油工业作为反哺农业的基础，加快开发进度，2005年突破百万吨大关，成为陕北地区石油第一县，为县财政提供的收入占到84％，从而为“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积聚了雄厚的资金。利用石油工业奠定的经济基础，先后投资3 200多万元用于支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圆方集团扩大生产规模，加强技术改造，使该集团公司近年来研发出了醋饮、羊肉、地毯、沙棘保健茶等系列新产品，部分产品实现了出口创汇，为全县农民每人创造1 000元以上的收入。
近年来县财政累计直接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达5亿多元，其中投入公路建设资金2.7亿元，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达3亿多元，累计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1.8亿元，累计新修基本农田20.8万亩，农民人均近2亩；打井窖6 800服，解决了4.1万人的饮水困难；累计建成沼气池5 556座，推广使用节柴灶5950个，完成移民搬迁1 266户6 030人，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通过一系列的反哺政策，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结束语
作为一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退耕还林实际上是农户作为微观主体放弃种粮转而造林种草的一种机会成本选择。农业产业布局必然要在充分尊重与调动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中心，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水平，变区域倾斜为产业倾斜，产业调整以农业内部调整为主，种、养、加结合，充分发挥县城的极化与扩散作用，促进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区位理论；退耕还林；产业布局；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6.20 文献标识码：A
农业产业布局是农业产业结构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是自然、技术、社会经济等多种客观条件综合影响的产物。农业产业布局研究所要探究的单一产业布局或多种产业综合布局最佳区位，唯有在能满足自然、技术、经济三者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并进而获取最佳效益；否则，便难以实现，或不能持续、稳定地取得良好效益。西部退耕还林区各地区要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利用生态经济学理论及现代科学技术，依托本地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开展生态产业集约经营，并使之产业化，在维护持久、高效的生态效益过程中，通过增加物质、技术的投入，实现西部地区农牧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完全可能的。
一、农业区位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应用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h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
(一)农业区位理论的基本内容
19世纪初，普鲁士进行了农业制度改革，取缔了所有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隶属关系，所有的国民都可拥有动产，并可自由分割及买卖。由于土地的自由买卖关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独立的农业企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产生了由农业企业家和农业劳动者构成的农业企业式经营，杜能试图研究和解答企业型农业建立时代的合理农业生产方式。与此同时，在普鲁士的农业领域，著名的农学家泰尔(A.D.Thaer，1757—1828)的合理农业论占主导地位，泰尔提出为改变普鲁士农业的落后状况，应该在普鲁士全面取代三圃式农业生产方式而改为轮作式农业生产方式。针对泰尔的合理农业论，杜能试图论证对于各地域而言，并非轮作式农业一定都有利这一观点，从一个假想空间，即“孤立国”出发，探索合理农业生产方式的一般配置原则。杜能从1810年起在德国梅克伦堡购置了特洛农场，积累了十多年的农业经营数据，用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说，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一书，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杜能对于其假想的“孤立国”给定了以下七个假定条件：(1)孤立国中唯一的巨大城市位于沃野平原的中央，周围为其农业腹地，平原外为荒野并与外界完全隔绝；(2)城市是其腹地多余产品的唯一市场；(3)孤立国内的交通手段固定为马车(当时无火车，暂假定无通航河流)；(4)腹地具有均质性，各地的土壤肥力、气候等地理环境相同；(5)农业经营者的能力和技术条件相同；(6)经营者是追求最大利润、且有能力按市场要求调整其农业经营类型的农民；(7)运费与距离成正比。杜能采用单因子“孤立化的分析方法”，即不考虑所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只是考察在一个均质的假想空间里，农业生产方式的配置与距城市距离的关系：根据前述各种假设，给出了一般地租收入公式：
R=pQ－CQ－KtQ=(P－C－Kt)Q，
(R为地租收入，P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C为农产品的单位生产费，Q为农产品的生产量(等同于销售量)，K为距城市(市场)的距离；t为农产品的运费率)。因地租收入R对同样的作物而言，P、c、不变，随距市场距离增加地租收入R减少，则地租收入公式可变形为：
r=a-Kt，(r=R/Q为地租率，a=(P-c)/Q为常数)
当地租收入为零时，即使耕作技术可能，经济上也不合理，而成为某种作物的耕作极限。两种作物分布圈的实际界线并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种作物的最大种植极限，而是取决于在同一地点种植不同作物的比较利益。在市场(运费为零)点的地租收入和耕作极限连结的曲线被称为地租曲线，每种作物都有一条地租曲线，其斜率大小由运费率所决定，不容易运输的农作物一般斜率较大，相反则较小。杜能对所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土地利用进行计算的结果，得出各种方式的地租曲线的高度以及斜率。因农产品生产活动是以追求地租收入为最大的合理活动，因此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农业合理布局来达到节约运费，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农场主选择最大的地租收入的农作物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农业土地利用的杜能圈结构。
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配置，一般在城郊种植相对于其价格而言笨重、体积大的作物，或生产易于腐烂或必须在新鲜时消费的产品，而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则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在某一圈层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此圈之外，地租为零，则为无人利用的荒地。
杜能圈结构是以商品农业为基础，以市场(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周围地区的土地利用分布的圈层形态和农场主追求最大地租收入为前提的，杜能也讨论了由于一条可航河流或小城镇的出现、谷物价格和土质的影响而使同心圆带局部变形的情况。该理论揭示了即使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也能够出现农业的空间分异，证明了农业生产方式优越性的存在是相对的，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阐明市场距离对于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首次确立了对于农业地理学和农业经济学都很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土地利用方式(或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和优势区位的相对性。
(二)农业区位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
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尽管是在众多的理论前提下演绎出的一般性理论，但由于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可以用此理论来解释许多现实的土地利用，杜能以后一百多年来，有一大批农业经济学家先后多次论证、应用和修订杜能的农业区位学说。如宏观方面有乔纳森综合欧洲的人口密度，各种农作物、家畜、水果的分布与农业景观，以西北欧为中心划分出七大地带，分别为第一地带(温室、花卉)，第二地带(园艺、果品、马铃薯、烟草)，第三地带(奶酪制品、肉用牛羊、饲料、纤维用亚麻)，第四地带(普通农业地带)，第五地带(面包用谷物、油用亚麻)，第六地带(牧场)， 第七带则为森林。微观方面有纳瓦佛等人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有以农村聚落为中心的同心圆状土地利用形态，从而验证了微观尺度的杜能圈模式。我国学者华熙成(1982)在《上海市郊区农业区位模式及农业生产问题的探讨》一文中，通过对上海市郊区农业生产布局现状的研究，揭示出距离城市的远近是农业类型和经济收益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一普遍规律，最后得出了上海郊区农业区位为四个同心环状结构，充分验证了农业区位模式在中国的可应用性，特别是对西部退耕还林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布局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一)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区域间平衡与不平衡，是区域开发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我国在区域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过分强调均衡布局的思想，导致全国产业布局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特别是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河流(特别是长江、黄河等)源头的西部地区，由于片面追求粮食当地自给率，偏离比较优势，造成大面积毁林开荒、陡坡种植，广种薄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造成该地区生态脆弱，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面积增大，农业灾害严重，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410万Km2，沙漠化面积249万Km2，分别占全国的83％和95％以上。西部12省区市，森林覆盖率平均只有11.99％，其中西北5省区森林覆盖率只有3.34％，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青海是长江、黄河的源头，但森林覆盖率是全国最低的省份。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产业布局政策由平衡布局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梯度倾斜方向转变。由于国家给予东部的多方面优惠政策，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开始不断扩大，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再加上地区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向题严重，区域产业布局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一度从1991年的1：2.2扩大到1997年的1：7.6，农民人均纯收入贫富差距从1990年的1：2.5扩大到1996年14.8的最高值。产业布局政策的失衡，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90％的西部农民指靠土地来维持生计是难以维继的。1996年后，贫穷的逼迫和东部比较利益的诱惑，西部农民终于离土离乡外出打工，从而改变了西部贫困县农民单靠农牧业的经济收入结构，但农业综合生产力低水平发展的惯性仍然使差距在持续。
1997年以后，国家提出产业布局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通过国家大力支持，地方配套，政策倾斜，西部地区开始逐步走出“生存困境”。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完成退耕还林1.3亿亩，荒山荒地造林近1.5亿亩，其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造林任务占到总任务的90％以上。中央已经安排的退耕还林任务总的投资已经达到了1030亿元，再加上后续政策补助，中央还将投入1100多亿元。2005年西部地区经济延续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是西部经济大开发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9.9％的平均水平，增速超过12％。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不仅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广种薄收的传统耕种习惯，调整了不合理的土地使用结构和产业布局，而且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与经济开始进入良性循环。
(二)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西部各地区抓住退耕还林的契机，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后续产业和特色农业，带动了畜牧业、林(竹)果业、草产业、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做到了减地不减收，促进西部生态脆弱区农业和农村经济较快发展。
1．种植业在整个农业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牧业快速增长
西部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95年的4690.5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8454.2亿元，绝对增长3763.6亿元，其中种植业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61.6％降到2004年54.2％，降幅达7.4％，但比重仍然超过50％；林、渔业增长缓慢，而牧业增长速度最快，由1995年的32.3％降到2004年的38.3％，增幅达6％。与全国比较，西部地区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3％左右，而林业、牧业占全国的比重1995年与2004年分别增长3.4％和1.9％。这表明种植业在西部地区仍然是支柱产业，但相对全国来说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影响不大，西北地区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的良好机遇，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使畜牧业、林果业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提高传统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如陕西省初步形成了陕北以羊为主、渭北以秦川肉牛为主、关中和城市郊区以奶畜业和家禽业为主、陕南以瘦肉型猪为主的畜牧业发展格局，秦川牛、肉羊和奶畜已成为该省畜牧业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渭北旱塬及陕北以南以苹果业为主，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2．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
表2所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0年的552.70元增长到2004年的2157.91元，人均增长1605.20元，增幅为1.9倍，其中工资性收入由1990年的70.50元增长到2004年的590.39元，人均增长519.89元，增幅为6.37倍，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增长13.6％，而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82.8％元降低到2004年的66.5％元，降幅为16.3％。这表明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土地的集约经营和技术的应用使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从土地中分化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城市及小城镇的二三产业中，成为农民增收致富新的增长点。
3．种植业结构渐趋合理
全区大幅度调减低产的粮田面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由1995年的73.9％降到2004年的65.8％，降幅达8.1％；增加了蔬菜和瓜果类、油料、豆类、棉花等经济作物面积，其中蔬菜和瓜果类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4.2个百分点。在粮食作物内部，压缩了普通粮食生产，扩大了薯类和豆类、玉米等小杂粮生产，原因是薯类等现已变成了收益较很好的经济作物。西部生态脆弱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棉、糖、果、花、烟、药等经济作物生产优势，近几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优质棉花、糖料、水果、蔬菜、花卉、中药材等名优特农产品生产基地，逐步变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三、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规划
农业产业布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种地域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自出现农业生产活动以来即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有其历史继承性和强烈的区域性，而强烈的区域性必然要求现代农业朝着区域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研究农业产业布局，考虑农业生产问题，必须科学分析其历史基础，重视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各国各地区的产业布局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土地和动植物为劳动对象，这时的产业布局表现为地区差异不十分明显的均质化。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打破了产业布局的均质化格局。工商企业总是选择一些区位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进行配置，通过产业集聚而形成工商业活动集中的城市，并成为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在地域上表现为增长极模式。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部门的不断衍生，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对外联系日益广泛，连接城市与周围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得到了建设。当城市经济实力扩大到一定程度，也就是产业集聚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将出现向外扩散的趋势，而这种扩散首先是沿着交通线路进行的，产业布局便出现以城市(点)和交通路线(轴)相联结的产业带，即点轴模式。当地区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产业布局经纬交织，则形成以城市为结点，产业密集带为脉络的产业布局形态，即网络型布局模式。从均质布局——点状布局——点轴布局——网络布局，是产业布局演变的一般规律。由此可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农业产业结构变化是农业产业布局演变的根本原因，而新的农业产业布局又通过复杂的反馈作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便是农业产业布局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极化与扩散作用两个方面。
(一)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规划
农户经济的分化和制度的诱导，必然引起农民改变土地用途和进行土地集约经营的冲动，为退耕还林还草提供了很好的动力。西部退耕还林区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在实施退耕还林过程中，应科学分析其产业的历史基础、市场发育程度、技术、人口密度以及各种农作物、家畜、水果的分布，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充分尊重与调动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前提下，依据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布局演变的一般规律，打破产业布局的均质化格局，因地制宜，将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切实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实现从“万物俱全”的小农经济到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地区结构。农业产业布局应以县城为中心进行区域农业总体布局，分清主导和次要部门，合理部门结构体系，实现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将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县中心城市中，实行重点开发，以便发挥其增长极的作用；经过一定阶段的开发以后，将会使中等发达地区，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交通运输也有进一步发展，工业、人口及中小城镇开始以县中心城市为极核，向周边乡镇辐射，产业布局便出现以城市(点)和交通路线(轴)相联结的产业带，即点轴模式；当地区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产业布局经纬交织，则终于形成以城市为结点、产业密集带为脉络的产业布局形态，即网络型布局模式。以县城核、乡镇点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及市场交易集聚中心，周围将形成在某一圈层以某一类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圈层结构的农业区，层与层之间依靠生物的互补性和收益的市场性进行调节，由里向外依次布局为：第一地带为园艺蔬菜带(温室、花卉、园艺蔬菜等)，第二地带为普通农业地带(谷物、豆类、马铃薯、烟草)，第三地带为牧草及养殖带(如肉用牛羊、鸡养殖和饲草饲料种植)，第四地带为经济林带，第五地带为生态林带。然后沿交通路线向外延展，充分发挥县城的极化与扩散作用，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西部退耕还林区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吴旗模式”
吴旗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过去曾经是一个林草丰美的地方。长期以来当地群众一直沿袭广种薄收、放牧羊子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和牲畜的快速增长，加之“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大面积垦荒和过渡放牧，致使农业和农村经济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这种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导致生态日益恶化，地形支离破碎，成为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之一。1997年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退耕还林政策，根据当地的实际，在全国率先开始提出“封山禁牧，舍饲养羊”，将全县23.8万只土种山羊淘汰，1999年一次性退耕还林155万亩。2003年以来，该县确定并大力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工业强县、开放带动、城镇带动、项目带动”发展战略，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吴旗县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按照“远山陡坡退耕还林，近村缓坡修田栽果，山底治沟打坝淤田，户户发展致富产业”的思路，将全县划分为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两大区域，退耕地、荒山荒坡地、锁边固畔地、护路护岸地和城镇村庄驻地五种类型，遵循“适地适树适草”的原则进行科学规划，确定治理内容和形式，增强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具体区域布局上，根据不同退耕地的特点和立地条件对林种、树种、草种进行科学配置，36度以上陡坡耕地大面积营造灌木混交生态防护林，16-35度坡地实行沙棘+山杏(山桃)间作、山杏(山桃)+牧草间作，10—15度坡地实行沙棘+牧草间作种植，10度以下为耕地，川道平地种植蔬菜、花卉等；近村、近路、近水源的背风向阳平缓坡地营造仁用杏+牧草生态经济复合林，荒山荒坡大面积营造沙棘、小叶杨、乔灌草等混交林；在川道公路两侧、乡村驻地以及“四旁”营造以杨、柳、椿为主的乔木林，适当配置沙棘、柠条等乔灌混交林，对一时无法治理的荒山荒坡采取严格的封育措施，依靠生态的自我修复来改善植被。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粮、经、果、牧、菜全面开发，形成比较科学的治理模式，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2．政策扶植，产业带动，确保退耕还林稳步推进
坚持“谁退耕谁还林，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明确造林主体，落实林地和林木权属，做到了地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到2004年底，吴旗退耕还林面积已达到230万多亩，经国家验收合格的面积达165万亩，人工种草面积达125万亩，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全县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已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治理度、林草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分别由1997年的39.7％、19.2％、13.2％提高到2005年的52.4％、62.9％，38.2％，土壤年侵蚀模数由每平方公里的1.53万吨下降到0.54万吨。全县可享受粮食补助、管护费、种苗费折合12.8亿元，人均1万余元，有10万农民直接受益，充分调动了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延伸农业产业链。 不是由于一些人想象中的自由市场化了的家庭农业的高度刺激导致农业生产的戏剧性突破，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就业的转移。吴旗县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依托本地区位和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多种经营，将农、林、牧三业用地比例由1997年的60：34：6调整为现在的9：66：25，确立主导产业，种、养、加紧密结合。在农村主导产业开发上，坚持“在修复生态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中修复生态”，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围绕“三个百万基地”，即百万只肉用羊基地、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百万亩沙棘杏桃基地建设，引良种、建基地、树特色、创品牌，大力发展以羊为主的草畜业和以沙棘、山杏为主的林果业，不断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推动农业产业化步伐。2003年以来，县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资金，专项扶持草畜产业发展，先后从美国引进阿尔金冈苜蓿、籽粒苋等优质牧草品种20多个，累计种植人工牧草127万亩，并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紫花苜蓿生产地，草蓄业已经成为全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到2006年6月，吴起全县羊子饲养量达到了40.6万只，存栏24.1万只，出栏7.5万只，养羊农户发展到17 100多户，养羊农户覆盖率达到71.7％，超过全县从事纯农业生产农户的80％，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活体羊储备基地”；营造沙棘7_88万亩，成林125万亩，成为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栽植山杏等经济林果100万亩，种植柠条56万亩，林果建设已成规模。同时，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大力扶持涉农加工企业，先后引进了延河、紫瑞两家草产品加工企业和香港华锦园、北京高原圣果沙棘制品有限公司两家沙棘系列产品加工企业，整合县内12家涉农加工企业，通过订单种养、保护价收购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086元，比2000年净增690元，其中草畜业收入比重已达到54％。从传统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累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万多人，现已跨入全国增速最快百县(市)、“陕西十强县”行列。
3．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
吴旗县以县城建设为龙头，以建制镇建设为支撑，以道路建设为骨架，依靠“城镇带动、项目带动”推进新农村建设。采取东进、西扩、南开发、北改造的办法，引入经营城市理念，让外来资本和民间资金成为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1997年以来，先后投资15亿元，进行城市化建设，为县城安排了115个重点建设项目，城区面积由1997年的10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24平方公里，县城人口也由1997年的1.6万增加到4万，占总人口的32％。同时把做大做强石油工业作为反哺农业的基础，加快开发进度，2005年突破百万吨大关，成为陕北地区石油第一县，为县财政提供的收入占到84％，从而为“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积聚了雄厚的资金。利用石油工业奠定的经济基础，先后投资3 200多万元用于支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圆方集团扩大生产规模，加强技术改造，使该集团公司近年来研发出了醋饮、羊肉、地毯、沙棘保健茶等系列新产品，部分产品实现了出口创汇，为全县农民每人创造1 000元以上的收入。
近年来县财政累计直接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达5亿多元，其中投入公路建设资金2.7亿元，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达3亿多元，累计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1.8亿元，累计新修基本农田20.8万亩，农民人均近2亩；打井窖6 800服，解决了4.1万人的饮水困难；累计建成沼气池5 556座，推广使用节柴灶5950个，完成移民搬迁1 266户6 030人，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通过一系列的反哺政策，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结束语
作为一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退耕还林实际上是农户作为微观主体放弃种粮转而造林种草的一种机会成本选择。农业产业布局必然要在充分尊重与调动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中心，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水平，变区域倾斜为产业倾斜，产业调整以农业内部调整为主，种、养、加结合，充分发挥县城的极化与扩散作用，促进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