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悄然进入新周期，“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正面临新的拐点，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劳动力、资源、资本三大传统生产要素红利正在减少，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近年来少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以及短期需求放缓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滑交织叠加，让中国经济既难以延续传统“三高”增长模式，也再难以如2008年至2009年期间实施大规模政策刺激，“微刺激”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刺激”与“强刺激”之间的次优选择。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滑走势，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年至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其他宏观经济数据也普遍低于预期，未来中国经济仍存进一步下行压力。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宏观政策要“托底”和“保稳”，以避免各类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过快“下台阶”，触发系统性风险，但却已经不具备进一步“加杠杆”和实施大规模刺激的政策空间。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政府负债提高之外，包括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的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大幅度提高，去杠杆、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多项目标难以同时兼顾。
　　4月份以来，一系列规模小、力度弱、有重点的“微刺激”政策组合浮出水面。从当前形势看，投资下滑是拖累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相关测算显示，1953年至2012年投资实际增速与GDP增速间的相关系数为0.85，消费实际增速与GDP增速间的相关系数为0.71，这意味着“稳增长”须先“稳投资”。但“稳投资”不能延续高投资低产出的老路，而是启动民间投资。近期，国务院重点锁定铁路、港口、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7个领域，对社会资本开放80个基础设施示范项目，这完全有别于以往政府“唱独角戏”式的大规模刺激。
　　与此同时，“微刺激”政策组合中，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提高贸易便利化、推进自贸区战略，以及针对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定向降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措施，也都是着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短板”的政策措施，确实体现了“出手更加主动，目标更加长远，调控更重协调，手段更加多元，力度更有分寸”的特点，使之对经济下行更有韧性。
　　不过，如果真正认识到是结构性因素约束了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微刺激”只能起到“缓冲带”的作用，而不能成为防止经济下行的“保险杠”，更取代不了深水区改革。要打破经济复苏周期的“怪圈”，就必须将宏观调控政策全面纳入改革轨道，做到效率兼容、转型兼容、改革兼容，才可能真正推进“稳定增长——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进入良性循环。
　　当前，中国经济已悄然进入新周期，“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正面临新的拐点，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劳动力、资源、资本三大传统生产要素红利正在减少，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要找到提质增效的创新出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就不应只局限于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的需求管理，将刺激需求作为常规性政策，而更应该重点着眼于改革创新经济制度，矫正要素比价扭曲，降低经济运行的摩擦成本，提高资本产出和要素效率，构建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走向新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