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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明代发展的时间链条上，商业文化的兴盛和通俗小说的繁荣几乎是同步共生的。明代的商业文化是明代通俗小说得以发展繁盛的基础和保障，但通俗小说也以其独具的丰富性和形象性，为当时的商业文化发展留下了蕴涵丰富的文本资料。本文以明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之作三言二拍为代表，分三部分探讨明代商业文化与通俗小说的同存共生关系。
【关键词】 商业文化;通俗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18-03
基金项目：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课题“明代商业文化及其在通俗小说中的呈现研究”（201710）。
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并由此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反应在社会文化层面就是催生了通俗小说并将之推上了文化史上的辉煌时代。明代的商业文化是明代通俗小说得以发展繁盛的基础和保障，但通俗小说也以其独具的丰富性和形象性，为当时的商业文化发展留下了蕴涵丰富的文本资料。
一、明代商业文化的兴起及表现
在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就出现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专门商人，这说明中国的商业活动早在战国及秦汉之交就出现了。但到了明代，无论是是商业规模、商人群体，还是商人活动的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极大地超越了之前的历史水平。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代的商业文化力量开始崛起，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和影响力。
（一）明代商业文化的兴起
1.明代商业文化兴起的条件
（1）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相较于以往时代，明代的交通运输工具是舟多于车，主要的货物运输途径是水路而非陆路。明成祖朱棣重新疏浚了大运河北段，贯通了南北商业交通的大动脉，刺激了商业活动的繁盛。比如运河上的山东临清（今聊城），就变成了运河上的主要港口，成了“商旅辐辏之地”，江南则依托天然的密集水网，形成了区域性的商业城市圈。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不仅贯通了南北商旅运输，也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明代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2）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明代的商业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发展壮大，变成了一个商业王国。豪宦之家“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大量农民也因“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被迫走上了经商之路。以至于明嘉靖时人何良俊感叹说：“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此说法虽夸张，但足见当时社会弃农而从商者已达百分之七十左右。
（二）明代商业文化兴起的表现
1.文化观念的转变。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崛起，明代的社会观念也逐渐从“轻商”转向了“重商”。朝廷上，“恤商”“重商”的呼声高涨。比如：首辅张居正提出了“资商利农”的主张，湖广佥事冯应京认为“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而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直接对“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批判和挑战，其上书曰：“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并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士大夫阶层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工商皆本”。商人们更是认为经商与功名都是成家立业的途径同等重要。文人笔下的人物则表现出了“经商为第一等业，科举反在次着”的倾向。
2.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代之前，商人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富”并等同于“贵”。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氛围逐渐宽松，商人同其他编户齐民一样被给予了科举入仕的资格，很多商人可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此外，商人们利用经济手段谋取官位则是商人发挥自己经济优势最常见的入仕途径。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为缓解财政危机，首开捐纳卖官之例，这更是为财力雄厚的商人入仕提供了捷径。入仕的商人及商人子弟自然极力保护商人们的利益，官商融合，士商渗透，改变了輕商鄙商的传统思想观念，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实现了历史性大翻身。
二、明代商业文化对通俗小说的催生作用
明代商业文化对通俗小说繁荣的催生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商业文化的兴盛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社会生活为明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产生了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商贾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商贾小说《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市井细民、商贾小贩等商业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可成为小说的主角。小说贴近百姓生活、反映商贾传奇经历，具体细致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节，展现了明代商业文化中独具韵味的世俗民情和精神特质。除了这些代表作品外，明代的通俗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商业生活，明代成了商业文化反映最集中、最精彩的时代。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说本身也变成了商品
市民读者对通俗小说的阅读需求地刺激了通俗小说作者的文学创作热情，而巨大的利润收益也促使书商们乐意高价收买原创小说作品，小说的创作出版演变为了以牟取金钱利益为目的活动，小说也平成了商品。冯梦龙就承认，其创作“三言”的重要原因是“因贾人之请”;凌濛初也曾说，其创作“二拍”的过程是：“三言”刊印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于是就有了《拍案惊奇》。刊印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这才又创作了《二刻拍案惊奇》。
（三）工商市民的壮大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通俗小说娱乐性强、故事新颖刺激、贴合民众生活，极大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明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这样描述商人居多的山西：“山西各县，素为小说戏曲书籍之藏书地，盖山西各县人多以钱庄银号为业。豪于财，不惜以千金以求精品，及其家既衰落，场肆书贾，多往求之”。 由于官商融合、士商渗透，嗜好通俗小说的社会文化趣味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被视为当时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子文人，甚至于当时的士大夫家的几案上，无不陈列着《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明代大臣书画家董其昌称“名《金瓶梅》，极佳”，文学家袁宏道甚至将《水浒传》《金瓶梅》等通俗小说与《六经》相提并论。大量士子文人对市民文学的亲近，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三、通俗小说中的明代商业文化——以“三言”
“二拍”为代表
明代的商业发展直接决定了其商业文化的发展，而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反映商人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在明代众多的通俗小说创作中，三言二拍以其鲜明的商业特色和对商人思想及生活丰富而独到的表现，堪称明代商业小说的典型代表。
（一）三言二拍中的商品文化
从三言二拍中，可以看出明代的商品文化的发展开始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注重商品特色。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写道：明成化年间苏州商人文若虚捡到一个大龟壳，他立刻意识到“是一件稀罕的东西。”这个大龟壳果然以其稀有卖出了五万两银子高价。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讲到苏州府盛泽镇居民以蚕桑为业，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丝绸市场，从而吸引了“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得益于这个专营丝绸的特色市场，盛泽镇的老百姓“莫忧入口无餐粮，朝来镇上添原商”。
2.注重商品质量。三言二拍中所描写的口碑好的商人无不在商品质量上高标准严要求，比如秦重的油、张仰亭的木工、施复夫妇的蚕丝，都是因为商品质量好，才得以卖得好价钱。《醒世恒言》中记载的几样日常用品，其精美度让我们叹为观止。比如紫绡账“帐轻疏而薄，视之如无所碍。虽属隆冬，而风不能入，盛暑则清凉自至”;再如神丝绣被“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異业，上缀灵粟之珠如果粒，五色辉焕”。即使是普通的妇女饰物，也都“奇巧动人，光灿夺目”。
（二）三言二拍中的商业营销文化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的商业营销文化在广告宣传、商业合作、适应市场和资本流转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理念和模式。
1.巧妙的广告宣传。卖油郎秦重将盛油的大桶，一面写个大大的秦，一面写上汴梁二字，以此做商铺标识，醒目了然。木匠张权直接在店铺外的大白墙上写上 “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伙，不误主顾。”的广告语文若虚把一两银子买来的洞庭红橘子，“摆得满船红焰焰的”，吸引来了大批顾客，竟然卖了八九百两银子。
2.多样的合作形式。三言两拍体现了明代的两种商业合作，一种是行商和牙行的合作，另一种是商人之间的合作。买卖较大的商人们将货物运输到某地后，一般是将货物批发给牙行，再由牙行售卖或转售给当地的零售商，这样不仅省却了自己亲自售卖的麻烦，还缩短了货物置换现银的周期，加快了资本周转速度，有利于扩大经营。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三代行商罗家与广东的牙行长期合作，关系便如“自己亲眷一般”。商人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三种形式：共出资共盈亏，如《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和李秀卿的合作;两人出资一人经营，如《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的夏主簿与林家的合作;主人出资雇人经营，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高赞在家道殷实后，便开了两家解库，雇了四个伙计经营，自己只乐得享受。
3.灵活的市场适应。三言二拍中的成功商人都能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比如：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来及时调整商品价格，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如文若虚不断调整橘子的价格从中赚取巨额利润;注重搜集商业信息，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老仆生意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很注意四处打听“商情”，搜集有价值的商场信息来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生意决断。此外，他们大都思虑周全并主动寻求商机。
（三）三言二拍中的商业伦理文化
本文中的商业伦理文化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商业精神和商业道德，可具化为契约诚信精神、进取精神和以货为差的等级观念。
1.契约诚信精神。到了明代，契约文化已经与社会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政府需要靠文书契约来掌握土地占有情况，个人也通过签订契约文书来确定各种买卖事宜，而且国家以在公堂上承认这些材料的合法性的方式保证了这类文书的权威法律效力。陈祈将田产典当与毛烈时要求对方立券签约，但被毛烈以不会写字拒绝。结果陈祈想赎回田产时，因为手中没有典当文书，不但无法赎回田产，反而损失三千金还挨了官府的一顿竹篦。与契约文化相应而生的便是诚信原则，只有大家都守诚信，契约才能如期履行。波斯商人玛宝哈没有利用文若虚等人不知道“大龟壳”乃是“鼍龙壳”的机会，低价收买，而是鼓励对方加价至五万才在众人劝说下买入。而文若虚知道实情后，也没有听从众人的怂恿反悔加价。正是这种生意场上的诚信才促成了契约文化的发展，而契约文化也激励了人们对诚信原则的坚守。
2.积极进取精神。商场如战场，做生意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所以优秀的商人必须具备不怕挫折敢于冒险的艰苦创业的精神。三言二拍中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明代商业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苏州人王生屡经失败，但在婶母杨氏的鼓励下不弃不馁，终于“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颜氏和老仆阿寄虽然只有十二两银子的本钱，但没有因为缺少资本而放弃做生意的决心，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艰苦创业，终于创下一份家业。
3.特殊等级观念。不同于封建社会传统的等级划分标准，三言二拍中反映的明代的商人等级划分是以货物的优劣、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太函集》里有记载：“诸贾为会，率以货为差，上贾居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波斯商人玛宝哈在接待张大这伙客商时，在客人入席之前，拱手让客人先列货单一看，再以此定座席。这个特有的“规矩”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但却合乎商界的利益原则：谁的货多货好，谁能给大家带来更大利益，谁就应该最受尊重。这种抛开辈分、尊卑，敬重真本事的等级观念，在一定范围内挤垮了封建宗法伦理的堤防，有它合理和进步的一面。 （四）三言二拍中的商品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伴随着明代商业的繁荣，明代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消费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从其日常、家居及娱乐中可见一斑。
1.日常吃穿奢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众一改明初期的俭朴风气，无论在服饰还是饮食上都开始追求美化和气派。不仅城市中的缙绅士大夫在服饰上追新求异、竞相奢靡，就连平民百姓也注重衣饰的美观。《醒世恒言》中的富家子弟颜俊虽相貌丑陋，但最好装扮，光面料考究的衣服就有一箱，而且都是最流行的款式，色彩鲜艳香气扑鼻，极尽考究之能事。《警世通言》中靠祖宗留下的山地收租过活经济拮据的宋敦，去庙里烧香，还特地穿一件新洁白湖纱道袍。商人之妻王巧儿留薛婆吃饭，两个人竟上了十六碗菜，零食也都是稀罕之物。
2.家居布置富丽。小说中卢太学为了将自家的院子建造的胜于他人，不惜重金四处购买名花异草、奇石怪峰，再重金聘请工匠设计，刻意营造家居的清雅、隐幽氛围。甚至任至一村庄，空地上便可见三四块太湖石叠着做装饰。太湖石好得高达百金，就是差一些的也不下数十金，可见就连平民百姓家也效法士大夫的雅致，超出自身消费能力以追求家居的富雅。
3.娱乐活动丰富。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富贵阶层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说书唱戏等文化形式兴盛其时，每有宴集必有丝弦歌舞相伴。許多富贵人家都豢养戏子用于平时娱乐。此外，饮茶文化也很盛行。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大夫饮茶，不仅讲究茶叶、茶具、水质等物质条件，更注重饮茶时的环境与氛围的营造，追求饮茶的文化艺术性。三言二拍中涉及茶坊的就达20卷之多。商贾、工匠，城镇居民都会去茶坊，或聚朋会友或消遣娱乐，茶坊成了明中后期民众娱乐消费的主要聚集地。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朝）崔溥.锦南先生漂海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明）冯应京.月令广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6.
[5]（明）汪道昆.太函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6]（明）何心隐.何心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宋东映.明代商业文化与通俗小说[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作者简介：
李振红，女，山东济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文学、教师教学与发展。
【关键词】 商业文化;通俗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18-03
基金项目：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课题“明代商业文化及其在通俗小说中的呈现研究”（201710）。
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无疑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并由此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反应在社会文化层面就是催生了通俗小说并将之推上了文化史上的辉煌时代。明代的商业文化是明代通俗小说得以发展繁盛的基础和保障，但通俗小说也以其独具的丰富性和形象性，为当时的商业文化发展留下了蕴涵丰富的文本资料。
一、明代商业文化的兴起及表现
在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就出现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专门商人，这说明中国的商业活动早在战国及秦汉之交就出现了。但到了明代，无论是是商业规模、商人群体，还是商人活动的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极大地超越了之前的历史水平。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代的商业文化力量开始崛起，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和影响力。
（一）明代商业文化的兴起
1.明代商业文化兴起的条件
（1）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相较于以往时代，明代的交通运输工具是舟多于车，主要的货物运输途径是水路而非陆路。明成祖朱棣重新疏浚了大运河北段，贯通了南北商业交通的大动脉，刺激了商业活动的繁盛。比如运河上的山东临清（今聊城），就变成了运河上的主要港口，成了“商旅辐辏之地”，江南则依托天然的密集水网，形成了区域性的商业城市圈。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不仅贯通了南北商旅运输，也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明代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2）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明代的商业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发展壮大，变成了一个商业王国。豪宦之家“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大量农民也因“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被迫走上了经商之路。以至于明嘉靖时人何良俊感叹说：“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此说法虽夸张，但足见当时社会弃农而从商者已达百分之七十左右。
（二）明代商业文化兴起的表现
1.文化观念的转变。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崛起，明代的社会观念也逐渐从“轻商”转向了“重商”。朝廷上，“恤商”“重商”的呼声高涨。比如：首辅张居正提出了“资商利农”的主张，湖广佥事冯应京认为“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而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直接对“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批判和挑战，其上书曰：“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并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士大夫阶层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工商皆本”。商人们更是认为经商与功名都是成家立业的途径同等重要。文人笔下的人物则表现出了“经商为第一等业，科举反在次着”的倾向。
2.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代之前，商人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富”并等同于“贵”。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氛围逐渐宽松，商人同其他编户齐民一样被给予了科举入仕的资格，很多商人可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此外，商人们利用经济手段谋取官位则是商人发挥自己经济优势最常见的入仕途径。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为缓解财政危机，首开捐纳卖官之例，这更是为财力雄厚的商人入仕提供了捷径。入仕的商人及商人子弟自然极力保护商人们的利益，官商融合，士商渗透，改变了輕商鄙商的传统思想观念，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实现了历史性大翻身。
二、明代商业文化对通俗小说的催生作用
明代商业文化对通俗小说繁荣的催生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商业文化的兴盛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社会生活为明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产生了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商贾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商贾小说《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市井细民、商贾小贩等商业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可成为小说的主角。小说贴近百姓生活、反映商贾传奇经历，具体细致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节，展现了明代商业文化中独具韵味的世俗民情和精神特质。除了这些代表作品外，明代的通俗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商业生活，明代成了商业文化反映最集中、最精彩的时代。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说本身也变成了商品
市民读者对通俗小说的阅读需求地刺激了通俗小说作者的文学创作热情，而巨大的利润收益也促使书商们乐意高价收买原创小说作品，小说的创作出版演变为了以牟取金钱利益为目的活动，小说也平成了商品。冯梦龙就承认，其创作“三言”的重要原因是“因贾人之请”;凌濛初也曾说，其创作“二拍”的过程是：“三言”刊印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于是就有了《拍案惊奇》。刊印后，“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这才又创作了《二刻拍案惊奇》。
（三）工商市民的壮大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通俗小说娱乐性强、故事新颖刺激、贴合民众生活，极大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明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这样描述商人居多的山西：“山西各县，素为小说戏曲书籍之藏书地，盖山西各县人多以钱庄银号为业。豪于财，不惜以千金以求精品，及其家既衰落，场肆书贾，多往求之”。 由于官商融合、士商渗透，嗜好通俗小说的社会文化趣味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被视为当时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子文人，甚至于当时的士大夫家的几案上，无不陈列着《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明代大臣书画家董其昌称“名《金瓶梅》，极佳”，文学家袁宏道甚至将《水浒传》《金瓶梅》等通俗小说与《六经》相提并论。大量士子文人对市民文学的亲近，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三、通俗小说中的明代商业文化——以“三言”
“二拍”为代表
明代的商业发展直接决定了其商业文化的发展，而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反映商人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在明代众多的通俗小说创作中，三言二拍以其鲜明的商业特色和对商人思想及生活丰富而独到的表现，堪称明代商业小说的典型代表。
（一）三言二拍中的商品文化
从三言二拍中，可以看出明代的商品文化的发展开始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注重商品特色。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写道：明成化年间苏州商人文若虚捡到一个大龟壳，他立刻意识到“是一件稀罕的东西。”这个大龟壳果然以其稀有卖出了五万两银子高价。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讲到苏州府盛泽镇居民以蚕桑为业，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丝绸市场，从而吸引了“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得益于这个专营丝绸的特色市场，盛泽镇的老百姓“莫忧入口无餐粮，朝来镇上添原商”。
2.注重商品质量。三言二拍中所描写的口碑好的商人无不在商品质量上高标准严要求，比如秦重的油、张仰亭的木工、施复夫妇的蚕丝，都是因为商品质量好，才得以卖得好价钱。《醒世恒言》中记载的几样日常用品，其精美度让我们叹为观止。比如紫绡账“帐轻疏而薄，视之如无所碍。虽属隆冬，而风不能入，盛暑则清凉自至”;再如神丝绣被“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異业，上缀灵粟之珠如果粒，五色辉焕”。即使是普通的妇女饰物，也都“奇巧动人，光灿夺目”。
（二）三言二拍中的商业营销文化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的商业营销文化在广告宣传、商业合作、适应市场和资本流转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理念和模式。
1.巧妙的广告宣传。卖油郎秦重将盛油的大桶，一面写个大大的秦，一面写上汴梁二字，以此做商铺标识，醒目了然。木匠张权直接在店铺外的大白墙上写上 “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伙，不误主顾。”的广告语文若虚把一两银子买来的洞庭红橘子，“摆得满船红焰焰的”，吸引来了大批顾客，竟然卖了八九百两银子。
2.多样的合作形式。三言两拍体现了明代的两种商业合作，一种是行商和牙行的合作，另一种是商人之间的合作。买卖较大的商人们将货物运输到某地后，一般是将货物批发给牙行，再由牙行售卖或转售给当地的零售商，这样不仅省却了自己亲自售卖的麻烦，还缩短了货物置换现银的周期，加快了资本周转速度，有利于扩大经营。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三代行商罗家与广东的牙行长期合作，关系便如“自己亲眷一般”。商人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三种形式：共出资共盈亏，如《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和李秀卿的合作;两人出资一人经营，如《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的夏主簿与林家的合作;主人出资雇人经营，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高赞在家道殷实后，便开了两家解库，雇了四个伙计经营，自己只乐得享受。
3.灵活的市场适应。三言二拍中的成功商人都能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比如：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来及时调整商品价格，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如文若虚不断调整橘子的价格从中赚取巨额利润;注重搜集商业信息，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老仆生意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很注意四处打听“商情”，搜集有价值的商场信息来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生意决断。此外，他们大都思虑周全并主动寻求商机。
（三）三言二拍中的商业伦理文化
本文中的商业伦理文化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商业精神和商业道德，可具化为契约诚信精神、进取精神和以货为差的等级观念。
1.契约诚信精神。到了明代，契约文化已经与社会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政府需要靠文书契约来掌握土地占有情况，个人也通过签订契约文书来确定各种买卖事宜，而且国家以在公堂上承认这些材料的合法性的方式保证了这类文书的权威法律效力。陈祈将田产典当与毛烈时要求对方立券签约，但被毛烈以不会写字拒绝。结果陈祈想赎回田产时，因为手中没有典当文书，不但无法赎回田产，反而损失三千金还挨了官府的一顿竹篦。与契约文化相应而生的便是诚信原则，只有大家都守诚信，契约才能如期履行。波斯商人玛宝哈没有利用文若虚等人不知道“大龟壳”乃是“鼍龙壳”的机会，低价收买，而是鼓励对方加价至五万才在众人劝说下买入。而文若虚知道实情后，也没有听从众人的怂恿反悔加价。正是这种生意场上的诚信才促成了契约文化的发展，而契约文化也激励了人们对诚信原则的坚守。
2.积极进取精神。商场如战场，做生意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所以优秀的商人必须具备不怕挫折敢于冒险的艰苦创业的精神。三言二拍中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明代商业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苏州人王生屡经失败，但在婶母杨氏的鼓励下不弃不馁，终于“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颜氏和老仆阿寄虽然只有十二两银子的本钱，但没有因为缺少资本而放弃做生意的决心，而是积极地想方设法艰苦创业，终于创下一份家业。
3.特殊等级观念。不同于封建社会传统的等级划分标准，三言二拍中反映的明代的商人等级划分是以货物的优劣、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太函集》里有记载：“诸贾为会，率以货为差，上贾居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波斯商人玛宝哈在接待张大这伙客商时，在客人入席之前，拱手让客人先列货单一看，再以此定座席。这个特有的“规矩”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但却合乎商界的利益原则：谁的货多货好，谁能给大家带来更大利益，谁就应该最受尊重。这种抛开辈分、尊卑，敬重真本事的等级观念，在一定范围内挤垮了封建宗法伦理的堤防，有它合理和进步的一面。 （四）三言二拍中的商品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伴随着明代商业的繁荣，明代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消费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从其日常、家居及娱乐中可见一斑。
1.日常吃穿奢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众一改明初期的俭朴风气，无论在服饰还是饮食上都开始追求美化和气派。不仅城市中的缙绅士大夫在服饰上追新求异、竞相奢靡，就连平民百姓也注重衣饰的美观。《醒世恒言》中的富家子弟颜俊虽相貌丑陋，但最好装扮，光面料考究的衣服就有一箱，而且都是最流行的款式，色彩鲜艳香气扑鼻，极尽考究之能事。《警世通言》中靠祖宗留下的山地收租过活经济拮据的宋敦，去庙里烧香，还特地穿一件新洁白湖纱道袍。商人之妻王巧儿留薛婆吃饭，两个人竟上了十六碗菜，零食也都是稀罕之物。
2.家居布置富丽。小说中卢太学为了将自家的院子建造的胜于他人，不惜重金四处购买名花异草、奇石怪峰，再重金聘请工匠设计，刻意营造家居的清雅、隐幽氛围。甚至任至一村庄，空地上便可见三四块太湖石叠着做装饰。太湖石好得高达百金，就是差一些的也不下数十金，可见就连平民百姓家也效法士大夫的雅致，超出自身消费能力以追求家居的富雅。
3.娱乐活动丰富。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富贵阶层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说书唱戏等文化形式兴盛其时，每有宴集必有丝弦歌舞相伴。許多富贵人家都豢养戏子用于平时娱乐。此外，饮茶文化也很盛行。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大夫饮茶，不仅讲究茶叶、茶具、水质等物质条件，更注重饮茶时的环境与氛围的营造，追求饮茶的文化艺术性。三言二拍中涉及茶坊的就达20卷之多。商贾、工匠，城镇居民都会去茶坊，或聚朋会友或消遣娱乐，茶坊成了明中后期民众娱乐消费的主要聚集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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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振红，女，山东济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文学、教师教学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