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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若按每辆卡车7米长、5吨载重量计算,装载这些垃圾的卡车将能包围紫禁城大半个圈。
北京市垃圾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量达1.74万吨,设施超负荷率达67%,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到2010年,随着北京10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到期陆续关闭。届时,北京每天将有1.077万吨垃圾无处堆放,北京市将再次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上风上水”的垃圾场
六里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部,曾是“上风上水”的好地段,经常会被媒体关注,但是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上风上水”,而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4年来的一波三折,以及附近居民遭受的臭气困扰。
住在海淀区的赵勇,现在是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城市的扩张很迅猛,2004年,中海枫涟、百旺茉莉园等小区相继落成,加上早前的颐和山庄,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逐渐成形。赵勇决定在这里购房,但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和垃圾场为邻。
2005年,赵勇收房,却闻到垃圾场飘来的阵阵臭味。开发商说,他们只管规划红线以内的建设,垃圾场规划问题应该找政府解决。按照垃圾场的选址要求,周边不允许有生活区,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场周边也规划成新小区了。
让居民担心的还有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由于六里屯与北京中心城区距离较远,市政供水管网尚未通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个小区的自备井,而这些自备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
开发商安抚业主们说:垃圾场使用年限一到,就会在场地上种植花木,建成一个环保的绿地公园。届时,房子不仅不会贬值,还会增值。赵勇无奈地盼望着垃圾场变绿地的那天快点到来。
然而在2005年年底,当他们得知海淀区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再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时,希望变成了更大的担忧。
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最不臭的地方是厕所,因为没有开窗。”当地居民如此调侃。
2009年7月9日,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海淀区市政管委相关负责人与六里屯周边的200多位居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已经是当地政府第4次与六里屯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双方见面的气氛似乎并不那么轻松。
赵勇说:“让我们放心接受这个焚烧厂建在六里屯,大家当然不愿意了,我们还要面对更严重的二噁英的问题。”
被熏晕的业主
与赵勇一样反对垃圾焚烧的,还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区的居民赵蕾。赵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距离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场的直线距离仅有3000米。这里不仅有六里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场的恶臭,还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个垃圾焚烧项目——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2年,柏林爱乐一期开盘。“北京这种带电梯的板楼很少。看了样板很满意,当时就交了大定,过了多年才知道这附近有垃圾场。”从2005年起,柏林爱乐小区开始被一股奇怪的臭气所困扰。
和大多数邻居一样,赵蕾起初以为臭味来自附近的避孕药生产厂家。“那股味道太臭了,凌晨三、四点钟醒来,还以为是丈夫或者猫放屁了。家里所有东西都附上了这种味道,我的四肢也起了很多疹子,用手一刮会起白色小米样的东西。”
后来大家才知道臭味来自3公里外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厂,除了垃圾填埋,这里还有垃圾焚烧厂。医疗焚烧从2005年就开始了,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则从2008年9月26日试点火。赵蕾买房的时候还没有焚烧厂,但已经有此规划。
2005年医疗垃圾焚烧厂建起来,再加上填埋场堆积过多的垃圾,腐臭味越来越厉害,赵蕾深受其害。“臭味很规律,开始是每月一两次;到了2006年,基本是一星期两次;2007年就变成一天一次;现在一天无数次。夏天的時候臭味最为严重,眼睛都睁不开。严重的时候,一开窗户就想吐。”
赵蕾记忆最深刻的经历是在2008年8月21日。看完奥运会闭幕式后,赵蕾正在上网,臭气突然冲进屋子,她感觉一下子上不来气了。被送到民航医院后,赵蕾被诊断为哮喘发作,胸大片充血,原因是“呼入了污染气体,感染了肺部”。
赵蕾曾想过到垃圾焚烧厂内部看个究竟,但却不被允许进入。“进不去,我们不知情,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是对它有一种恐惧、不安,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有的关于二噁英的监测报告,包括重金属监测报告,没有人给我们出具,所以大家感到很不安。”赵蕾说。
烧与不烧的论战
据统计,中国每年产生垃圾近1.6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公斤,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占66%,近1/3垃圾只能进行简单填埋,全国600座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有2/3城市被垃圾群包围,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产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万吨,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产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万吨,而今日产1.84万吨垃圾的数字还可能再攀升。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达1800万的特大型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垃圾的增加已是常态。
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北京曾经出现过“垃圾围城”事件。当时,北京曾在航空遥感观测中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当年这些围城的垃圾,绝大多数被就地填埋。
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表示:“就是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垃圾无处可去的严峻形势。”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成为他们的首选。
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5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北京再次被拉圾围城
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发生的争议,只是国内垃圾处理困境的一个缩影。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引来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周边居民的坚决反对,作为代表人物的中国环科院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说:“我为什么要反对做焚烧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噁英这个污染物它是难降解污染物,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微量的排放对人身体还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的居民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也在逐渐升温。截止到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江苏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15个,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个,广东省近20个。此外,辽宁、山东、福建、海南等15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全国的垃圾焚烧炉,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担心,是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最主要原因。“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它在我们人体里要累积下来,迟早会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而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噁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等专业技术完全可以克服二噁英。”
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除了对二噁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赵章元说:“非常昂贵,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大型的都是十几个亿,很贵。”
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
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些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已经有近700家企业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还需政府更多的實际行动。”王维平告诉记者,在国外,政府对垃圾事业的投入一般分为3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处理占1/3,而垃圾管理对减量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分之二的钱花在了减量上。
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针对垃圾焚烧厂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特别强调“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王维平也承认,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被叫停,对北京市实施垃圾处理改革的进程的确造成了影响。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门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该项目是否建设还在继续论证之中。
北京市垃圾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量达1.74万吨,设施超负荷率达67%,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到2010年,随着北京10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到期陆续关闭。届时,北京每天将有1.077万吨垃圾无处堆放,北京市将再次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上风上水”的垃圾场
六里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部,曾是“上风上水”的好地段,经常会被媒体关注,但是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上风上水”,而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4年来的一波三折,以及附近居民遭受的臭气困扰。
住在海淀区的赵勇,现在是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城市的扩张很迅猛,2004年,中海枫涟、百旺茉莉园等小区相继落成,加上早前的颐和山庄,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逐渐成形。赵勇决定在这里购房,但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和垃圾场为邻。
2005年,赵勇收房,却闻到垃圾场飘来的阵阵臭味。开发商说,他们只管规划红线以内的建设,垃圾场规划问题应该找政府解决。按照垃圾场的选址要求,周边不允许有生活区,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场周边也规划成新小区了。
让居民担心的还有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由于六里屯与北京中心城区距离较远,市政供水管网尚未通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个小区的自备井,而这些自备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
开发商安抚业主们说:垃圾场使用年限一到,就会在场地上种植花木,建成一个环保的绿地公园。届时,房子不仅不会贬值,还会增值。赵勇无奈地盼望着垃圾场变绿地的那天快点到来。
然而在2005年年底,当他们得知海淀区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再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时,希望变成了更大的担忧。
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最不臭的地方是厕所,因为没有开窗。”当地居民如此调侃。
2009年7月9日,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海淀区市政管委相关负责人与六里屯周边的200多位居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已经是当地政府第4次与六里屯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双方见面的气氛似乎并不那么轻松。
赵勇说:“让我们放心接受这个焚烧厂建在六里屯,大家当然不愿意了,我们还要面对更严重的二噁英的问题。”
被熏晕的业主
与赵勇一样反对垃圾焚烧的,还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区的居民赵蕾。赵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距离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场的直线距离仅有3000米。这里不仅有六里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场的恶臭,还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个垃圾焚烧项目——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2年,柏林爱乐一期开盘。“北京这种带电梯的板楼很少。看了样板很满意,当时就交了大定,过了多年才知道这附近有垃圾场。”从2005年起,柏林爱乐小区开始被一股奇怪的臭气所困扰。
和大多数邻居一样,赵蕾起初以为臭味来自附近的避孕药生产厂家。“那股味道太臭了,凌晨三、四点钟醒来,还以为是丈夫或者猫放屁了。家里所有东西都附上了这种味道,我的四肢也起了很多疹子,用手一刮会起白色小米样的东西。”
后来大家才知道臭味来自3公里外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厂,除了垃圾填埋,这里还有垃圾焚烧厂。医疗焚烧从2005年就开始了,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则从2008年9月26日试点火。赵蕾买房的时候还没有焚烧厂,但已经有此规划。
2005年医疗垃圾焚烧厂建起来,再加上填埋场堆积过多的垃圾,腐臭味越来越厉害,赵蕾深受其害。“臭味很规律,开始是每月一两次;到了2006年,基本是一星期两次;2007年就变成一天一次;现在一天无数次。夏天的時候臭味最为严重,眼睛都睁不开。严重的时候,一开窗户就想吐。”
赵蕾记忆最深刻的经历是在2008年8月21日。看完奥运会闭幕式后,赵蕾正在上网,臭气突然冲进屋子,她感觉一下子上不来气了。被送到民航医院后,赵蕾被诊断为哮喘发作,胸大片充血,原因是“呼入了污染气体,感染了肺部”。
赵蕾曾想过到垃圾焚烧厂内部看个究竟,但却不被允许进入。“进不去,我们不知情,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是对它有一种恐惧、不安,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有的关于二噁英的监测报告,包括重金属监测报告,没有人给我们出具,所以大家感到很不安。”赵蕾说。
烧与不烧的论战
据统计,中国每年产生垃圾近1.6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公斤,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占66%,近1/3垃圾只能进行简单填埋,全国600座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有2/3城市被垃圾群包围,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产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万吨,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产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万吨,而今日产1.84万吨垃圾的数字还可能再攀升。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达1800万的特大型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垃圾的增加已是常态。
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北京曾经出现过“垃圾围城”事件。当时,北京曾在航空遥感观测中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当年这些围城的垃圾,绝大多数被就地填埋。
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表示:“就是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垃圾无处可去的严峻形势。”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成为他们的首选。
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5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北京再次被拉圾围城
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发生的争议,只是国内垃圾处理困境的一个缩影。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引来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周边居民的坚决反对,作为代表人物的中国环科院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说:“我为什么要反对做焚烧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噁英这个污染物它是难降解污染物,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微量的排放对人身体还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的居民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也在逐渐升温。截止到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江苏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15个,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个,广东省近20个。此外,辽宁、山东、福建、海南等15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全国的垃圾焚烧炉,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担心,是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最主要原因。“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它在我们人体里要累积下来,迟早会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而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噁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等专业技术完全可以克服二噁英。”
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除了对二噁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赵章元说:“非常昂贵,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大型的都是十几个亿,很贵。”
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
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些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已经有近700家企业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还需政府更多的實际行动。”王维平告诉记者,在国外,政府对垃圾事业的投入一般分为3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处理占1/3,而垃圾管理对减量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分之二的钱花在了减量上。
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针对垃圾焚烧厂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特别强调“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王维平也承认,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被叫停,对北京市实施垃圾处理改革的进程的确造成了影响。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门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该项目是否建设还在继续论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