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是一位数学专业出身的作家，其近作《哥尼斯堡七座桥》的命名借用的一道世界性的数学难题。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着知青经历的房地产商人赵聪一天晚上醉酒后突然被绑架，被蒙上眼睛带到一处工地，绑架他的两个人——山羊声音的人与口吃的人却各有目的，山羊声音的人声称绑架赵聪的目的是讨回欠薪，只要讨回欠薪，就放人，但却遭到口吃者的拒绝，口吃者不是为钱绑架赵聪，绑架目的成谜。直到赵聪被警方解救后，才知道事情的缘起：当年，因曾被城里人欺辱而对所有城里人满怀敌意，马大车屡屡欺凌在周村插队的知青赵聪，后来，马大车隐匿了赵聪的大学入学通知书，使得赵聪失去了离开农村的机会。赵聪为了报复马大车，诱使对他的一片痴情马大车的女儿马兰花未婚委身于他，使其成为在乡村中“如同有了残疾”“甚至比残疾人更让人瞧不起” 的女人，绑架他的口吃者正是他与马兰花的私生子马文。小说题目往往会揭示出一篇小说的主旨，我觉得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重复与避免重复的故事。
　　小说中的故事大致可分为两个序列：由绑架者马文与山羊声音的山西人讲述的呈现社会现状的故事与由赵聪的回忆呈现出来的“知青时代”的“周庄故事”。王松通过农村人喝的劣质白酒把两个序列的故事连接起来。赵聪被马文灌了一通社会底层的低收入者才喝的白酒，才接通了他的“周村”记忆：当年赵聪准备把马大车灌得烂醉报复他，就是买了这样的劣质酒。三十余年之后，进城农民马文和山羊声音的山西人喝的仍是这样的粗烈的劣质酒，这种重复中，似乎可品味出某种历史变迁中的变与常。小说中赵聪正是借此开始了精神意识层面的对于周庄的回返，而卖烤白薯的进城农民与牵狗女人的冲突，是在马文出去打酒的时候发生的。利用这种历史与现实时空中的粗烈的劣质酒的叠合，王松把两个故事序列统合在一起。
　　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叙事中的城乡差距呈现出更深层次的重复。历史叙事中，从小说三组人物关系中可以见出城与乡间的巨大差距：城里工厂的看门老头与马大车，赵聪与马大车，罗疯子与赵聪。这三组人物的故事，都是乡村的高层与城市的底层的相遇冲突，乡村高层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首先是马大车与看门老头。马大车与赵聪的紧张关系并非因为马大车与赵聪之间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马大车恨“城里看大门的人”。马大车对城里人的恨源于马大车的一次进城遭遇。一次马大车赶着村里的大车往城里的化工厂送玉米骨头，因忘了给牲口屁股后挂粪兜，被交警把車拦在马路上，进退不得，情急之下，马大车脱下自己的小褂，“做成粪兜的样子拴到骡子屁股上”， 才被勉强放行。但是当他到了化工厂的大门口，却又被看大门的半大老头拦住，因为光着膀子而进不了大门，马大车无奈只好把小褂重新穿上。 警察那儿，马大车脱掉小褂才能通行，而在看大门老头那儿穿着小褂才能进门，这样两种互相对立的城里规则，如剪刀一样叠合，几乎把马大车在城里的生存空间压缩殆尽。马大车尽管明白他所受的“侮辱来自两个方面”，但马大车“当然不敢对那交警怎么样”， 却从此恨上了城里工厂的看门人。以农村人马大车与城里人看大门老头的冲突为参照，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就被凸显出来。看大门老头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应属于城市的最底层。而马大车在周庄辈分极高，在宗法制的中国农村，家族始终是维系乡村社会的主要纽带，辈分是决定乡村众人地位的主要依据，因之马大车在乡村社会里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当乡村的上层马大车与城市的底层地看大门的老头相遇时，却只能是一败涂地。在此，马大车与看大门老头构成一种对比关系，通过这种对比，城乡的巨大差距一览无余。马大车把对化工厂看大门的半大老头的恨扩展至所有城里的看大门的人，把这种恨无端地指向与他毫无恩怨的赵聪，看似无逻辑可言，其实原因即在于这种城乡巨大的差距背景下形成的城里人与乡村人的紧张关系。
　　再来看第二组关系。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赵聪从城市滑落到乡村社会中，在周村这一特定的局部时空中，城里人与农村人似乎强弱易位，于是马大车倾尽心机欺辱赵聪。即使如此，马大车在与赵聪斗智斗勇中仍然败下阵来，马大车虽然相当恶毒，隐匿了赵聪的录取通知书，但最终仍不能阻止赵聪离开乡村。但赵聪通过对马兰花诱骗完成对马大车的报复，成为马大车一家永远无法摆脱的耻辱。占有主场优势的马大车，在与落难乡村的赵聪的争斗中，仍未改变其弱势地位，这构成了另一重的对比。
　　罗疯子与赵聪之间的差距是通过一个细节呈现的。马兰花因喜欢赵聪而拒绝生产队长罗疯子儿子的亲事，对此，罗疯子误认为是马大车要“另攀高枝”。城市底层的工厂看门人的儿子赵聪在滑落至农村后，仍被处于农村基层政权权力层中的罗疯子视为“高枝”，城市之于乡村高高在上，可见一斑。
　　再来看小说的现实叙事，会发现历史与现实有多重复。从故事表层来看，马文绑架赵聪，原因是赵聪与马兰花之间当年的情感纠葛。但小说却又插叙了一个在这个故事主线之外的事件，马文在绑架赵聪后上街买酒，遇见一个卖烤白薯的中年外地人的三轮车碰了一个牵狗年轻女人——其实是“这个女人一边牵着狗一边低头玩手机，自己碰到了三轮车”——牵狗女人不依不饶，让卖烤白薯的赔她的裤子，马文路见不平，为卖烤白薯的男人作证，却引来牵狗女人的无理叫骂。后来警察来了，不但不调查真相，辨明是非，而是查问马文的身份证与暂住证，并且被带回警局，查问了老半天才放出来。在马文的叙述中，这一冲突被理解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对立，“农村人来到城市就像流浪狗，不光是警察，随便一个城里人都可以吓唬你，就是拉条宠物狗来穿上马甲也可以瞧不起你”。 马文对于赵聪的恨，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既由于作为个体的赵聪对于马兰花的伤害，更由于他的群体归属——城里人。马文把对个体的赵聪、牵狗女人以及警察的怨恨，推及“你们这些城——城里人，都——都——都他娘的不是好东西”（在另一个绑架者山羊声音的人那儿也是如此，由向赵聪讨薪这一具体的事件推向一种普遍性的论断“你们城里人，惹不起”），不正是当年的马大车把仇恨转向赵聪其思维模式的复现吗？个中原因恐怕不是农民的逻辑思维的缺乏，而是历史与现实重合——城乡巨大的差距背景下形成的城里人与乡村人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你们这些城——城里人，都——都——都他娘的不是好东西”“你们城里人，惹不起”这些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依靠他们与城市屡次遭遇时的经验，这种来自于生命个体的体验，恐怕要比任何的逻辑推理更为真实。
　　小说中叶开说赵聪没走通哥尼斯堡七座桥的“真正的问题是你一直没有从当年的那个周庄走出来” ，“周庄”可以理解为赵聪个人的过去，亦可推而广之，理解为社会民族的历史。历史与现实总是有许多不断重复的地方，走出历史确实非常不易。王松把其喻为 “哥尼斯堡七座桥”，与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循环”“轮回”体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与数学难题“哥尼斯堡七座桥”的无解有所不同，小说似乎还不是如此绝望。赵聪被警方解救后，叶开与赵聪不是要求严惩马文与山羊声音的人，而是设法为他们开脱罪责，这样一种对底层农民的悲悯与同情，也许是“走出周庄”——走出历史的希望所在，当然对于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为某段历史担责的赵聪等城市精英，这其实也是种自救。
　　王晓瑜，山西临县人。现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山西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评论家。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名作欣赏》《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参与《山西文坛“风景线”（1949-2013）》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