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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一天，做子女的真的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要好好孝敬父母一场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已经把这种机会永远地收回了——人生的大无奈莫过于此。
我们越长越大，父母越来越小。子女如何守护父母的晚年；父母如何理解子女的不易？这是一道难题，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
理智与情感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先后响了四次。全是在医院陪护母亲的三姐发来的短信息。
待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这一觉睡得太沉了（头天晚上情绪低落，喝了两瓶啤酒），以至连绵不绝的“嘀嘀嘀”的短信声，竟一次也没有吵到我。
3：42——“情况不好，你能不能早点过来？”
没见回复。接着又——“我有点怕，妈刚才又吐血了，你早点来吧！”
4：08——“妈现在睡下了，你天亮再来吧。”（发了两遍）
我知道三姐一直用短信方式而没打我电话，是为了不让我受到过度的惊扰——她这人向来如此，除非是万不得已，即使对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也强装出一副“处变不惊”的从容姿态，所有难处自己扛。像昨晚——她非要打发所有人各自回去休息，只留她一个人在医院值守，任谁怎么劝说也不成。她那股固执的劲头儿一上来，连别人对她的同情也轻易打消了。
但从她所发信息的语气上不难看出，当时面对突然咳血不止的母亲，三姐一个人该有多么无助和无措。她一定后悔了：为什么不留我陪她一起看着母亲。至少在心理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依靠。
向东。开车从东直门赶往位于大黄庄的民航总医院急诊室。一路迎着初升的朝阳，阳光刺得眼睛枯涩无比。我知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今天这缕朝阳，怕是母亲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缕朝阳了。
其实母亲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到今天为止，母亲在民航总医院的急诊监护病房里，已经整整昏迷了七天。氧气罩下积留着母亲粗重而浑浊的呼吸，只是证明母亲还活着，而母亲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躺在房间最里侧的一张病床上，为的是最后不行的时候，不会惊扰到其他病人。
母亲的死，是早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就被宣判了的。送进来的时候，她身体的各个器官已呈现多功能的衰竭，连医生也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再治疗的必要了。只是母亲又在宣判的最后期限上，为自己偷偷加了六天。面对如此顽强、“垂死挣扎”的生命，每个接班的护士一大早都会笑着问我——“呵！老太太还真行！”我想她们后半句的潜台词一定是——“还活着哪！”语气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们的不耐烦。（这要是你们的亲生母亲——你们会这样想吗？“还活着呢？！”）
就为这，我曾一度幻想奇迹真的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于是暗暗对沉睡的母亲祝祷：
“妈，咱就活着，气死她们！”“妈，您可要争点气呀！”
赶到医院，时间是七点二十分。
三姐在母亲床前守了一天一夜，加之凌晨时分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见到我时，三姐满脸倦容，疲惫不堪。
“妈半夜吐了三次血，一度呼吸特别困难，又吸了一次痰。怕你半夜不方便过来，没敢打电话叫你！”看来我的猜测没错。
“那你先回去歇会儿，我来盯着。”
“也好，我回去换换衣服，洗个澡，一会儿把聪聪也带来，我想让他见姥姥一面……”聪聪是我的外甥，从小被姥姥带大的。姐姐想让孩子在脑海里对姥姥的去世留下一个最后的印记。说这话时，我们面面相觑，心态复杂，内心都明晰地感到，今天也许真会有不测的大事发生。
姐临出门前，特意询问了值班护士：“像我妈这种症状，最多还能熬多久？”
“这可不好说，不过一般出现这种应激性溃疡的情况，病人就快不行了。”
“那怎么能看出是不是不行了呢？”显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问得十分低级。
“最明显的，看病人没有呼吸了，胸口没有起伏了——”话锋突然一转，“你们不是已经不打算再抢救了吗？”
又是一击。我们只好点头。
“就是，其实抢救也没什么意义。”护士轻描淡写地说。
护士人很尽责，又提醒我们寿衣买了没有，说对面的寿衣店就有卖的，有情况可以随时叫她，等等。早在几天以前，母亲的寿衣就已放在我的汽车后备厢里，随时准备应急。我没敢把它放在病房的床下，倒不是怕母亲多疑（其时，母亲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主要是担心会引起其他病人的反感和嫌恶。
三姐走出医院的时候，还一再强调她会尽快赶回来。她怕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母亲了。
手忙脚乱
三姐家在城北的西三旗，乘车单程也要花费将近两个小时。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接到我电话说“妈已经走了——”她拼命再返回来。已经晚了。此时的母亲已装扮停当，静静地躺在平车上，准备上路了。
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加之三姐从没见过母亲一身暗紫色寿衣、穿戴富贵而且整齐，陌生、惊怕、懊悔、痛心疾首……一时间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先别哭了——妈走得很安详……妈不用再受罪了……”现在我反过来劝姐姐。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声音的微弱，颤抖。我的眼泪随时可以倾泻而出——但听说，人死的时候，周围亲人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会让逝者的灵魂更加不安，无所归适。所以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在告诫自己：母亲走的那一刻，我一定要忍住不哭。
太平间的师傅帮我们为母親“铺金盖银”（一套金银色的绸子被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有很多讲究。而我们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事先曾有无数的至亲，提醒我们伺候老人“上路”时的诸多程序，但我们事到临头仍不免手忙脚乱。
是的，我们对家人的离去是那么的缺少经验。临终前的洗脸、擦身、穿衣戴帽，我们都做得毫无方寸。甚至更早，当初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在她受尽病魔纠缠，整日又哭又喊让人片刻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们除了抱怨，还是没有经验。竟不以为她那是病，不懂得她的叫喊比我们听她叫喊其实更痛苦，她的病折磨着别人，更是在消耗着自己……现在母亲走了，经验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母亲昏迷期间，一直靠氧气维持呼吸。医生查房时特意提醒我们：“记着每隔十几分钟，用湿棉签给老太太沾沾嘴唇，否则她会口干的。”我们才意识到，由于我们的疏忽，已经无形中让母亲受了更多罪——毕竟还是因为缺乏经验啊！
当你好不容易从实践中获得了一点照顾父母晚年的切身经验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上天总是残酷地把所谓的“经验”一次性给了你，又让你后悔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它。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母亲走的时候，有我在她身边。
母亲得病以来的十几年间，举凡大病小情，都是有我陪在她身边的。看病、吃药、陪护……知道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可算是得了老儿子的“济”了（大概是养儿回报、老有所靠的意思）。不管说这话的人出于羡慕、嫉妒或是譏讽，我都不在乎。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使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从心里稍稍感到一点骄傲，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我的遗憾——在母亲有生之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说当有一天，做子女的真的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要好好孝敬父母一场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已经把这种机会永远地收回了——人生的大无奈莫过于此。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母亲没有工作，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昂贵的医药费开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入院第一天，母亲住在急诊的监护室，一天下来包括药费、检查费、CT、胸片、氧气、化验、床位、心电监护设备，等等，花了两千多元。
这样过了两天，一位姓罗的年轻大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了底——
“长此下去恐怕你们家属承受不了，老太太这病也就是再坚持几天的事，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不如撤掉监护仪，从监护室转到急诊观察室，继续维持用药，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不少钱——”看我如梦方醒，点头同意，他马上又补充说，“大主意还得你们拿，我只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考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别回头真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好心反落埋怨——怎么会呢？俗话说“治病不治命”，母亲命中有此一劫，我们也只有认命。只是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加委屈了母亲。
征得了我的同意，罗大夫在母亲的病历本上迅速写下——
患者家人经协商，要求转出监护室。拒绝心电血压监护，留在观察室，仅吸氧及目前输液用药维持，并拒绝临终抢救如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等，医师已向家属交代病情危重，随时会死亡，如出现一切后果，责任自负，签字为证。
最后是罗大夫和我的签名。
没人逼迫我签。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签了。这一签字，母亲注定要在世上少停留几日。
最后时刻
深度昏迷中的母亲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就只好由她的儿女做主。我们一相情愿地轻易决定了母亲是多活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现在想来，我们有权这样做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想再看到母亲粗重、痛苦地喘息了。病床上的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困难。她太难受了。母亲自己想必也不想这样吧。
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换了是由母亲做主，来决定她行将死去的儿子是否多留在世上一天，哪怕仅仅维持心跳和呼吸，我想母亲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嘶喊——能多留一天算一天！
这就是我们与天下母亲的根本差距。可见，我们有多自私！
把母亲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亲成功平移。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游晓杰摘自《我们把守护忘记了》
（重庆出版社）
我们越长越大，父母越来越小。子女如何守护父母的晚年；父母如何理解子女的不易？这是一道难题，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
理智与情感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先后响了四次。全是在医院陪护母亲的三姐发来的短信息。
待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这一觉睡得太沉了（头天晚上情绪低落，喝了两瓶啤酒），以至连绵不绝的“嘀嘀嘀”的短信声，竟一次也没有吵到我。
3：42——“情况不好，你能不能早点过来？”
没见回复。接着又——“我有点怕，妈刚才又吐血了，你早点来吧！”
4：08——“妈现在睡下了，你天亮再来吧。”（发了两遍）
我知道三姐一直用短信方式而没打我电话，是为了不让我受到过度的惊扰——她这人向来如此，除非是万不得已，即使对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也强装出一副“处变不惊”的从容姿态，所有难处自己扛。像昨晚——她非要打发所有人各自回去休息，只留她一个人在医院值守，任谁怎么劝说也不成。她那股固执的劲头儿一上来，连别人对她的同情也轻易打消了。
但从她所发信息的语气上不难看出，当时面对突然咳血不止的母亲，三姐一个人该有多么无助和无措。她一定后悔了：为什么不留我陪她一起看着母亲。至少在心理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依靠。
向东。开车从东直门赶往位于大黄庄的民航总医院急诊室。一路迎着初升的朝阳，阳光刺得眼睛枯涩无比。我知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今天这缕朝阳，怕是母亲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缕朝阳了。
其实母亲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到今天为止，母亲在民航总医院的急诊监护病房里，已经整整昏迷了七天。氧气罩下积留着母亲粗重而浑浊的呼吸，只是证明母亲还活着，而母亲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躺在房间最里侧的一张病床上，为的是最后不行的时候，不会惊扰到其他病人。
母亲的死，是早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就被宣判了的。送进来的时候，她身体的各个器官已呈现多功能的衰竭，连医生也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再治疗的必要了。只是母亲又在宣判的最后期限上，为自己偷偷加了六天。面对如此顽强、“垂死挣扎”的生命，每个接班的护士一大早都会笑着问我——“呵！老太太还真行！”我想她们后半句的潜台词一定是——“还活着哪！”语气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们的不耐烦。（这要是你们的亲生母亲——你们会这样想吗？“还活着呢？！”）
就为这，我曾一度幻想奇迹真的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于是暗暗对沉睡的母亲祝祷：
“妈，咱就活着，气死她们！”“妈，您可要争点气呀！”
赶到医院，时间是七点二十分。
三姐在母亲床前守了一天一夜，加之凌晨时分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见到我时，三姐满脸倦容，疲惫不堪。
“妈半夜吐了三次血，一度呼吸特别困难，又吸了一次痰。怕你半夜不方便过来，没敢打电话叫你！”看来我的猜测没错。
“那你先回去歇会儿，我来盯着。”
“也好，我回去换换衣服，洗个澡，一会儿把聪聪也带来，我想让他见姥姥一面……”聪聪是我的外甥，从小被姥姥带大的。姐姐想让孩子在脑海里对姥姥的去世留下一个最后的印记。说这话时，我们面面相觑，心态复杂，内心都明晰地感到，今天也许真会有不测的大事发生。
姐临出门前，特意询问了值班护士：“像我妈这种症状，最多还能熬多久？”
“这可不好说，不过一般出现这种应激性溃疡的情况，病人就快不行了。”
“那怎么能看出是不是不行了呢？”显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问题问得十分低级。
“最明显的，看病人没有呼吸了，胸口没有起伏了——”话锋突然一转，“你们不是已经不打算再抢救了吗？”
又是一击。我们只好点头。
“就是，其实抢救也没什么意义。”护士轻描淡写地说。
护士人很尽责，又提醒我们寿衣买了没有，说对面的寿衣店就有卖的，有情况可以随时叫她，等等。早在几天以前，母亲的寿衣就已放在我的汽车后备厢里，随时准备应急。我没敢把它放在病房的床下，倒不是怕母亲多疑（其时，母亲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主要是担心会引起其他病人的反感和嫌恶。
三姐走出医院的时候，还一再强调她会尽快赶回来。她怕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母亲了。
手忙脚乱
三姐家在城北的西三旗，乘车单程也要花费将近两个小时。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接到我电话说“妈已经走了——”她拼命再返回来。已经晚了。此时的母亲已装扮停当，静静地躺在平车上，准备上路了。
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加之三姐从没见过母亲一身暗紫色寿衣、穿戴富贵而且整齐，陌生、惊怕、懊悔、痛心疾首……一时间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先别哭了——妈走得很安详……妈不用再受罪了……”现在我反过来劝姐姐。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声音的微弱，颤抖。我的眼泪随时可以倾泻而出——但听说，人死的时候，周围亲人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会让逝者的灵魂更加不安，无所归适。所以我在几天前就已经在告诫自己：母亲走的那一刻，我一定要忍住不哭。
太平间的师傅帮我们为母親“铺金盖银”（一套金银色的绸子被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有很多讲究。而我们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事先曾有无数的至亲，提醒我们伺候老人“上路”时的诸多程序，但我们事到临头仍不免手忙脚乱。
是的，我们对家人的离去是那么的缺少经验。临终前的洗脸、擦身、穿衣戴帽，我们都做得毫无方寸。甚至更早，当初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在她受尽病魔纠缠，整日又哭又喊让人片刻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们除了抱怨，还是没有经验。竟不以为她那是病，不懂得她的叫喊比我们听她叫喊其实更痛苦，她的病折磨着别人，更是在消耗着自己……现在母亲走了，经验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母亲昏迷期间，一直靠氧气维持呼吸。医生查房时特意提醒我们：“记着每隔十几分钟，用湿棉签给老太太沾沾嘴唇，否则她会口干的。”我们才意识到，由于我们的疏忽，已经无形中让母亲受了更多罪——毕竟还是因为缺乏经验啊！
当你好不容易从实践中获得了一点照顾父母晚年的切身经验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上天总是残酷地把所谓的“经验”一次性给了你，又让你后悔再也没有机会用上它。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母亲走的时候，有我在她身边。
母亲得病以来的十几年间，举凡大病小情，都是有我陪在她身边的。看病、吃药、陪护……知道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可算是得了老儿子的“济”了（大概是养儿回报、老有所靠的意思）。不管说这话的人出于羡慕、嫉妒或是譏讽，我都不在乎。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能使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从心里稍稍感到一点骄傲，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我的遗憾——在母亲有生之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说当有一天，做子女的真的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和意义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要好好孝敬父母一场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父母的离去已经把这种机会永远地收回了——人生的大无奈莫过于此。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母亲没有工作，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昂贵的医药费开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入院第一天，母亲住在急诊的监护室，一天下来包括药费、检查费、CT、胸片、氧气、化验、床位、心电监护设备，等等，花了两千多元。
这样过了两天，一位姓罗的年轻大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交了底——
“长此下去恐怕你们家属承受不了，老太太这病也就是再坚持几天的事，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不如撤掉监护仪，从监护室转到急诊观察室，继续维持用药，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不少钱——”看我如梦方醒，点头同意，他马上又补充说，“大主意还得你们拿，我只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考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别回头真怎么样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好心反落埋怨——怎么会呢？俗话说“治病不治命”，母亲命中有此一劫，我们也只有认命。只是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更加委屈了母亲。
征得了我的同意，罗大夫在母亲的病历本上迅速写下——
患者家人经协商，要求转出监护室。拒绝心电血压监护，留在观察室，仅吸氧及目前输液用药维持，并拒绝临终抢救如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等，医师已向家属交代病情危重，随时会死亡，如出现一切后果，责任自负，签字为证。
最后是罗大夫和我的签名。
没人逼迫我签。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签了。这一签字，母亲注定要在世上少停留几日。
最后时刻
深度昏迷中的母亲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就只好由她的儿女做主。我们一相情愿地轻易决定了母亲是多活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现在想来，我们有权这样做吗？
我当时只是觉得，不想再看到母亲粗重、痛苦地喘息了。病床上的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困难。她太难受了。母亲自己想必也不想这样吧。
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换了是由母亲做主，来决定她行将死去的儿子是否多留在世上一天，哪怕仅仅维持心跳和呼吸，我想母亲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嘶喊——能多留一天算一天！
这就是我们与天下母亲的根本差距。可见，我们有多自私！
把母亲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亲成功平移。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游晓杰摘自《我们把守护忘记了》
（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