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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走在路上被一头鹿撞死的可能性都比死于恐怖袭击高。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曾经通过一个实验来记录人类大脑的运行速度，他们模拟大脑神经网格的一百万神经细胞和数十亿突触建造出一种新的电路板，通过运行相同的程序，人们发现这种电路板比普通电脑要高效的多，速度是其的9000倍。生物工程学副教授波尔汉说：“从纯能量角度来说，大脑难以匹敌。”。然而即使拥有如此恐怖力量的大脑，人类很多时候也不能指望它做出正确理性的抉择，即使这颗脑袋是爱因斯坦或者奥巴马的。
不懂概率的大脑
前不久《纽约时报》刊发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环境问题专家丹尼尔·埃斯蒂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现行美国政府对反恐的投入过分夸张，而对引起更严重后果的环境等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据统计，从2001到2015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行动投入已经高达1.7万亿美元，这还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实行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温和的反恐策略，然而即使代价已经如此高昂，对恐怖主义本能恐惧的美国民众显然还不太满意，尤其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每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6%），认为应将恐怖主义列为国家最重要的问题。
“然而，恐怖主义并不是我们生活中面临的最大的威胁，甚至连小威胁都算不上。”丹尼尔说，“事实上，人们走在路上被一头鹿撞死的可能性都比死于恐怖袭击高。”
经济学教授约翰逊·奈曾经测算过：美国人每年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是350万分之一；死于商业客机失事为290万分之一；死于湿滑的浴缸事故是95万分之一，每年还有6000名美国人死于边开车边发短信或打电话，这比死于恐怖主义的概率高出数百倍。然而人们仍然不愿拿出同等的花费用于更好的阻止交通生产事故的发生，或者帮助癌症治疗（每年死亡人数相当于世贸袭击死亡人数的200倍）。
脑科专家雅各布·康尔认为这种显而易见的不理性的选择源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基础缺陷——概率忽略。他说：“我们的大脑擅长做很多工作，但是并不包括计算概率。”他认为，测量概率这整套概念是新近才被发明出来的，而我们传承自远古祖先的脑部结构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曾经做过一个电击实验，当面对有99%可能性会被电击时，人们愿意支付高达20美元的钱去避免这次疼痛，这看上去很聪明。但是相同的实验对象也同样愿意花费7美元，去避免一次有1%的可能性被同样的电流击中的可能。雅各布说：“这表示我们的大脑对99%和1%究竟是什么没有概念，他们关心的仅仅是电击。”
而且我们的大脑还擅长，当强烈的情绪与不可能事件绑定起来后，我们把它继续看成不可能事件的能力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显然，恐怖袭击越血腥越有吸引力的特性很符合我们大脑的这种处理机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说。
尿裤子系数
他认为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就在布鲁塞尔发生爆炸袭击的同一天，著名的前NASA科学家詹姆斯·E·汉森和一些气候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旨在警告人们碳排放破坏世界环境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很多，几十年内就会导致沿海城市的淹没，并造成有近代历史以来最可怕的暴风雨，却淹没在众多的家长里短的新闻中，人们对此毫无反响。
吉尔伯特认为，在进化过程中，人们的大脑擅长处理的是那种紧迫的威胁，而不是逐步增强的威胁，也就是说，人类的进化方式导致了大脑的这种不理性。
当早期人类同样在面对一条蛇时，掌控恐怖感的小脑扁桃体被瞬间点亮，并且恐怖感分泌越多，也就是尿裤子系数越大的那一类人，往往都能迅速做出逃跑反应，并活了下来。而那些心存疑惑，采取探究精神的（比如这蛇是否有毒，是不是要攻击我）人结局几乎都是以死亡告终。
而在大自然进化的优胜劣汰过程中胜利的一方的我们，试图避开一条蛇以免像远古的祖辈一样被蛇毒死，做出这一选择下意识的没有任何问题。自然选择在很久以前就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威胁作出恐惧的反应。
威斯康星·麦迪森大学曾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科研人员对比了实验室饲养大的猴子和自然界野生的猴子对一系列情况的反应。人工饲养的猴子在看到野生猴子对蛇感到恐惧后（无论是通过看录像或实地现场演示），也显示出对蛇的恐惧，即使此前它们还曾与蛇愉快的玩耍。但是，当科研人员制造出的视频中显示出野生的猴子对花草害怕时，实验室的猴子看到后却并不表现出害怕花草。这意味着，在灵长类的大脑中，的确铭刻着那些紧迫的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威胁，而对那些无害的或者需要预想伤害的事件，即使后天不断刺激也不易习得。
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本能优先恐惧的原因找到了，这与穴居人部落与部落，人与人之间的血腥杀戮本质上完全相同。但我们的大脑还缺乏处理改善环境这类问题的理性能力，或许当气候改变导致蛇的数量急剧增加时，我们才会把这一问题放到第一位。
厌恶损失
然而，即使我们解决了大脑的恐怖优先级问题，让我们的大脑主动积极的去解决环境问题也不那么容易实现。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曾将大脑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部分，“系统1”感性部分，反应快速、依赖直觉，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而“系统2”则懒惰，工作起来就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但它却理性、精确。这两个系统在大脑中的神经元的活动区域是不同的。大脑只能在两种模式里选一种。
但是还有一种精密机制运行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损失厌恶。卡尼曼等人发现，损失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收益带来的快感。损失500块，和少赚500块，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带给大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感觉。一旦涉及风险，尤其是风险被强调时，我们理性的部分就会偃旗息鼓，换上那个规避风险的，非理性的头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套餐具有五个盘子，完好无损，另一套有六个，有一个是坏的。通常，后者的定价反而低于前者，因为坏的那个实在让我们不舒服。
所以要说服我们的大脑拿出可见的具体的金钱来改善环境，规避可能要很久以后会发生的世界末日这实在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而明白了这些却还不去主动改变这种很不理性的状况，或许布鲁塞尔即使在恐怖袭击下幸存，也会在不久后消失在不断上涨的海水之下。
（摘自《世界博览》）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曾经通过一个实验来记录人类大脑的运行速度，他们模拟大脑神经网格的一百万神经细胞和数十亿突触建造出一种新的电路板，通过运行相同的程序，人们发现这种电路板比普通电脑要高效的多，速度是其的9000倍。生物工程学副教授波尔汉说：“从纯能量角度来说，大脑难以匹敌。”。然而即使拥有如此恐怖力量的大脑，人类很多时候也不能指望它做出正确理性的抉择，即使这颗脑袋是爱因斯坦或者奥巴马的。
不懂概率的大脑
前不久《纽约时报》刊发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环境问题专家丹尼尔·埃斯蒂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现行美国政府对反恐的投入过分夸张，而对引起更严重后果的环境等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据统计，从2001到2015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行动投入已经高达1.7万亿美元，这还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实行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温和的反恐策略，然而即使代价已经如此高昂，对恐怖主义本能恐惧的美国民众显然还不太满意，尤其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每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6%），认为应将恐怖主义列为国家最重要的问题。
“然而，恐怖主义并不是我们生活中面临的最大的威胁，甚至连小威胁都算不上。”丹尼尔说，“事实上，人们走在路上被一头鹿撞死的可能性都比死于恐怖袭击高。”
经济学教授约翰逊·奈曾经测算过：美国人每年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是350万分之一；死于商业客机失事为290万分之一；死于湿滑的浴缸事故是95万分之一，每年还有6000名美国人死于边开车边发短信或打电话，这比死于恐怖主义的概率高出数百倍。然而人们仍然不愿拿出同等的花费用于更好的阻止交通生产事故的发生，或者帮助癌症治疗（每年死亡人数相当于世贸袭击死亡人数的200倍）。
脑科专家雅各布·康尔认为这种显而易见的不理性的选择源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基础缺陷——概率忽略。他说：“我们的大脑擅长做很多工作，但是并不包括计算概率。”他认为，测量概率这整套概念是新近才被发明出来的，而我们传承自远古祖先的脑部结构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曾经做过一个电击实验，当面对有99%可能性会被电击时，人们愿意支付高达20美元的钱去避免这次疼痛，这看上去很聪明。但是相同的实验对象也同样愿意花费7美元，去避免一次有1%的可能性被同样的电流击中的可能。雅各布说：“这表示我们的大脑对99%和1%究竟是什么没有概念，他们关心的仅仅是电击。”
而且我们的大脑还擅长，当强烈的情绪与不可能事件绑定起来后，我们把它继续看成不可能事件的能力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显然，恐怖袭击越血腥越有吸引力的特性很符合我们大脑的这种处理机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说。
尿裤子系数
他认为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就在布鲁塞尔发生爆炸袭击的同一天，著名的前NASA科学家詹姆斯·E·汉森和一些气候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旨在警告人们碳排放破坏世界环境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很多，几十年内就会导致沿海城市的淹没，并造成有近代历史以来最可怕的暴风雨，却淹没在众多的家长里短的新闻中，人们对此毫无反响。
吉尔伯特认为，在进化过程中，人们的大脑擅长处理的是那种紧迫的威胁，而不是逐步增强的威胁，也就是说，人类的进化方式导致了大脑的这种不理性。
当早期人类同样在面对一条蛇时，掌控恐怖感的小脑扁桃体被瞬间点亮，并且恐怖感分泌越多，也就是尿裤子系数越大的那一类人，往往都能迅速做出逃跑反应，并活了下来。而那些心存疑惑，采取探究精神的（比如这蛇是否有毒，是不是要攻击我）人结局几乎都是以死亡告终。
而在大自然进化的优胜劣汰过程中胜利的一方的我们，试图避开一条蛇以免像远古的祖辈一样被蛇毒死，做出这一选择下意识的没有任何问题。自然选择在很久以前就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威胁作出恐惧的反应。
威斯康星·麦迪森大学曾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科研人员对比了实验室饲养大的猴子和自然界野生的猴子对一系列情况的反应。人工饲养的猴子在看到野生猴子对蛇感到恐惧后（无论是通过看录像或实地现场演示），也显示出对蛇的恐惧，即使此前它们还曾与蛇愉快的玩耍。但是，当科研人员制造出的视频中显示出野生的猴子对花草害怕时，实验室的猴子看到后却并不表现出害怕花草。这意味着，在灵长类的大脑中，的确铭刻着那些紧迫的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威胁，而对那些无害的或者需要预想伤害的事件，即使后天不断刺激也不易习得。
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本能优先恐惧的原因找到了，这与穴居人部落与部落，人与人之间的血腥杀戮本质上完全相同。但我们的大脑还缺乏处理改善环境这类问题的理性能力，或许当气候改变导致蛇的数量急剧增加时，我们才会把这一问题放到第一位。
厌恶损失
然而，即使我们解决了大脑的恐怖优先级问题，让我们的大脑主动积极的去解决环境问题也不那么容易实现。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曾将大脑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部分，“系统1”感性部分，反应快速、依赖直觉，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而“系统2”则懒惰，工作起来就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但它却理性、精确。这两个系统在大脑中的神经元的活动区域是不同的。大脑只能在两种模式里选一种。
但是还有一种精密机制运行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损失厌恶。卡尼曼等人发现，损失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收益带来的快感。损失500块，和少赚500块，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带给大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感觉。一旦涉及风险，尤其是风险被强调时，我们理性的部分就会偃旗息鼓，换上那个规避风险的，非理性的头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套餐具有五个盘子，完好无损，另一套有六个，有一个是坏的。通常，后者的定价反而低于前者，因为坏的那个实在让我们不舒服。
所以要说服我们的大脑拿出可见的具体的金钱来改善环境，规避可能要很久以后会发生的世界末日这实在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而明白了这些却还不去主动改变这种很不理性的状况，或许布鲁塞尔即使在恐怖袭击下幸存，也会在不久后消失在不断上涨的海水之下。
（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