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老道术中,慈忍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达到了“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只是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者永远的、心甘情愿的报答和捍卫。
　　
　　先说“慈”。唐太宗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得深通此道。
　　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在整个李唐反隋的过程中,他立下了许多战功,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武德九年(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住宿。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的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要受到严重的处罚。而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难过;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回护他了,将他除名。有一次,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于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由此,大臣们对唐太宗就更加心悦诚服了。
　　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吕蒙是孙权手下的得力干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
　　吕蒙活捉关羽、平定荆州之后,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但是,册封爵位的行文还没有颁布,吕蒙就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孙权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招募名医。有个医生采用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得落泪。孙权关心吕蒙的病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越来越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他的病榻前。吕蒙的病最终没有治愈,不幸去世。孙权极其悲恸,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身后的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守墓。
　　如果对慈作为一种御人之术还不清楚,再回到唐太宗年代来看看。李勣出身平民,后来受到了唐太宗的重用,武德八年(625年)、贞观三年(629年)两次出击突厥,立下大功。当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太宗授李勣为光禄大夫,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勣在并州共十六年,人们皆称其称职。太宗对近臣称赞他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安抚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的侵扰,头脑昏惑,竟至于此!我现在委任李勣镇守并州,遂使突厥畏惧他的威势而远远逃遁,边境得保安宁,这岂不远远胜过修筑长城吗?”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征召李勣,拜为兵部尚书。李勣尚未赴京城,适逢北方部落薛延陀派人率骑兵八万人南侵突厥可汗李思摩部落。太宗命李勣为朔州行军总管,大破敌人。当时李勣突然生病,依照医生的处方,把胡须烧成灰配药可以治疗他的病。太宗就把自己的胡须全都剪下来,为李勣配药。李勣深受感动,叩头流血。太宗说:“你也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不必烦劳你深表谢意。”
　　贞观十七年(643年),高宗被立为皇太子,太宗调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对李勣说:“我儿新登储位,你原是他部下的长史,现在把太子宫的事委托给你,所以才这样任命。委屈了你的官阶、资历,请你不要见怪。”太宗还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李勣说:“我将要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过去不肯遗弃李密,现在岂能辜负我的重托啊!”李勣泣不成声地表达心愿,并咬破手指发誓,一定竭忠尽智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勣沉醉不醒,太宗就脱下自己的御衣,给李勣盖上。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卧病在床,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惠,他是个可靠的人,为了让你结恩于他,我现在要责罚他离开京城。我死后,你要把他再召回来,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为你尽忠竭力。”于是太宗真的将李勣责出京城,任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当月即召李勣拜洛州刺史,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与掌管机密大事。当年,册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完全如太宗临终安排的一样。
　　李勣是中国历史上传奇般的智谋人物,以他的才智,他是不会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但明知被利用而又心甘情愿,这既是慈忍之道的高明之处,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再说“忍”。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在这里,忍,指的不是残忍,而是忍耐。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它是人在处于劣势或不得意时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时期的三个开国君主中,刘备是最不容易的,他以一个织席贩履之徒最终成为蜀国的开国君主,其间经历的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刘备之所以最后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策略便是忍。俗话说,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由此也可见刘备忍术之深。他自己也说过:“操以急,吾以缓;操以谲,吾以仁;操以刑,吾以德。”其实,不是刘备不愿意实行曹操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曹操那样的条件。
　　刘备所忍、所哭之处甚多,下面仅举一例。
　　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益州牧刘焉重病去世,朝廷下诏书,任命刘璋为益州牧。刘璋性格软弱,没有主见。驻守在川西地区的张鲁不肯顺从刘璋,刘璋就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从此与张鲁结下仇恨。刘璋几次派人攻打张鲁,都被打败,而其军队内部又发生兵变,时局很难维持。当时曹操正征伐荆州,平定汉中,刘璋就想借助曹操的力量讨伐张鲁。
　　一天,刘璋得到消息,说张鲁领兵准备夺取西川,心中十分忧虑,于是召集众谋臣商量对策。忽然有一人自荐说:“主公放心,我有办法去求见曹操,请曹操出兵对付张鲁,定叫张鲁不敢正眼来看西川。”说话的人原来是益州别驾张松。于是刘璋派张松为大使,带上金银珠宝、锦缎丝绸等贡物,去觐见曹操。张松别有打算,就私下又画了一张西川地理图,藏在身上,带着随从赶赴许都。
　　张松到许都后,每天都到相府求见曹操,但直到第三天才被召见。到了堂上,张松拜见曹操。曹操问:“刘璋为何好几年不来进贡?”张松说:“路途艰险,贼寇猖狂,无法前来。”曹操训斥说:“我已扫清中原,还有什么盗贼?”张松说:“还有孙权、张鲁、刘备,每人都带兵十多万人,怎么能说已太平了呢?”曹操听到张松冲撞的话语,很是生气,一挥衣袖起身就进了后堂。左右的人责备张松说:“你是使者,语言不恭,惹丞相生气,幸亏丞相看你远道而来,不加罪于你。还不赶快回去!”
　　张松正要走,后堂出来一人传曹操的话,让张松第二天去西校场点军,见识见识曹兵的军容风貌。第二天,张松来到西教场。曹操点雄兵五万,布置在校场中。果然衣袍斑斓,盔甲闪光,旌旗飘扬。过了一会儿,曹操指着四面八方的队伍问张松:“你们西川有这样的军队吗?”张松说:“我蜀军中没有这样的兵和武器,但讲究仁义道德。”曹操一听就变了脸色:“我视天下无能的人如同草芥一样,我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懂吗?”张松用轻蔑的口气回答说:“我一向知道丞相的军队所到之处,攻必克,战必胜。过去你们在赤壁遇到周郎,华容道与关羽相逢,在潼关割须丢袍,渭水夺船避箭……这都是无敌于天下啊!”
　　曹操听了大怒,命令手下把张松打了出去。张松回到旅馆,当晚就收拾行装准备回西川。一路上张松想:我本来想把西川州郡献给曹操,谁料想他如此藐视我。来时我向刘璋夸过口,现在一事无成,回去岂不被人笑话。听说荆州刘备待人仁义,不如去那里看看这人会怎样待我。于是朝荆州方向走去。
　　张松风尘仆仆,一路不停来到郢州地界边,正赶上赵云前来迎接。赵云将张松领到事先安排好的客店,酒筵招待,当晚安排他住下。张松暗自欢喜:“人们都说刘备宽厚仁义,果然不假,我这趟也许不会白来!”
　　第二天早上,赵云陪同张松继续前进,上马行进刚有四五里路程,前方又来了一队人马。原来是刘备带着诸葛亮等亲自前来迎接张松,这使张松受宠若惊。刘备远远地就下马等候,张松急忙下马拜见。刘备说:“久闻大名,无法相见。听说您路过我处,如不嫌弃,请到荆州暂歇,叙叙仰慕之情。”
　　张松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就随刘备进了荆州。刘备设宴招待张松,宴席间张松问:“皇叔占守荆州,还有几个郡?”诸葛亮说:“荆州也是借东吴的,以往人家催讨归还,只因现在我主公已是东吴女婿,所以才在此安身。”张松说:“东吴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国富民强,难道还不知足吗?”刘备说:“我才疏力薄,岂敢奢望。”张松说:“您是汉室宗族,仁义四海皆知,别说占据州郡,即便代替皇帝治国也非过分。”刘备说:“您太过奖了,我怎么敢当啊!”宴席间谈话气氛热闹,各抒己见。但刘备却一直不提西川的事情。就这样一连留张松住了三天,每天宴请一番,也并无人提西川的问题。
　　三天之后,张松准备起程回蜀,向刘备告辞。刘备在十里长亭又设宴送行,他举起酒杯敬张松,说道:“承蒙您不把我看做外人,畅谈了三天。今天离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听到您的教诲啊!”说罢,潸然泪下。张松感动万分,对刘备说:“您如此宽宏仁义,我本来有一个想法,是准备献给曹操的,但他倨傲无礼,我才没有献出。您如此以德待人,鄙人也应该知恩图报。我看荆州,东面有孙权,北面有曹操,不是久居之地啊!”刘备说:“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别的安身之处啊!”张松说:“益州是个险要的地方,土地辽阔,国富民强,这里的智谋之士很早就仰慕皇叔的为人。假若您带领荆州军民,长驱直入西川,那么您就可以大业告成、重兴汉室了。”
　　刘备当然要谦让一番,他说:“我怎么敢这么做呢?刘璋也是帝王宗室,给予蜀地的恩惠已经很久了。别人怎么可能动摇他呢?”张松说:“刘璋虽拥有益州这方土地,但他禀性懦弱,不能任人唯贤,加上张鲁在北面时刻梦想侵犯,所以益州人心离散,盼望能有开明的主公。明公可先取西川作为基地,然后北伐汉中,收复中原,重振天朝,青史留名,这是天大的功绩啊!如果您果真有意夺取西川,我张松愿尽犬马之劳,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刘备知道谦让得还是不够,就说:“我感谢您对我的厚爱。但刘璋与我同一宗室,假若攻打他,恐怕天下人都要唾骂我啊!”张松说:“大丈夫在世,应首先考虑建功立业之大事,你若不取,必为他人所夺,后悔就晚了。”刘备说:“我听说蜀道艰险,车不易过,马不易行,虽想夺取,却没有良策啊!”张松从袖中取出地图,递给刘备说:“我感谢明公对我的盛情,决定献上此图。只要看这图,便知道蜀地的道路了。”刘备和诸葛亮展开地图粗略一看,上面详细写着行程路线,标明险要的山川峡谷,还有重要官府、仓库钱粮,全都写得清楚明白。刘备见时机已到,不能再谦让了,就连连作揖说:“青山绿水,长存不老。来日事成,定将厚报。”
　　刘备按照张松提供的情况和内应,顺利地占据了益州,从此才算真正地站稳了脚跟。刘备建国称帝,皆由此而来了。纵观刘备对待张松的态度,可谓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行动过程,谋划在先,忍发有时。张松虽是一代才子,为刘备所用,也就势在必然了。
　　忍之道可以使人立国,其为用亦大矣。
　　其实,忍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与他的臣下所发生的一些事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正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忍中求进,才是真正的大忍。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但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做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养生息的时间,以图将来东山再起,而绝不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往往将此看做是事业的尽头,或是畏缩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一味地怨天尤人,听天由命。
　　最后说“变”。这个道理倒是十分简单了,慈与忍其实都是手段,而变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变,才能把以前的慈与忍所付出的代价加倍地补偿回来,从而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时代,那时候,诸侯纷争,天下大乱,各色人等纷纷登台亮相,现其本色。在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既可沙里淘金,又会沉渣泛起。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中看出一些道理来。
　　例如,当时的楚国很强大,它总是想向北方发展,称霸中原,于是就集中兵力攻打中原的战略要地郑国;而郑国呢,为了自保,也已同西北方向的大国晋国结盟,以便获得晋国的军事支援。
　　楚国的军队忽然来攻郑国,兵势浩大,可晋国路途遥远,援兵一时无法赶到。是固守待援,还是与楚结盟?其实,形势很明朗,如果固守,只会被楚国灭掉。郑国的大夫子驷打算同楚国讲和,子孔、子峤表示反对:“我们和晋国刚刚歃血盟誓,能随便改变誓言吗?”子驷和子展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唯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军来了,而晋国又不救援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况且在要挟之下举行的盟誓,本来就没有什么诚意,即使违背了,神灵也不会怪罪的。”于是,郑国和楚国结盟,楚国的公子罢戎进入郑国的都城,与郑国一起在中分盟誓。
　　子驷的一番话,可谓妙矣。郑国与楚结盟,本来是背信弃义之举,但在子驷的辩论下,反成了正义的行动,是天人共助的正义行为。子驷不仅是一个通权达变的代表,还是一位才华卓越的舌辩家。
　　其实,就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孔子,也是同意这种“变”的。一次,他刚同别人结盟,出门后就违背了盟约,他的学生问道:“您刚刚与人订立了盟约,马上就违背了,恐怕不太好吧!”孔子说:“在被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盟约,连神鬼都不相信,何况人呢?”
　　其实,即使奉行皇命也要通权达变的,有时候确实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先忍后变,否则连性命也保不住,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刘邦在平定英布的叛乱中身受箭伤,又加上年老生病,回到长安就一病不起。这时,北方的燕王卢绾又反叛,刘邦闻讯,便让樊哙挂相印领兵出征。樊哙离开长安后,与樊哙素有嫌隙的人就乘机说他的坏话,刘邦此时疑心正重,就听信了这些话,命令陈平用驿车把周勃送到樊哙军中,前去接替樊哙的主将职务,陈平则取回樊哙的首级。两人接受了命令,便飞驰而去。
　　在路上,两人商议说:“樊哙是皇上的老部下,战功赫赫,关系众多,又是吕后的妹妹吕须的丈夫,皇上对他素来倚重。这次皇上生病,容易动怒,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这才要杀他,将来皇上一后悔,恐怕要拿我们出气,即使皇上不怪我们,吕后也会怪我们。我们不能亲手杀他,宁愿把他装在囚车里,送回长安,让皇上亲自处置他。”二人计议一定,就把樊哙召来,装进了囚车,由陈平负责押回。
　　在回长安的途中,陈平就听说刘邦死了,他担心吕后恼怒这件事,就先乘车赶回,向吕后汇报这件事。吕后知道樊哙未死,也就放下了心,没有责怪陈平。等樊哙押解到以后,吕后马上释放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官职和封邑。
　　如果还要再问在传统的封建官场上有什么制胜法宝的话,那就还是这三个字:慈(收服人心)、忍(等待、争取时机)、变(采取主动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