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陈坦言没有把邓小平重要的两句话写进报道，是“最遗憾的地方”。一句是“不要搞政治活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了，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有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新华网7月24日有关报道）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前一句是邓小平对我党建国以来长期搞政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对搞政治运动；后一句是反对干部终身制，主张干部年轻化。邓小平的这两句话，事实上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人们早已接受。但在当时，涉及政治生态中的“敏感问题”，即废除政治运动和干部终身制。陈锡添因“思想不够解放”而“不敢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话“不敢写”，也确实够“遗憾”的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敏感问题”变成常态，记者的写作环境越来越宽松，传媒“遗憾”越来越少。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人能感同身受的。我就有这方面的切身体验。比如，民谣，是民意的寒暑表和执政的反光镜，它常常折射出一些“敏感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流传一首顺口溜叫“新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这是民间对一些干部背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行为的讽刺与批评。以此为由头，我写了一篇《新三大作风》的杂文投到某报社并被刊用，没料到报社受到了上级的通报批评，说是文章有损党的形象。退休后，我被这家报社聘为言论编辑，老总怕我再惹是非，明令我在文章中不能出现民谣顺口溜，我真有点提笔惴惴之感。现在，政治开明了，最近社会上流传“新三座大山”：看病、上学、买房贵。没有人说这是诬蔑大好形势，常被传媒与领导讲话引用。我还从传媒上看到，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在一次严肃的会议上引用顺口溜反映民生问题：“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蜕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在今年“两会”期间向温家宝总理汇报到党的政策落实存在问题时，转述了几句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文件根本没兑现。”（香港《大公报》7月25日有关报道）这在30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是不可能的。又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切盼“太子”也西行》的杂文，刊发在一家国家级的大报上，呼吁干部子女沿着父辈的足迹，到西部大开发前沿阵地建功立业、大展宏图，而不是“哪里挣钱哪有我”。没想到一则小文惊动了几级宣传机关，兴师问罪编辑部，责令该报发一篇同等篇幅的批判文章《何来太子？》以肃清流毒。文章说：“在早已消灭了皇帝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何来太子？难道我们可以把公仆的子女称为‘太子’吗？”叫人哭笑不得。按此逻辑，中国早已消灭了“皇帝老儿”，何来“小皇帝”？把一种文学语言政治化，不是无知，就是“左”的思维积累的表现。现在，政治生态宽松了，人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是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