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对于文化界，是一个悲伤的年份，梁羽生、丁聪、罗京、迈克尔·杰克逊、皮娜·鲍什、任继愈、季羡林……这些学者、艺术家的逝世，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迈克尔·杰克逊与皮娜·鲍什是两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拥有社会层面广泛的接受群，他们是大众的大师。相较而言，任继愈与季羡林两位先生在世界上肯定不享有两位艺术家那样尽人皆知的知名度。不过，这两位老人在近百年的生命历程里，却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化财富。他们的人生轨迹。无论是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抑或人格品质，都昭示着一种纯粹的、日渐稀少的人文精神。因而，他们的骤然离去，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巨大的失落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追忆他们，打捞他们那些涤荡心灵的声音，挖掘与重温他们的每一个生命点滴，以这样的方式反思当下学术环境中的“浮躁因子”，并期望能够唤醒一些不应随着他们的逝去而一并消逝的态度与精神。
　　
　　听到“大师”称号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任继愈先生生前以低调、平实而备受尊敬。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不出全集，他说：“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回忆说，任继愈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并没有同意，只是举办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无独有偶。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曾经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他提到的“三顶桂冠”，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笑说：“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竞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真正的大师不敢也不愿自称大师时，人们发现，“大师”依然是个高贵而稀有的尊号，而那些以头衔为推销之术，迎合媒体热捧的所谓“大师”们，无非如娱乐版的明星一样，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你敢不敢做一个寂寞的少数人
　　
　　季羡林究竟有多“了不起”?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够得上资格回答的人寥寥可数。但是，从向真求实的角度。并不能因此就玄之又玄地糊弄过去，这有违季老先生的初衷。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许我们从他曾出版过的洋洋55万言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一书里可以找到些许判断的依据：其一，读书阶段学了什么?季羡林在德国留学10年，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因战事而居留哥延根大学教书期间，“发表过几篇(有关佛教梵语)我(季羡林)自认颇有分量的论文”。但此后“顺应时势改了行”，“尝试了很多领域，成了一名‘杂家”’。其二，研究阶段有什么成果?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说法是，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达14个，季羡林在自述中说这是“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而得的，可見其研究范围的确定得力于“一些朋友”，范围包括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代文学、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散文及杂文创作等。其三，学术之外做了些什么?2004年，季羡林和许嘉璐、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名人领衔发起《甲申文化宣言》，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不管季羡林愿不愿意，此时的他已经基本只是一个“文化老人”了……这些概况在季羡林自述中大多可以找到，对于并非专门研究家来说，依此也许可以约略了解到季羡林到底有多了不起。季羡林生前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老先生说的也许是大实话。
　　任继愈，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任继愈和季羡林是两位大学者，文化界的巨擘，但是，他们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大多数人并不十分了解。当看到以上众多头衔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啧啧称奇，两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先生印证了何谓学富五车、学贯中西。
　　事实上，罗列两位先生的上述头衔。并不能完全彰显他们的耀眼成就，而且，仅凭头衔也远远无法尽录他们为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享受社会赠予的一切美名，但是，他们的一生始终与谦逊、低调为伴，对于头衔，甚至诚惶诚恐。
　　这留给我们一个大问题：你敢不敢做一个少数人?很多人惧怕做少数。季老在德国留学时，孤身一人选修梵文。现在大家奉他为“大师”，一拥而上地崇拜，但其实他原来的位置，却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选择的“少数者道路”。
　　
　　让今世学人凄怆与忧虑的是一种精神正在走远
　　
　　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位先生均出生于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背景下成长，接受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双重浸润。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事变发生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受难的土地。祖国、人民，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最朴素的情怀，决定了他们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思想、人文的高度，确立起他们学术的制高点。今天，任继愈和季羡林被世人视为真正人文精神的象征，符号化地仰望和珍视着。
　　著名学者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批评家陈平原也感慨说：“季先生始终清醒地保持一个知识者的本色，不会被舆论所迷惑了，即使到去世，都能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我觉得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逝者如斯，音容宛在。两位先生均以高寿辞世，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后人应该抱以“哀而不伤”的态度。然而，当一种精神也可能随之消逝的时候，却难免令人感到凄怆与忧虑。两位先生生前不喜虚名，但身后，却依然要被怀念他们的人冠以“大师”、“巨星”等等头衔，这种一厢情愿的行为并非缘于客套和敷衍，而是希望以此提醒更多的人，真大师、真学者、真学术。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培育和葆养一个能够孕育大，师的“学术土壤”，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否则，逝去的将不仅仅是大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