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教育和女性劳动力，以及当下最惹人注目的两件事—学区房与补习班，组成了一个多元热门词汇阵列。
　　如果要找一条共同的线索将它们贯穿起来，那么则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无论是单个大型的企业，还是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国家，单纯地再由投资驱动，已经过时。如何培养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并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和利用效率，成为各国一项紧迫的任务。
　　但问题是，我们比以往更了解如何构建人力资本吗，尤其在生育政策调整的特定背景下，怎么防止不断投入和努力，但实际状态并没有很好改变？
　　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一名劳动经济学家的对话，也许能让人们更清楚地思考这个问题。

回报慢，但折旧率低

　　南风窗：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正在由“量”向“质”转变，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无疑引起了公众的广泛重视。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人力资本？
　　冯帅章：通俗来说，人力资本就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人的生产力。它的投资的对象是人，与之相对的是物质资本投资。这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先进行投入，再获取收益。
　　不同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投资周期比较长，但其投资回报率一般比物质资本投资高，“折旧率”较低。
　　比如，在儿童教育方面的投资，可能十多年后等他们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体现出回报，但其回报伴随着人的一生，还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使后代受益。
　　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又具有高度互补性。一方面，诸如“ 新基建”之类的投资项目，必然催生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于高技能人才，可以让企业更有动力采用技能偏好型的技术，从而内生地引起产业转型与技术进步。
　　南风窗：人力资本既然这么重要，那么，中国人力资本现阶段的基本情况如何，是否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挑战又是什么？
　　冯帅章：讨论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的基本情况，离不开教育扩张、劳动力市场改革、人口流动这些重要的背景事实。正是过去40年来的这些变化，为中国长期的人力资本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中国教育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的入学率都有了大幅的上升。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经历了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时期，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失业率上升，国企就业比例下降明显，劳动参与率下降，而工资回报差距上升非常快。2002年后，劳动力市场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基本完成。
　　再次，从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改变了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从而结构性地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回报，促进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一步充分挖掘“人力资本红利”。但目前，我们面临着性别平等、老龄社会、学前教育、留守儿童、职业教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挑战。

投资弱势儿童

　　南风窗：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面临很多困境，受到很多关注。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对于我国整体人力资本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冯帅章：在中国，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造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子女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2015年，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是 3426万人，留守儿童规模达到6877万人，流动人口子女总数为1.03亿人，占到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

投资这些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将既能产生高水平的教育回报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又能通过减少教育不平等及长期的收入不平等，从而兼顾公平。

　　这意味着，中国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为流动人口子女。如果这个群体的教育问题不解决，不仅对他们的家庭有影响，甚至事关整个国家人力资本大局。
　　而这些儿童大多面临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以，投资这些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将既能产生高水平的教育回报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又能通过减少教育不平等及长期的收入不平等，从而兼顾公平。
　　南风窗：但我们知道，教育是稀缺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这对于城市本地儿童来说亦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冯帅章：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饼做大。政府可以多管齐下，通过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来满足人民群众，包括流动人口不断提高的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
　　目前有相当比例流动儿童是无法顺利进入当地公办学校的，他们只能入读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政府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在城市兴建更多的公办学校，增加公辦学位供给，另一方面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发挥民办学校的重要补充作用，给它们一个与公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公平舞台。
　　当然，提高老师的待遇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学校而言。只有老师的待遇真正提高了，才能留住优秀的教师，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南风窗：这段时间有关教育的话题热度很高。无论是对校外补习的监管，还是对学区房的打击，都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一个注脚。有人认为，教育质量是相对的，因此所谓“优质”教育资源总是不足。
　　冯帅章：这种“零和游戏”的思维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从而使我们陷入了焦虑。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给所有人“有质量”的教育，而不是所谓“最好”的教育，或是到几所“最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
　　只要不盲目陷入分数攀比、升学攀比，从长远来看，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是有弹性的，教育也能回归教育本身的目的。当然，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即使我们的目标是狭义的考分和升学，教育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家庭教育同样非常重要，它可能比学校教育的作用更大。
　　在我看来，教育所应该达到的，应该还包括社会情感、心理健康、人际沟通交往等方面的“非认知能力”的全方位培养。根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非认知能力”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很多时候甚至超过“认知能力”的影响。
　　从2017年开始，我与赫克曼教授在四川绵竹开展了留守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调查，研究父母外出缺失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我们发现，父母外出对于留守儿童的成绩影响比较有限，但是却会显著影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这种不利影响有可能长期影响儿童的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三孩与女性劳动参与

　　南风窗：现代女性在教育上的投资程度相应提升了，但在人力资本市场上，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及“性别隔离”等现象。总的来说，男女劳动者的工资有显著差别吗？
　　冯帅章：现有文献普遍发现，在控制男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后，男性比女性的工资水平更高。相比高技能劳动者而言，低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更大。
　　南风窗：这种差别具体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是什么？
　　冯帅章：总体而言，从80年代末开始，性别工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根本的原因在于女性在家庭中需要承担更多的生儿育女方面的家庭责任。
　　这一方面会影响她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投入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雇主对于女性产生歧视性的行为。
　　应该说，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如果继续恶化，会影响女性对于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也不利于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与性别工资差距扩大相一致的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
　　南风窗：如此而言，女性劳动参与率会继续下降吗？
　　冯帅章：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不必过度担心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
　　一方面，虽然受教育程度增加在短期内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来看，受过更高教育的妇女将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

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参与工作的比例提高，经济地位相应提升，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相对来说下降。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中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非常之高，大大高于国际普遍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经历了一个“回归”正常的过程。这一过程目前也已经基本结束。
　　当然，如何保持甚至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上，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例如，虽然现在家庭的孩子数量变少，但是孩子数量的系数效应却很大。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有没有孩子，或者说有几个孩子，对于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影响不大，而现在，应该注意到，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因此，良好的社会化托育服务将有助于帮助女性解决后顾之忧，更好地投身于劳动力市场。
　　南风窗：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而生育养育的问题很重要，它关系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潜力。有关生育的配套措施，你有什么建议？
　　冯帅章：少子化的问题目前国家已经高度重视，但这不仅仅是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问题。婚姻市场的变化对于总和生育率也有很大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同时，初婚年龄推迟。在已婚妇女生育率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进入婚姻状态的女性减少，就足以大幅度减低總和生育率。
　　婚姻市场的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参与工作的比例提高，经济地位相应提升，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相对来说下降。
　　此外，现代男性和女性，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和婚姻期待都变高，维持稳定的婚姻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房价的快速上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国家出台的三孩政策非常及时，反映出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再生产与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性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认识。但新政策的出台仍面临一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家庭在婴幼儿托育服务中多大程度上可以享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等，这些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路还很长，要办的事情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