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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整整五年多的时间，和平、发展、合作也已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极大地改变着国际社会面貌。可是，在人类似逐步跨越“洛克式文化”，迈进“康德式文化”的良好演进态势下，美元霸权已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成为我们时代最大的伤痛。
从表面上看，美元只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其特殊性也仅在于它是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国内学界谈到美元霸权时，更多地局限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元霸权已是内化于全球经济增长并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导性机制，美元霸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层面。在物质层面，美国强大的军力和世界关键商品以美元计价维持着美元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和结构性优势；在意识层面，倡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虽历经批判仍支配着全球大部分国家和人的思维。即使向底线竞争的市场原则造成全球惨不忍睹的贫困和饥饿，市场还是被供奉为解决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唯一选择。
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至少不下三次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可以说，格林斯潘比谁都了解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维系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所谓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的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
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就已超过西欧，但直到“二战”结束，随着美国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国家，美元才最终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一九四七年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他货币比兑美元的国际间货币交易准则，由此奠定了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凌驾于世界其他货币的优势地位。一九四八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确立了交易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准则，这推动了美元向全世界的流动。
开始，美国也想担当欧洲在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近三百年期间所扮演的主导世界的角色。然而，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受挫，美国政府发现，按照欧洲统治全球的路走下去，前景只能是步欧洲的后尘。原因很简单，随着帝国战线的拉长，总有一天，其经济会不堪重负而崩溃。而早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意识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的横财，经过朝鲜战争和越战，大都流向了其盟友西欧和日本；战争再这样打下去，其实是为重新崛起的西欧、日本做嫁衣裳。而这两者正日益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要求更多的平等对话，甚至出现了很多美国控制不了的与共产主义世界来往的离心倾向。
为力图维持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导地位，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一九七一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果断地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无限增大会为其带来国内外财政支出的“金融搭便车”。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因为还不存在其他可以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也由于美元与黄金相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
现在看来，一九七二年，是当前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形成的关键的一年。一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接受了一笔资助，研究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报告在一九七二年出炉，分析指出，作为一个通货为世界货币的全球强国，从短期来看，美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会实际上加强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而从长远来看，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无异于饮鸩止渴。该报告递交给尼克松政府后,尼克松政府官员说,“哎呀，棒极了！”然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将赫德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转变为“如何做”的订单。从该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
就这样，美元霸权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一九七三年，面对美国在加紧落实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输出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忍无可忍地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对此，美国采取三重外交联盟战略挫败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成功地维持了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一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与第三世界债务国联合起来对抗工业化国家；二是与工业化国家合作，形成消费者卡特尔，压低主要商品的价格，对抗第三世界；三是与苏联缓和，使世界事务现状有利于两个超级大国，维持各自体系内的卫星国安于现状，对抗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逐渐势弱，美元霸权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感日渐消失了。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美国转变为债务国，使得战后经济体现为一种剥削性的双重标准。对债务国，美国的外交官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债务国提高利率，强制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廉价出售其公共部门以筹募资金偿还外债。对债权国，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拒绝遵循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拒绝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许廉价出售关键的美国产业，而是通过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力图一降再降其汇率以使其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来支持其自己的就业和增长。正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政策的怒火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国家说：‘当你们面对减速时，你遵循的是我们在经济学课程中都学过的规则：你采用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当我们面对减速时，你坚持经济紧缩政策。对于你们，赤字不错；对于我们，赤字是万万不可的，即便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进一步甩卖一些自然资源而筹集资金。’”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标准使美国不用交换地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
随着外汇及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市场经济逐步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元逐渐统治了世界经济，美国金融霸权由此也通过美元霸权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运作至今，美元霸权的影响已从它直接作用的全球金融、贸易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当今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只需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那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该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就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回到美国购买其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美国不但剥削贫穷国家，而且剥削富裕国家，并且越富裕国家遭受美国剥削的程度越高，因为最富裕国家可占用的经济盈余是最大的。例如，欧洲和日本现就因为其众多财产掌握于美国手中，在许多全球政策上都投鼠忌器。
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它抢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果实，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资本，因为所有剩余美元必须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以防止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货币崩溃。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的最后消费者，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和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讽刺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二○○四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地区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的美国新经济实质是，借助于美元霸权，加上如下因素，美国的金融市场泡沫高度膨胀，促成了美国经济奇迹。一是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不复存在，从苏联解体而来的十五个国家和东欧诸国均被纳入了以七国集团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加入了一直向美国出口产品、再将换回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债券的全球其他国家行列。二是美国投资者无须购买一张政府债券，而是将他们的钱投入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不动产，而不论好或坏。这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国外私营部门的美元进入美国市场。三是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后，尤其是东亚国家，其中央银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这些美元由于美国施加的不能购买美国公司等限制，无处可去，只能流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国库券，否则通过贸易接受的美元毫无价值。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所谓的新经济更是一种放大的泡沫，正如美国纽约刘投资集团主席亨利·刘（Henry C. K. Liu）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支撑美国经济扩张的新经济和信息经济泡沫的萎缩，伴随着日益加速扩大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美国一直处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小布什政府二○○一年组建后，开始逐步走向更加深地介入世界、谋求美国独霸之路，其目标实质是更多地以军事、科技实力谋求美元霸权的长期稳定。当年的“九一一”事件为小布什政府带来了干预世界的借口，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麻烦。这些麻烦需要全球国家通力合作才可解决，但小布什政府已铁定心做世界秩序的界定者和领导者：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并可以违规行事，其他国家必须在其划定的范围内行事。
同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二○○三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与发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一样，美国都无须由其国内产出进行战争融资，而无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通过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来融资的。四场战争中，美国都快速胜利地达成战略目标，美国经济也在冲突期间实现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抒解了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压力。
二○○五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已达到七千八百亿美元的水平，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每天二十五亿美元的流入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净外债已超过三万亿美元，相当于其近25%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尤其是金融圈的人士指出了这一事实，他们忧心忡忡：一旦外国资金撤走，美国面临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何时会如此呢？
当今世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各类商品的产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近二十年来，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全世界的消费购买力却在萎缩，我们已步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时代。
近些年来，世界贸易萎缩的原因是当前的贸易结构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一国内的穷者转移到富者。这意味着贸易结构应支持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工资，而不是为了扩大出口份额压低工资。也意味着贸易的动机应更多地集中于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地集中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应将其生产财富的技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够通过国内发展在当地制造财富，而不是出口低价产品使发达国家更为富裕。发达国家需要转移其技术和知识，放弃定价过高的知识产权，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世界经济将增长得更快，即便较低的利润率也会为发达国家带来更高的利润。
如果美国带头对贸易进行重组，就将平息全世界被剥削的穷者不断增强的反美情绪，遏制破坏性恐怖主义的势头，降低反恐支出。问题不在于美元或日元或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合适，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技术性调整问题。一个多元化货币的世界贸易体制将允许各经济体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内发展。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使贸易作为一种工具，强制性地将全球财富转移到美元发行者美国手中。美元的汇率并不如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重要。
因此，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何促进美国平和地放弃美元霸权已是刻不容缓且责无旁贷的重任。它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两个全球基本现实：一是美元早已是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帝国的关键和内核；二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称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已形成，即，若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它们自己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它们必须坚定彻底终结美元霸权的意志，再不能停留于赫德森长达近三十余年的跟踪观察已揭示出的水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求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
从另一面看，美元霸权的运作机制已与世界与和平发展诸领域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而打破美元霸权需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是粉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削弱美国的军事机器至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一项都是艰巨的。实际上，这二者就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美元霸权要求自由、无管制的市场，要求“贸易双赢”、经济社会“线型进步”等粉饰太平的言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支柱性机制。而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万能，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恰好起到了为美元霸权鸣锣开道、极尽护航保驾的作用。因此，终结美元霸权，首先需要扫除新自由主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对货币的扭曲。从重建真正的为民服务的货币银行学做起，全面扩展到金融、贸易、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唯有彻底打破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及帝国地位的美元霸权，这世界才可能回到平衡、有序、稳定、公正的发展之途。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初稿，二月二十日再稿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Super Imperialism: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World Dominance,Pluto Press,2003;Global Fracture: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luto Press,2005.Henry C. K. Liu,“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Asia Times,Aug. 14,2002;“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Asia Times,Jun. 16,2005.）
从表面上看，美元只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其特殊性也仅在于它是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国内学界谈到美元霸权时，更多地局限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元霸权已是内化于全球经济增长并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导性机制，美元霸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层面。在物质层面，美国强大的军力和世界关键商品以美元计价维持着美元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和结构性优势；在意识层面，倡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虽历经批判仍支配着全球大部分国家和人的思维。即使向底线竞争的市场原则造成全球惨不忍睹的贫困和饥饿，市场还是被供奉为解决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唯一选择。
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至少不下三次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可以说，格林斯潘比谁都了解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维系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所谓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的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
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就已超过西欧，但直到“二战”结束，随着美国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国家，美元才最终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一九四七年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他货币比兑美元的国际间货币交易准则，由此奠定了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凌驾于世界其他货币的优势地位。一九四八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确立了交易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准则，这推动了美元向全世界的流动。
开始，美国也想担当欧洲在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近三百年期间所扮演的主导世界的角色。然而，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受挫，美国政府发现，按照欧洲统治全球的路走下去，前景只能是步欧洲的后尘。原因很简单，随着帝国战线的拉长，总有一天，其经济会不堪重负而崩溃。而早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意识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的横财，经过朝鲜战争和越战，大都流向了其盟友西欧和日本；战争再这样打下去，其实是为重新崛起的西欧、日本做嫁衣裳。而这两者正日益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要求更多的平等对话，甚至出现了很多美国控制不了的与共产主义世界来往的离心倾向。
为力图维持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导地位，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一九七一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果断地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无限增大会为其带来国内外财政支出的“金融搭便车”。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因为还不存在其他可以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也由于美元与黄金相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
现在看来，一九七二年，是当前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形成的关键的一年。一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接受了一笔资助，研究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报告在一九七二年出炉，分析指出，作为一个通货为世界货币的全球强国，从短期来看，美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会实际上加强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而从长远来看，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无异于饮鸩止渴。该报告递交给尼克松政府后,尼克松政府官员说,“哎呀，棒极了！”然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将赫德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转变为“如何做”的订单。从该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
就这样，美元霸权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一九七三年，面对美国在加紧落实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输出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忍无可忍地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对此，美国采取三重外交联盟战略挫败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成功地维持了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一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与第三世界债务国联合起来对抗工业化国家；二是与工业化国家合作，形成消费者卡特尔，压低主要商品的价格，对抗第三世界；三是与苏联缓和，使世界事务现状有利于两个超级大国，维持各自体系内的卫星国安于现状，对抗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逐渐势弱，美元霸权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感日渐消失了。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美国转变为债务国，使得战后经济体现为一种剥削性的双重标准。对债务国，美国的外交官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债务国提高利率，强制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廉价出售其公共部门以筹募资金偿还外债。对债权国，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拒绝遵循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拒绝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许廉价出售关键的美国产业，而是通过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力图一降再降其汇率以使其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来支持其自己的就业和增长。正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政策的怒火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国家说：‘当你们面对减速时，你遵循的是我们在经济学课程中都学过的规则：你采用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当我们面对减速时，你坚持经济紧缩政策。对于你们，赤字不错；对于我们，赤字是万万不可的，即便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进一步甩卖一些自然资源而筹集资金。’”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标准使美国不用交换地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
随着外汇及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市场经济逐步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元逐渐统治了世界经济，美国金融霸权由此也通过美元霸权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运作至今，美元霸权的影响已从它直接作用的全球金融、贸易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当今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只需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那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该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就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回到美国购买其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美国不但剥削贫穷国家，而且剥削富裕国家，并且越富裕国家遭受美国剥削的程度越高，因为最富裕国家可占用的经济盈余是最大的。例如，欧洲和日本现就因为其众多财产掌握于美国手中，在许多全球政策上都投鼠忌器。
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它抢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果实，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资本，因为所有剩余美元必须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以防止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货币崩溃。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的最后消费者，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和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讽刺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二○○四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地区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的美国新经济实质是，借助于美元霸权，加上如下因素，美国的金融市场泡沫高度膨胀，促成了美国经济奇迹。一是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不复存在，从苏联解体而来的十五个国家和东欧诸国均被纳入了以七国集团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加入了一直向美国出口产品、再将换回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债券的全球其他国家行列。二是美国投资者无须购买一张政府债券，而是将他们的钱投入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不动产，而不论好或坏。这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国外私营部门的美元进入美国市场。三是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后，尤其是东亚国家，其中央银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这些美元由于美国施加的不能购买美国公司等限制，无处可去，只能流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国库券，否则通过贸易接受的美元毫无价值。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所谓的新经济更是一种放大的泡沫，正如美国纽约刘投资集团主席亨利·刘（Henry C. K. Liu）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支撑美国经济扩张的新经济和信息经济泡沫的萎缩，伴随着日益加速扩大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美国一直处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小布什政府二○○一年组建后，开始逐步走向更加深地介入世界、谋求美国独霸之路，其目标实质是更多地以军事、科技实力谋求美元霸权的长期稳定。当年的“九一一”事件为小布什政府带来了干预世界的借口，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麻烦。这些麻烦需要全球国家通力合作才可解决，但小布什政府已铁定心做世界秩序的界定者和领导者：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并可以违规行事，其他国家必须在其划定的范围内行事。
同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二○○三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与发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一样，美国都无须由其国内产出进行战争融资，而无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通过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来融资的。四场战争中，美国都快速胜利地达成战略目标，美国经济也在冲突期间实现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抒解了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压力。
二○○五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已达到七千八百亿美元的水平，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每天二十五亿美元的流入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净外债已超过三万亿美元，相当于其近25%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尤其是金融圈的人士指出了这一事实，他们忧心忡忡：一旦外国资金撤走，美国面临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何时会如此呢？
当今世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各类商品的产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近二十年来，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全世界的消费购买力却在萎缩，我们已步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时代。
近些年来，世界贸易萎缩的原因是当前的贸易结构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一国内的穷者转移到富者。这意味着贸易结构应支持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工资，而不是为了扩大出口份额压低工资。也意味着贸易的动机应更多地集中于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地集中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应将其生产财富的技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够通过国内发展在当地制造财富，而不是出口低价产品使发达国家更为富裕。发达国家需要转移其技术和知识，放弃定价过高的知识产权，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世界经济将增长得更快，即便较低的利润率也会为发达国家带来更高的利润。
如果美国带头对贸易进行重组，就将平息全世界被剥削的穷者不断增强的反美情绪，遏制破坏性恐怖主义的势头，降低反恐支出。问题不在于美元或日元或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合适，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技术性调整问题。一个多元化货币的世界贸易体制将允许各经济体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内发展。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使贸易作为一种工具，强制性地将全球财富转移到美元发行者美国手中。美元的汇率并不如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重要。
因此，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何促进美国平和地放弃美元霸权已是刻不容缓且责无旁贷的重任。它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两个全球基本现实：一是美元早已是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帝国的关键和内核；二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称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已形成，即，若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它们自己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它们必须坚定彻底终结美元霸权的意志，再不能停留于赫德森长达近三十余年的跟踪观察已揭示出的水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求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
从另一面看，美元霸权的运作机制已与世界与和平发展诸领域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而打破美元霸权需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是粉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削弱美国的军事机器至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一项都是艰巨的。实际上，这二者就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美元霸权要求自由、无管制的市场，要求“贸易双赢”、经济社会“线型进步”等粉饰太平的言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支柱性机制。而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万能，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恰好起到了为美元霸权鸣锣开道、极尽护航保驾的作用。因此，终结美元霸权，首先需要扫除新自由主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对货币的扭曲。从重建真正的为民服务的货币银行学做起，全面扩展到金融、贸易、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唯有彻底打破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及帝国地位的美元霸权，这世界才可能回到平衡、有序、稳定、公正的发展之途。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初稿，二月二十日再稿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Super Imperialism: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World Dominance,Pluto Press,2003;Global Fracture: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luto Press,2005.Henry C. K. Liu,“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Asia Times,Aug. 14,2002;“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Asia Times,Jun. 16,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