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最不缺的就是杨树，我尤其喜欢夏天杨树的样子：油亮油亮的杨树叶在耀眼的阳光下哗啦啦地唱，和着那大太阳，仿佛有着永远唱不完的热情。
　　我的小村庄有大片大片的杨树林，所以记忆里的夏天满是清凉的绿色。
　　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在我们家族平辈儿里，我是最小的女孩儿。
　　我的名字是大姐给起的。听老人们说起，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重男轻女，看我是女孩很生气，就没有给起名。后来要落户口，姐姐放学回家对我爸说：“我今天学了一首诗叫《咏鹅》，里面有一句‘红掌拨清波’，要不就叫‘红波’吧！”于是我就有了名。
　　阿Q精神已经在我身体里根深蒂固，所以我的名字得来如此简单，我觉得冥冥之中就是希望我可以生活简单随意的。
　　大姐很“厉害”，是伶牙俐齿的那种厉害。她常常跟大伯唇枪舌战，大伯斗不过她，所以一放假，姐姐就被送去学缝纫啦，学打毛衣啦，那时候很少有孩子去上辅导班，而且是这种手工学习班。说起来，我大伯的教育思想在二三十年前绝对是顶尖的。
　　也因为大姐姐常常不在家，所以我小一点时候的记忆都跟哥哥们有关。
　　我最小的哥哥因为在家排行老二，所以我常叫他“二锅”。大一点的时候知道了“二锅”其实也带有些许搞笑的意味，野孩子一样的我反而叫得更勤了，整天跟在二哥后面“二锅二锅”变着腔儿地叫。
　　“二锅”上五年级的时候，我才6岁。他喜欢拿根棍子当“闭月羞光剑”，在村子里行侠仗义。
　　有一天，他瞅准了一块瓜地的看瓜人每天下午都要回家吃饭，“二锅”就喊我去偷瓜。哇！可以吃到甜甜的西瓜，我在心里欢呼雀跃，简直崇拜死了我的“二锅”。
　　“你帮我看着点，我去找个大点的瓜。”“二锅”就钻进了瓜地。我站在地头上，瓜秧缠住了我的脚，我紧张地边看四周，边用力拉扯那些瓜秧。“我要做好这个放哨的！”除了紧张，我甚至有种站岗放哨的光荣和自豪感。
　　哥哥猫着身子出来了，手里抱着个比甜瓜大不了多少的西瓜。我无语地看着他，“二锅”无辜地说：“这是最大的了。”
　　他用他的“闭月羞光剑”去切瓜，但那把很钝的木头剑是根本切不开瓜的。看他忙得满头大汗，我这个放哨的也紧张的不得了，生怕有人路过看到我们。“二锅”终于想到了个好办法，把西瓜直接往一块石头上摔去，瓜一下子炸开，四分五裂。我瞥了一眼，怎么是白色的？中间微微有些黄黄的？这是西瓜吗？
　　可是大费周章终于吃到瓜的“二锅”却心满意足。他边“哧溜哧溜”地啃着瓜，边问我：“你吃不吃？”
　　我才不吃。我就边扯瓜秧边催他：“快点吃，快点吃。”
　　从那以后，这种偷偷摸摸的滋味在我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馋了去偷，害得胆战心惊，可是偷到手的却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我不仅没吃到甜甜的西瓜，还被害一顿馋！其中的糟糕滋味让我从此对“偷瓜”完全失去了兴趣。
　　但我的“二锅”还是我的好哥哥。他陪我玩，给我讲《西游记》，就算不陪我玩，我只跟着他，就可以看到很多不曾看过的，玩到不曾玩过的。长大后读《红楼梦》，每次读到史湘云喊贾宝玉“爱哥哥”，自己都忍俊不禁，女孩子对哥哥的好感和崇拜是天生就有的吧。所以我一直是二大爷家的“常客”。
　　早晨天不亮，我就从家里游荡着，穿过一个胡同，经过一个小水洼，绕过一群羊，或者几只鸭子，然后到“二锅”家门口坐着，等二伯起床来开门。英姿飒爽的二伯见到我，永远是笑成一朵花，他宽宽的大手一把就把我抱起来，蹭蹭脸，亲亲额头，然后抱着我吃饭，抱着我玩。
　　脸圆嘟嘟的我，是村里的“孩子王”，上墙爬屋爬树，男孩子也没有我“野”。可是我就喜欢腻在二伯家当两个哥哥的小跟班。最重要的是，二伯宠我，有好吃的我先吃，有好玩的我先玩。两个哥哥就吃醋，有时候被这么一个“假小子”跟得烦了，哥哥们就喊我：“飯桶！菜缸！大圆脸！小跟班！”
　　我才不在乎。
　　夏天一到，村子就会被郁郁葱葱无边无际的杨树林笼罩，连空气都是带着绿叶的清爽味儿的。三叔把小姐姐送回老家来，让她在这个小村庄里过暑假。
　　知了没完没了的叫，叫得我们心痒痒。大爷就回家把面粉倒进盆里，掺进水去，搅阿搅，揉啊揉，倒掉水再揉，一直揉到盆里只剩下粘糊糊的面筋，我俩眼巴巴地蹲在那里，吃惊地看到大爷的五根手指都被粘到了一起。
　　然后，我和小姐姐就跟在大爷身后去粘知了。
　　高高的杨树立在河边，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阳光透不过浓密的叶子，只把影子投射到水里去。一大片一大片的就都是清清爽爽的凉了。
　　我俩使劲踮脚也看不到知了，因为树太高。每次都是大爷看到：“哎，这里一个！”我和姐姐就伸长了脖子激动地喊：“哪里哪里？”大爷伸出食指让我们噤了声，蹑手蹑脚的去拿长长的竹竿。竹竿挑起的一端粘着面筋，另一端是我们爷仨高高仰着的头。大爷每次都能一下就把知了从树上粘下来，长长的竹竿放下来，伸出去，我和姐姐就拍着手跑出去好远，把知了抓下来。
　　要么就趁下着毛毛雨的时候，钻到山楂园里找知了。因为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知了听到了夏天的雨声，就像听到了集结号，都拼命爬出泥土来。
　　我们蹲在地上一脚一脚的找，通常会找到一个小小的口，只需要用小棍轻轻一拨，那个洞口就暴露在眼前了。轻轻挖几下，我们就能把知了勾出来。有时候性子急了，等不了它爬出来，我们就拿水往洞里灌，它也就驼着背脚忙脚乱地爬出来了。
　　有时候大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地上的泥土都变成了细细的粉末时，我们就开始往河里跑。上游的溪水穿草跃石而下，在山楂园的后面汇成不大不小清亮亮的一汪水，那是我们整个夏天的乐园。
　　除了小河还有秋千。两棵树，一根绳，大树底下全是凉爽的风，那秋千荡漾着的是夏日午后整个村子的笑声。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他们都去外面上学了，我也开始读小学，读初中，有了女孩子细腻的小心思。 　　哥哥们周末回家，骑自行车带我玩的时候，我就喜欢故意让他们围着村子转一圈。裙摆在杨树叶斑驳的光影里飞扬，要是再恰好被同学看到，我那心里的得意几乎要随着那绿绿的树叶哗啦啦唱出来的。
　　二伯家的大哥就常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二爷爷家。
　　那时候的自行车前面是有一个大横梁的，后座也高高的。
　　开始时，是我先在他的车后座上坐好，然后他再骑。后来，我越长越高，越来越重，他就要先骑车，我再跳到车后座上去。有好几次往上跳，我都跳空了，俩人就咯咯笑半天，越笑越跳不上去。要么就是我终于跳上去了，车子却失去控制，一直扭来扭去，甚至要栽倒了，哥哥就笑我：“又沉啦！”
　　二爷爷家的大水缸每次都是空的，然后哥哥和我就去村头的山泉去打水。有一次打水回来的路上，大哥说：“我给你唱首歌吧。”
　　也许是那天的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也许是那天哥哥有什么高兴的事，总之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唱歌。唱的什么歌我不知道。我只记得他手里甩着狗尾巴草，仰头对着天唱，做出酷酷的样子，我也记得里面我听得最清楚的就是“蚂蚁蚂蚁蚂蚁……”
　　很多年后有了网络，想起那个场景，我上网去搜索，原来当时哥哥唱的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摇滚是他的青春，而哥哥们的陪伴就是我的童年。
　　人是突然长大的。在某个瞬间，在无可挽回的事实前，学会了从容不迫；在大势所趋时，学会了不动声色；在亲人离散时，学会了平静和隐忍。杨树叶在阳光下微风里依然哗啦啦的响，我的童年却一去不复返了。
　　之后的我们，各自成家，很多东西都变了。
　　村头的山泉已经没有了，原本清清凉凉的一汪泉，现在被填平，上面盖起了厂房。过年时我们不再一起和浆糊、贴对联、看春晚，不再一起放鞭炮、熬通宵，也不再轻易地在周末一起聊天，哥哥不再每次见面都捏捏我的脸，我也不再做他们的“跟屁虫”。
　　只是血脉相连，永遠不会变。
　　大哥哥喝了酒，电话那头轻声说：“你是我们最小的妹妹，你一定要记着，谁也不能欺负你，你也不能怕，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几个哥哥姐姐都一直站在你身后。”
　　他平时很忙，满中国的跑，从内蒙到新疆，从沈阳到昆明。
　　“二锅”曾为了练习“点钞票”，曾把手指都磨破了皮。
　　大姐是高中老师，今年又要带高三，没白没黑的连轴转。
　　都是在为生活不停地奔忙。
　　可是丧礼上，他们还是回来，站在了他们这个小妹妹身后。
　　天涯海角，大家也都回来了。
　　“给老人磕头，你们兄妹们一起。”
　　哥哥们站在我身后，还没跪下去，我就已经涌出泪来。
　　哥哥们陪着我，重重地磕。
　　泪滴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地响，我睁不开眼睛，却分明听得清那杨树叶哗啦啦啦，声音渐渐模糊，直至消失。
　　从此，溘然长逝的，除了至亲，还有那永远回不去的岁月。荒草萋萋，时间悠悠不回头。
　　落叶归根说得好像都是男人，中国的传统里，女人都是漂浮的，隐形的。连我的小村庄也快要拆迁了。可是我知道，不管自己的叶怎样向上伸展，去看阳光，去历风雨，可我的根永远连着那小河，那山泉，那郁郁葱葱无边无际的绿。
　　而那些人，就是我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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