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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另外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他人员。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这些会议成员进行态度分析，虽然三类具有不同革命履历和背景的人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与会人员都具有高度的政治大局观，最后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达成了共识，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关键词]毛泽东;遵义会议;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1-0081-09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另外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中央纵队秘书长邓小平、翻译伍修权。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遵义会议的人员构成进行结构分析，可以从一个新的观察视野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作一探讨，同时，对遵义会议的进程作新的解读，使得对遵义会议的与会各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从苏俄归来的与会代表的思想动态分析从参加会议的19人（伍修权是翻译，属于会议工作人员，故不纳入分析范围）中可以看出，会议成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苏区的同志，其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二是来自白区的同志，其成员有周恩来、陈云、邓发、刘少奇、李富春;三是从苏俄回来的同志，其成员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李卓然、李德。
1925年，苏俄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和培养干部，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全国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有很多，据资料统计，大约有240多人。王明、博古、张闻天、杨尚昆、李卓然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矛盾交织，既有国、共之间又有国、共内部不同派系学生的彼此争斗，还有苏俄教师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大的斗争主要有“学院派”和“战斗派”、教务处和支部局、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江浙同乡会”的斗争。在这一连串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岳）、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第1期伍小涛：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回国都被委以重任。盛岳这样回忆道：“其中一人，夏曦，在回国前即是中共中央委员，有十人，即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何克全、沈泽民、李竹声、盛忠亮、王稼祥、王云程和杨尚昆，在回国后一度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其中三人即陈绍禹、秦邦宪和张闻天当上了中共总书记。有两人连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秦邦宪和王云程。其余的人成了省一级的党组织领导人或者方面军的政治委员。”[1]P223
共产国际和米夫之所以大力支持“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用其中一个当事人的话说是因为“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句话说，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1]P240总的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和纪律规定，共产国际“发布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具有拘束力的指示”[2]P149，但中共并不是事事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从某一程度上讲，中共在总的方针和政策上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具体事务上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陈独秀这样，瞿秋白这样，李立三也是这样。李立三总体认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即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已进一步地瓦解，它必然会引起一个新的冲突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3]P227。但在具体工作中比共产国际的路线还要“左”。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就是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方案。2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致函表示反对。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政治局继续坚持，并指责罗伯特一贯的右倾路线，甚至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发信，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给中国革命以援助。这样的举动就有可能导致把苏联拖入战争的危险。因此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维护其远东的利益，需要在中国党内寻找一个忠实的代理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1]P243王明就是这个标准的最佳执行者。据罗章龙回忆，王明曾对他这样说道：“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它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4]
由于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格执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俄革命的精神，因此，在中共党史上把这些人称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博古在军事上事事都听李德的，其动因并不如有人所说：“博古同志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外国人。”[5]P79这样的选择，有他自己的考量。通过李德（李德背后是共产国际），博古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在中共党内的领导权威。正如李德自己所说：“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这种情况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专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6]P42 以王明为首的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除了张闻天年龄稍大点外，其余的人都很年轻，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很短，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资历尚浅。博古自己总结道：“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得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7]因此，面临共产国际交给的重担，王明和博古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不同政见者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晓这样回忆道：“凡是不同意他（王明）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去反对，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8]P102在苏区，博古对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扣上“富农路线”、“罗明路线”、“一贯的右倾”等帽子，撤销他们的职务，毛泽东就是因此而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毛泽东后来跟外国朋友说起了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来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9]P322
王明和博古的所作所为，来自苏区和白区的党员干部都表示强烈不满，有人说：“如果王明领导中央，我们就不干了。”[10]特别是王明和博古所依靠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造成中央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锐减，使这种不满广泛地蔓延开来。据伍修权回忆：“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5]P79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
面对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博古也很自责，聂荣臻回忆道：“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11]P14军事路线的失误，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
所谓的“国际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张闻天与博古就有意见分歧。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对博古说，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但博古不接受批评，反而批评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12]P175-176，甚至对张进行了组织地位上的打击。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地位”，“心里很不满意”[12]P93。王稼祥对博古等人动辄处分、打击和惩办干部十分不满。当肖劲光因黎川失守、“左”倾路线要被处以极刑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出面保护了肖劲光。肖劲光后来深情地回忆道：“回想在当时‘左’倾路线猖狂一时，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紧张气氛下，稼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不顾个人安危，冒险犯难保护同志，不仅我个人终生难忘，同时也赢得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敬佩与感激。”[13]P183张闻天与王稼祥从“左”倾路线阵营迈入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阵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李德劝博古和张闻天搞好团结，不要起摩擦，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5]P79，尽管凯丰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三番五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支持博古;尽管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11]P14。然而，国际派还是事实上分化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已不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了。
从结构上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个松散的联盟。首先，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虽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国际路线。但回国后，各个人作为代表被派到全国各地，由于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的理解有差异，在执行过程中，力度有大有小。甚至有的人在具体的革命实际中，抛弃国际路线，进入到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上来。其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少，他们之间只是工作间的关系。博古曾这样说道：“如果对宗派理解为思想方法生活习惯上相近、互相接近、臭气相投、声气相通的一群，这一群在某个时候，曾在组织上反对另一群（莫斯科及反立三路线），那么，宗派是有的。如果，对宗派理解为阴谋集团，或更理解为反革命集团，自觉的要破坏党，破坏革命，我认为是没有的。”[14]P159-160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失败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并不能看作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胜负。博古本人也承认，遵义会议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破产[14]P160。遵义会议后，曾有人问过毛泽东：你最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毛泽东回答道：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与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5]P79。从一定程度上看，遵义会议不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且初步解决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的彻底解决，则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二、来自苏区会议代表的政治态度分析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和邓小平等来自苏区的同志，除毛泽东和邓小平外，都毕业于军官学校或在军官学校担任教官。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刘伯承毕业于四川讲武堂，后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彭德怀毕业于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聂荣臻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为其天职。1930年，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要武装保卫苏联。国内军阀战争两败俱伤，自取灭亡，红三军团要利用这一时机，进攻武昌，夺取汉口、汉阳。彭德怀认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切实际，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英、法，日本正在图谋吞并东北。国内军阀战争不一定会打到两败俱伤，自取灭亡。也看不出我们党在白军内有多少兵运工作，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没看到军队起义配合[15]P152-153。尽管认为“立三路线”是军事冒险主义，彭德怀还是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只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彭德怀率部先占领岳阳，再乘机夺取武汉。也就是说，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作为军事指挥官，除了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外，还要考虑如何发展壮大红军、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样，在领导路线和具体军事指挥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执行一条“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6]P97。在具体战术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16]P97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扩大到湘鄂闽赣4省，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具体军事指挥的紧密配合，使中央苏区赢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
同时，毛泽东也获得了军队领导人的深深认同。彭德怀因1928年12月毛泽东在茨坪跟他详细谈了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民主革命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折服毛泽东政治上的高瞻远瞩[17]P260，从此紧紧跟随毛泽东，为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拓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聂荣臻也因毛泽东打漳州而不打赣州，折服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他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18]P150刘伯承曾这样说：“他（毛泽东）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9]P276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苏区许多军事领导人的看法。
这种认同不只是苏区的军队领导，白区工作的领导和共产国际派的一些人也有同感。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力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争。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19]P315王稼祥跟毛泽东见了几次面后，感到毛泽东“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过的领导人不相同的，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有力和有说服力”[13]P108，转而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毛泽东回忆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成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13]P108-109
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与具体军事指挥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张力。王明、博古等人指责中央根据地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阶级异己分子”等[20]P349。1933年博古、李德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这一领导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让装备很差的红军与现代化武器的国民党搞“短促出击”搞以堡垒对堡垒。肖劲光因在黎川战役反对与敌人拼消耗，主张撤退，被李德在军事法庭上判为极刑。
对于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路线，朱德、林彪和聂荣臻等军事指挥者进行了抗争。朱德说“拒敌于国门之外？50万敌人，我们的部队如何拒？不到敌人外线去打，不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是给自己造坟墓！”[21]P202林彪和聂荣臻建议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他们建议“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22]P98而博古、李德坚持错误路线，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彭德怀愤怒地指出：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15]P198！
对毛泽东领导权威的受打压，军事指挥者更是有意见。长征初，聂荣臻与王稼祥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军队的心声。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22]P116因此，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权威的丧失则是必然的了。遵义会议后，博古坦然地对周恩来说：自己已经想通了，再这样领导下去，估计没有人再听了。并问由谁来接替自己？当得知是张闻天来接替时，非常干脆地回答：“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14]P208这充分说明，毛泽东的正确错线战胜了王明、博古的错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从结构上看，以毛泽东为首的来自苏区同志是一个紧密的集体。虽然，在这个集体中，彼此间曾经有一些意见分歧，如红四军“七大”，朱德与毛泽东的军委和前委关系之争，彭德怀与毛泽东关于出赣西还是出赣东北发展的意见分歧，但总的来看，苏区领导同志是紧密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如富田事变中，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注：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護总前委领导”[15]P169，而且，在这一集体中有系统的理论来指导，这就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有一支坚强的战斗力量，这就是红军。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所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6]P47遵义会议上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则是历史做出的正确抉择。三、具有长期白区工作经历与会代表的认知态度分析以周恩来、陈云、邓发、刘少奇、李富春为成员的来自白区的同志，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地下工作，其工作重心自然以城市为主要对象。周恩来在《中央通告第七十号》中就认为，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19]P256。这样的思路与共产国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博古也曾这样认为：“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剧烈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国民经济全部的崩溃，与暴风疾雨一样开展着的白区工人农民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23]也就是说，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或多或少地犯过“左”倾错误。陈云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就这样说过：“从一九三○年三中全会选了我做候补中央委员，四中全会选为正式中央委员，一直当到现在，”“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我的‘左’倾观点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有来路的。大革命失败以前，我在工厂工作，搞工会，搞支部书记，康生是我的老上司，我当支书，他当区委，我当区委，他当县委，我当县委，他当省委，一共搞了八年，那时脑子里无所谓有什么大的主义。到大革命失败了，站不住脚，脱离了生产，参加领导机关工作，受了八七会议和十一月盲动主义的影响，以至立三路线的影响，许多‘左’的观点在我脑子里成了天经地义。认为工人在工厂不是为了吃穿，似乎是为了罢工，而且要坚决地罢，一直罢到底，从工厂里罢出来。”[24]P100
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白区同志毕竟不像“国际派”中的那些成员，他们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如刘少奇提出：“（一）觉悟的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二）只要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能够到里面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就应该加入，不管这个黄色工会是一个工厂的或几个工厂的，或是黄色工会的总工会;（三）在革命反对派领导了黄色工会大多数群众的时候，就可以分裂出来;（四）承认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反对派在黄色工会里面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比在黄色工会外面要好些、容易些;（五）革命反对派还只在一个工厂、店铺的工人中占有大多数，但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25]P15周恩来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19]P268这些正确意见，为白区工作同志进入苏区后，与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军队领导人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与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其思想方法和领导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就一时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26]P42。而在富田事变上，毛泽东主张坚决镇压，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27]P634周恩来却主张慎重进行。他指出：“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28]P360-361因此，在某些事情上，他们之间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批评毛泽东，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19]P315但这种批评，是一种同志间的坦诚批评，与共产国际派无情的打击是不同的。所以，共产国际派说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路线”[19]P315。 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29]P110。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来自白区的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其路线方针逐渐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致。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组成。得到白区领导同志的支持，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战胜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重要条件。留苏派在中央苏区后期，由于不能很好地团结白区的同志，相反进行打压，因此，其领导权威迅速消解。正如已故国史研究专家高华教授所指出：“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26]P69
周恩来、项英、陈云等白区的同志革命资历很老，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曾这样说道：“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19]P351因此，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毛泽东也对李聚奎曾说过“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30]P53。
从结构上看，白区的同志由于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工作岗位，其革命经验与关注的重心是不一样的。陈云、刘少奇关注的是工会的工作，邓发关注的是保密局的工作，项英关注的是政府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有坚强的党性。陈云曾这样说过：“他们的叛变（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使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24]P134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阶级解放。因此，他们的集合是一个紧密的集合。出于对红军的前途和革命前途的考虑，他们选择了毛泽东 在红军长征前，项英不相信毛泽东，曾对博古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但后来服膺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下去。四、结语通过对会议成员结构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开辟的正确道路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确立，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和艰难的认同。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经过了艰难的曲折。正如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所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31]P10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来之不易的，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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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o Zedong’s Leadership：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Attendees’ Attitudes
WU Xiao-tao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Sociology，Party School of the CPC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Guizhou Guiyang 550028 China）
Abstract：From January 15 to 17，1935，the CPC called an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in Zunyi，Guizhou.The attendees included the standing members，members and alternative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the responsible persons of the Red Army headquarters and army groups，as well as Military Advisor Otto Braun dispatched from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others.This meeting saved the Party，the Red Arm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t an extremely dangerous historical turn point.To analyze their attitudes，we find that the attendees，although having some differences in ideas due to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s，all 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macro-situation and finally realized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unity in Mao Zedong’s correct line，and established Mao Zedong’s leadership i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d Army.
Key words：Mao Zedong;Zunyi Conference;structural analysis
[关键词]毛泽东;遵义会议;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1-0081-09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另外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中央纵队秘书长邓小平、翻译伍修权。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遵义会议的人员构成进行结构分析，可以从一个新的观察视野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作一探讨，同时，对遵义会议的进程作新的解读，使得对遵义会议的与会各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从苏俄归来的与会代表的思想动态分析从参加会议的19人（伍修权是翻译，属于会议工作人员，故不纳入分析范围）中可以看出，会议成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苏区的同志，其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二是来自白区的同志，其成员有周恩来、陈云、邓发、刘少奇、李富春;三是从苏俄回来的同志，其成员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李卓然、李德。
1925年，苏俄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和培养干部，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全国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有很多，据资料统计，大约有240多人。王明、博古、张闻天、杨尚昆、李卓然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矛盾交织，既有国、共之间又有国、共内部不同派系学生的彼此争斗，还有苏俄教师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大的斗争主要有“学院派”和“战斗派”、教务处和支部局、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江浙同乡会”的斗争。在这一连串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岳）、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第1期伍小涛：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回国都被委以重任。盛岳这样回忆道：“其中一人，夏曦，在回国前即是中共中央委员，有十人，即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何克全、沈泽民、李竹声、盛忠亮、王稼祥、王云程和杨尚昆，在回国后一度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其中三人即陈绍禹、秦邦宪和张闻天当上了中共总书记。有两人连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秦邦宪和王云程。其余的人成了省一级的党组织领导人或者方面军的政治委员。”[1]P223
共产国际和米夫之所以大力支持“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用其中一个当事人的话说是因为“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句话说，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1]P240总的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和纪律规定，共产国际“发布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具有拘束力的指示”[2]P149，但中共并不是事事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从某一程度上讲，中共在总的方针和政策上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具体事务上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陈独秀这样，瞿秋白这样，李立三也是这样。李立三总体认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即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已进一步地瓦解，它必然会引起一个新的冲突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3]P227。但在具体工作中比共产国际的路线还要“左”。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就是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方案。2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致函表示反对。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政治局继续坚持，并指责罗伯特一贯的右倾路线，甚至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发信，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给中国革命以援助。这样的举动就有可能导致把苏联拖入战争的危险。因此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维护其远东的利益，需要在中国党内寻找一个忠实的代理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1]P243王明就是这个标准的最佳执行者。据罗章龙回忆，王明曾对他这样说道：“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它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4]
由于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格执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俄革命的精神，因此，在中共党史上把这些人称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博古在军事上事事都听李德的，其动因并不如有人所说：“博古同志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外国人。”[5]P79这样的选择，有他自己的考量。通过李德（李德背后是共产国际），博古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在中共党内的领导权威。正如李德自己所说：“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这种情况看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专门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6]P42 以王明为首的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除了张闻天年龄稍大点外，其余的人都很年轻，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很短，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资历尚浅。博古自己总结道：“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得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7]因此，面临共产国际交给的重担，王明和博古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不同政见者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晓这样回忆道：“凡是不同意他（王明）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去反对，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8]P102在苏区，博古对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扣上“富农路线”、“罗明路线”、“一贯的右倾”等帽子，撤销他们的职务，毛泽东就是因此而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毛泽东后来跟外国朋友说起了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来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9]P322
王明和博古的所作所为，来自苏区和白区的党员干部都表示强烈不满，有人说：“如果王明领导中央，我们就不干了。”[10]特别是王明和博古所依靠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造成中央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锐减，使这种不满广泛地蔓延开来。据伍修权回忆：“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5]P79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
面对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博古也很自责，聂荣臻回忆道：“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11]P14军事路线的失误，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
所谓的“国际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张闻天与博古就有意见分歧。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对博古说，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但博古不接受批评，反而批评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12]P175-176，甚至对张进行了组织地位上的打击。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地位”，“心里很不满意”[12]P93。王稼祥对博古等人动辄处分、打击和惩办干部十分不满。当肖劲光因黎川失守、“左”倾路线要被处以极刑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出面保护了肖劲光。肖劲光后来深情地回忆道：“回想在当时‘左’倾路线猖狂一时，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紧张气氛下，稼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不顾个人安危，冒险犯难保护同志，不仅我个人终生难忘，同时也赢得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敬佩与感激。”[13]P183张闻天与王稼祥从“左”倾路线阵营迈入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阵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李德劝博古和张闻天搞好团结，不要起摩擦，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5]P79，尽管凯丰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三番五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支持博古;尽管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11]P14。然而，国际派还是事实上分化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已不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了。
从结构上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个松散的联盟。首先，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虽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国际路线。但回国后，各个人作为代表被派到全国各地，由于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的理解有差异，在执行过程中，力度有大有小。甚至有的人在具体的革命实际中，抛弃国际路线，进入到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上来。其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少，他们之间只是工作间的关系。博古曾这样说道：“如果对宗派理解为思想方法生活习惯上相近、互相接近、臭气相投、声气相通的一群，这一群在某个时候，曾在组织上反对另一群（莫斯科及反立三路线），那么，宗派是有的。如果，对宗派理解为阴谋集团，或更理解为反革命集团，自觉的要破坏党，破坏革命，我认为是没有的。”[14]P159-160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失败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并不能看作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胜负。博古本人也承认，遵义会议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破产[14]P160。遵义会议后，曾有人问过毛泽东：你最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毛泽东回答道：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与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5]P79。从一定程度上看，遵义会议不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且初步解决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的彻底解决，则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二、来自苏区会议代表的政治态度分析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和邓小平等来自苏区的同志，除毛泽东和邓小平外，都毕业于军官学校或在军官学校担任教官。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刘伯承毕业于四川讲武堂，后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彭德怀毕业于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聂荣臻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为其天职。1930年，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要武装保卫苏联。国内军阀战争两败俱伤，自取灭亡，红三军团要利用这一时机，进攻武昌，夺取汉口、汉阳。彭德怀认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切实际，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英、法，日本正在图谋吞并东北。国内军阀战争不一定会打到两败俱伤，自取灭亡。也看不出我们党在白军内有多少兵运工作，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没看到军队起义配合[15]P152-153。尽管认为“立三路线”是军事冒险主义，彭德怀还是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只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彭德怀率部先占领岳阳，再乘机夺取武汉。也就是说，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作为军事指挥官，除了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外，还要考虑如何发展壮大红军、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样，在领导路线和具体军事指挥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执行一条“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6]P97。在具体战术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16]P97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扩大到湘鄂闽赣4省，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具体军事指挥的紧密配合，使中央苏区赢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
同时，毛泽东也获得了军队领导人的深深认同。彭德怀因1928年12月毛泽东在茨坪跟他详细谈了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民主革命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折服毛泽东政治上的高瞻远瞩[17]P260，从此紧紧跟随毛泽东，为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拓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聂荣臻也因毛泽东打漳州而不打赣州，折服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他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18]P150刘伯承曾这样说：“他（毛泽东）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9]P276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苏区许多军事领导人的看法。
这种认同不只是苏区的军队领导，白区工作的领导和共产国际派的一些人也有同感。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力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争。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19]P315王稼祥跟毛泽东见了几次面后，感到毛泽东“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过的领导人不相同的，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有力和有说服力”[13]P108，转而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毛泽东回忆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成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13]P108-109
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与具体军事指挥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张力。王明、博古等人指责中央根据地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阶级异己分子”等[20]P349。1933年博古、李德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这一领导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让装备很差的红军与现代化武器的国民党搞“短促出击”搞以堡垒对堡垒。肖劲光因在黎川战役反对与敌人拼消耗，主张撤退，被李德在军事法庭上判为极刑。
对于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路线，朱德、林彪和聂荣臻等军事指挥者进行了抗争。朱德说“拒敌于国门之外？50万敌人，我们的部队如何拒？不到敌人外线去打，不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是给自己造坟墓！”[21]P202林彪和聂荣臻建议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他们建议“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22]P98而博古、李德坚持错误路线，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彭德怀愤怒地指出：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15]P198！
对毛泽东领导权威的受打压，军事指挥者更是有意见。长征初，聂荣臻与王稼祥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军队的心声。聂荣臻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说：“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22]P116因此，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权威的丧失则是必然的了。遵义会议后，博古坦然地对周恩来说：自己已经想通了，再这样领导下去，估计没有人再听了。并问由谁来接替自己？当得知是张闻天来接替时，非常干脆地回答：“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14]P208这充分说明，毛泽东的正确错线战胜了王明、博古的错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从结构上看，以毛泽东为首的来自苏区同志是一个紧密的集体。虽然，在这个集体中，彼此间曾经有一些意见分歧，如红四军“七大”，朱德与毛泽东的军委和前委关系之争，彭德怀与毛泽东关于出赣西还是出赣东北发展的意见分歧，但总的来看，苏区领导同志是紧密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如富田事变中，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注：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護总前委领导”[15]P169，而且，在这一集体中有系统的理论来指导，这就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有一支坚强的战斗力量，这就是红军。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所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6]P47遵义会议上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则是历史做出的正确抉择。三、具有长期白区工作经历与会代表的认知态度分析以周恩来、陈云、邓发、刘少奇、李富春为成员的来自白区的同志，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地下工作，其工作重心自然以城市为主要对象。周恩来在《中央通告第七十号》中就认为，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19]P256。这样的思路与共产国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博古也曾这样认为：“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剧烈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国民经济全部的崩溃，与暴风疾雨一样开展着的白区工人农民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23]也就是说，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或多或少地犯过“左”倾错误。陈云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就这样说过：“从一九三○年三中全会选了我做候补中央委员，四中全会选为正式中央委员，一直当到现在，”“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我的‘左’倾观点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有来路的。大革命失败以前，我在工厂工作，搞工会，搞支部书记，康生是我的老上司，我当支书，他当区委，我当区委，他当县委，我当县委，他当省委，一共搞了八年，那时脑子里无所谓有什么大的主义。到大革命失败了，站不住脚，脱离了生产，参加领导机关工作，受了八七会议和十一月盲动主义的影响，以至立三路线的影响，许多‘左’的观点在我脑子里成了天经地义。认为工人在工厂不是为了吃穿，似乎是为了罢工，而且要坚决地罢，一直罢到底，从工厂里罢出来。”[24]P100
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白区同志毕竟不像“国际派”中的那些成员，他们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如刘少奇提出：“（一）觉悟的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二）只要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能够到里面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就应该加入，不管这个黄色工会是一个工厂的或几个工厂的，或是黄色工会的总工会;（三）在革命反对派领导了黄色工会大多数群众的时候，就可以分裂出来;（四）承认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反对派在黄色工会里面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比在黄色工会外面要好些、容易些;（五）革命反对派还只在一个工厂、店铺的工人中占有大多数，但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25]P15周恩来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19]P268这些正确意见，为白区工作同志进入苏区后，与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军队领导人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与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其思想方法和领导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就一时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26]P42。而在富田事变上，毛泽东主张坚决镇压，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27]P634周恩来却主张慎重进行。他指出：“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28]P360-361因此，在某些事情上，他们之间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批评毛泽东，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19]P315但这种批评，是一种同志间的坦诚批评，与共产国际派无情的打击是不同的。所以，共产国际派说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路线”[19]P315。 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29]P110。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来自白区的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其路线方针逐渐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致。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组成。得到白区领导同志的支持，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战胜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重要条件。留苏派在中央苏区后期，由于不能很好地团结白区的同志，相反进行打压，因此，其领导权威迅速消解。正如已故国史研究专家高华教授所指出：“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26]P69
周恩来、项英、陈云等白区的同志革命资历很老，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曾这样说道：“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19]P351因此，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毛泽东也对李聚奎曾说过“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30]P53。
从结构上看，白区的同志由于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工作岗位，其革命经验与关注的重心是不一样的。陈云、刘少奇关注的是工会的工作，邓发关注的是保密局的工作，项英关注的是政府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有坚强的党性。陈云曾这样说过：“他们的叛变（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使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24]P134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阶级解放。因此，他们的集合是一个紧密的集合。出于对红军的前途和革命前途的考虑，他们选择了毛泽东 在红军长征前，项英不相信毛泽东，曾对博古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见〔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但后来服膺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下去。四、结语通过对会议成员结构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开辟的正确道路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确立，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和艰难的认同。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经过了艰难的曲折。正如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所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31]P10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来之不易的，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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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o Zedong’s Leadership：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Attendees’ Attitudes
WU Xiao-tao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Sociology，Party School of the CPC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Guizhou Guiyang 550028 China）
Abstract：From January 15 to 17，1935，the CPC called an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in Zunyi，Guizhou.The attendees included the standing members，members and alternative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the responsible persons of the Red Army headquarters and army groups，as well as Military Advisor Otto Braun dispatched from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others.This meeting saved the Party，the Red Arm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t an extremely dangerous historical turn point.To analyze their attitudes，we find that the attendees，although having some differences in ideas due to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s，all 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macro-situation and finally realized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unity in Mao Zedong’s correct line，and established Mao Zedong’s leadership i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d Army.
Key words：Mao Zedong;Zunyi Conference;structural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