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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外来工同乡聚居”这一特殊的流动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文章分析了同乡聚居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归纳了聚居现象的表现特征，从而揭示了聚居现象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
［关键词］外来工 同乡聚居 乡土性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13－02
外来工的定义一直比较模糊，在本文中，外来工特指为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离土又离乡、以挣钱为目的、大多数最终会回到原来农村生活的务工人员。同乡聚居在本文中具体定义为由农村社区转向城市社区，同一定数量的具有亲缘或地缘等纽带联系的人居住在一起。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以个案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于2007年6月在珠三角外来工“同乡村”进行的对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及治理对策研究的专项调查数据，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96份。在问卷分析的过程中，考虑到问卷调查应用范围较广，收集的资料比较表面，不能了解深层次的问题的局限，本人运用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地收集资料。个案的选择标准为具有“明显的同乡聚居”的特征：身份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同至少5位具有地缘、血缘等联系的外来工聚居在一起满两年。同时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拟以对外来工同乡聚居研究为实证基础，探讨同乡聚居产生的原因，分析同乡聚居现象的特征，揭示聚居现象的负面效应。
一、聚居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背景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余劳动力的产生，直接催生了外来工群体。大规模外来工进入城市谋生，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为何外来工会聚居，社会群体隔离理论能很好地给予解释。社会群体隔离（social groups segregation），简称社群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有学者认为，社群隔离是群体成员出于自我选择的自愿性因素的结果。因为，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这一亚文化圈能对年轻一代进行群体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社会化，从而保证群体亚文化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二）功能支持
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受到的教育很少，学历不高，但又不满家乡贫穷落后的状况，因此他们选择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淘金”。外来工手中握有的仅仅是血缘、地缘等先赋的乡土性社会资源。致使很多外来工都是被同乡介绍过来工作的，同乡聚居和工作性质的相似、工作地点相近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同乡聚居中，外来工群体有着强烈的地缘、血缘认同感。在他们的交往对象中，老乡在首要地位。在本次调查中，在问答“以下哪种途径找工作是最为有效的”时，78.3%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老乡”介绍甚至有外来工和笔者坦言，通过老乡介绍是自己得到工作的惟一途径。外来工普遍感到自身处于所在打工城市经济性接纳但社会性排斥的尴尬处境中。本地居民对外来工颇有微词，而人又不可能脱离社会靠自己和自己的互动。同乡聚居无疑很好地为外来的社会互动提供了“避风港”。在空余时间，一般都是同乡人聚在一起聊天或进行娱乐活动。生活上遇到困难，多是找老乡帮忙。
总的来说，与老乡交往不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还能获得心理上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同时也方便他们打发寂寞，交流感情。
二、同乡聚居的现状特征
（一）区位分布
外来工在城中选择居住地点时，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支付能力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次是联系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交通条件。这两个因素也促进了同乡聚居。就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收入结构来看，占有一定资本并且雇佣他人的业主或老板收入最高；占有少量资本并且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收入次之；而那些完全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打工者则收入最低。在本次调查中，年收入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为调查总数的81.2%，而他们每年用于住房消费的金额平均不到700元，因此聚居大都倾向于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但居住条件相对差些的民宅：一来房租便宜；二来交通便利；三来此处多为农村私人住宅，从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来看，较城区更易于融入。
访谈中，我们发现，尽管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区位分布同绝大部分民工的低收入状况直接相关，但租住其间的并非都是低收入阶层，其中仍有不少中高收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人老板。一位在杭州的安徽籍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在良渚（杭州一个郊区）工地上打工的人很多都是安徽农村来的，有五六个还是和我一个村的。工棚实在是简陋，好在在良渚租个房也不算贵，一月一百多就成，当地农民房。所以我们工地打工这帮人很多都是租房的。我们的包工头也是安徽的。他在杭州市区买房了呢！不过也在我隔壁租了屋，这样管理工地上百号人方便些。”
可见，他们所看中的是聚居和纽带(地缘、业缘等社会资本) 给分工协作、技术交流和信息反馈带来的保障，以及充足劳动力、低廉房租和便利交通给生产营销管理带来的种种优势条件。
（二）人员构成
除了亲缘、地缘等特定的社区纽带之外，同乡聚居区都是由彼此之间已建立了经济联系的外来工构成。本次调查中，在问答“是否与同住社区内的老乡存在经济上的联系”，有7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有联系。在进一步回答是何种经济联系时，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他们又并不排斥非同乡(族)人或是其他行人士的融入，具有一种开放性，只是在居民构成中同乡外来工眼中的“他乡人”人数较少或是附属的地位罢了。
“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服装厂虽然大部分姐妹都是和我一样从金华农村过来的，也有几个是江西、安徽来的，因为大家都是打工的，没有什么孤立外省来的……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位在杭州某私营服装厂的打工妹告诉我们：厂里的小姐妹都相处得比较好，有少数是外省来的。大家也不会排斥她们，有时候需要代班借钱之类的，都相互帮忙。
（三）就业结构
2005年的一份广州资料表明，在解决外来工的就业问题方面，广州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分别为其提供了52.8%和43.1%的就业机会。但在本次696名具有一定同乡聚居的外来工中，占28.6%的建筑业的外来工与其他外来工结业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建筑业外来工同乡聚居在一个地方的现象不明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建筑施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工人的流动性，建筑工人多流动于各地的工地工棚中，很难聚居于一定的聚居区内，这使得在固定的外来工同乡聚居区中，第二产业的就业量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居住情况
同乡聚居区在发挥主要居住职能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了扩大有限的居住空间以安置不断增多的外地人员，人们大多会采取两种措施：一是由当地人继续建造新宅以供出租谋利。这种新宅相当简陋，笔者在广州新疆村见到的这类新宅在摆了一张普通尺寸的床后，几乎没有剩余空间，有洗手间，采光很不好，整个屋子很黑，白天都不得不开灯。此外在隔声、隔热、防潮等方面也有着不少缺陷；二是由入住的外来工在自己租赁的屋前房后通过私搭乱建来扩容，但条件依然简陋且挤占了不少内院空间和周边道路。
建筑工地的工棚聚居的外来工居住条件更是恶劣。“八人住在十来平米的零时工棚单间。床床相叠, 没有洗手间，电是自己拉来的，用个杆子将白炽电灯泡固定好。工地上没有像样的厕所。工地的附近有一个公共厕所，但是要收费的。有的人舍不得，就要走十分钟的路程去另一个地方，那有一个免费厕所，还算干净。”一位刚出来打工的建筑工说话的时候一脸无奈。
三、聚居现象的负面效应
（一）男性外来工压力颇大
在个案访谈中了解到，在同乡聚居的外来工群体当中，同乡之间收入、能力攀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调查显示，当年收入低于8000元或是月收入低于1500元时，男性外来工的压力普遍高于女性外来工。这显然与男性被赋予的社会责任有关，主要体现为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来男性青壮年在收入较低、缺乏保障、缺乏技能、没有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有明显的压力。如果外来男性青壮年无法应对面临的压力，就可能出现“危机”状态，危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很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
（二）交际态度封闭
由于受传统自给自足农耕生活的影响，外来工的社会心理向来具有内向、压抑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的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亲缘与地缘的关系网络，非乡土关系难以确立。在本次调查中，89.2%的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只是偶尔交往甚至是从不交往。在回答“如果您同当地人产生了矛盾，通常会采取”这一问题时，列前两位的依次是找同乡好友调解（40%），自己单独解决（38.4%）；而在回答“工作之余，在多数时候，您主要同什么人在一起”（最多选两项）这一问题时，列前两位的依次是同亲友、老乡在一起（63.6%），同其他外来工在一起（16.4%），而排名最末的是同当地人在一起，仅有5.8%。调查还显示，59.2%的被调查者在一年中一次也没有到当地人家中做过客。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范围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
（三）再次职业流动的惰性
同乡聚居导致了非乡土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狭小。同乡聚居只在同身份的群体里交往更为明显，职业地位变化带来的新的交往圈子让习惯同乡聚居的外来工感到不适应。
“我家所在的村子是乡里出名的穷村，村子的孩子一般上到初中就不再读书了。我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学了一年的裁缝，跟着同村的几个女孩子一起到了浙江杭州的一家服装厂。工厂是温州老板开的，老板对工人很苛刻，七八个人住一间几平米的宿舍，平时，每天八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有的姐妹干了多年，老板说翻脸就翻脸的，也不给情面。我干了两年，就换了一个工作，在一家商店里当营业员，工作要轻松一些，工资也要好一些。不过我只干了1个月就不干了。因为发现换工作后，一个同乡都没有，后来就又回到原来的服装厂，感觉虽然辛苦，但都习惯了，重要的是，大家一帮同乡姐妹在一起，也蛮开心。”
一位在服装厂的打工妹告诉我们，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严重超时的，老板也很苛刻。但是因为能和亲友老乡工作生活在一起，所以她也安于现状，中间有一次向上流动，却因为要应对城市中的主流文化，突然面对乡土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而适应不了，最终又退回到原来同乡聚居的工作生活中。
笔者注意到外来工一旦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利益的驱动，他们会勇敢地改变现状。但是在和一些同乡聚居的个案接触当中，我发现同乡聚居的外来工比起散居的外来工而言要更加安于现状一些。当他们认为职业向上流动带来的利益较少或是职业流动需要做出的自身改变比较大时，他们很可能会贪恋同乡聚居的益处，而不愿改变目前聚居的现状。
四、结语
外来工同乡聚居作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性产物，已经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其不同于其他外来工的异质性，本文仅仅是在资料查询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同乡聚居的特征进行了阐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外来工聚居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浙江村:中国外来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社会学研究,1997(1).
[2]周大鸣,周建新.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东南沿海散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8).
[3]周大鸣.社区发展与人文关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6).
[4]吴晓.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与整合研究[J].城市规划,2001.
[5]高国舫.接纳和排斥: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困境[J].科学
［关键词］外来工 同乡聚居 乡土性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13－02
外来工的定义一直比较模糊，在本文中，外来工特指为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离土又离乡、以挣钱为目的、大多数最终会回到原来农村生活的务工人员。同乡聚居在本文中具体定义为由农村社区转向城市社区，同一定数量的具有亲缘或地缘等纽带联系的人居住在一起。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以个案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于2007年6月在珠三角外来工“同乡村”进行的对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及治理对策研究的专项调查数据，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96份。在问卷分析的过程中，考虑到问卷调查应用范围较广，收集的资料比较表面，不能了解深层次的问题的局限，本人运用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进一步地收集资料。个案的选择标准为具有“明显的同乡聚居”的特征：身份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同至少5位具有地缘、血缘等联系的外来工聚居在一起满两年。同时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拟以对外来工同乡聚居研究为实证基础，探讨同乡聚居产生的原因，分析同乡聚居现象的特征，揭示聚居现象的负面效应。
一、聚居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背景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余劳动力的产生，直接催生了外来工群体。大规模外来工进入城市谋生，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为何外来工会聚居，社会群体隔离理论能很好地给予解释。社会群体隔离（social groups segregation），简称社群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有学者认为，社群隔离是群体成员出于自我选择的自愿性因素的结果。因为，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这一亚文化圈能对年轻一代进行群体的语言、文化方面的社会化，从而保证群体亚文化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二）功能支持
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受到的教育很少，学历不高，但又不满家乡贫穷落后的状况，因此他们选择到经济发达的城市“淘金”。外来工手中握有的仅仅是血缘、地缘等先赋的乡土性社会资源。致使很多外来工都是被同乡介绍过来工作的，同乡聚居和工作性质的相似、工作地点相近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同乡聚居中，外来工群体有着强烈的地缘、血缘认同感。在他们的交往对象中，老乡在首要地位。在本次调查中，在问答“以下哪种途径找工作是最为有效的”时，78.3%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老乡”介绍甚至有外来工和笔者坦言，通过老乡介绍是自己得到工作的惟一途径。外来工普遍感到自身处于所在打工城市经济性接纳但社会性排斥的尴尬处境中。本地居民对外来工颇有微词，而人又不可能脱离社会靠自己和自己的互动。同乡聚居无疑很好地为外来的社会互动提供了“避风港”。在空余时间，一般都是同乡人聚在一起聊天或进行娱乐活动。生活上遇到困难，多是找老乡帮忙。
总的来说，与老乡交往不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还能获得心理上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同时也方便他们打发寂寞，交流感情。
二、同乡聚居的现状特征
（一）区位分布
外来工在城中选择居住地点时，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支付能力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次是联系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交通条件。这两个因素也促进了同乡聚居。就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收入结构来看，占有一定资本并且雇佣他人的业主或老板收入最高；占有少量资本并且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收入次之；而那些完全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打工者则收入最低。在本次调查中，年收入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为调查总数的81.2%，而他们每年用于住房消费的金额平均不到700元，因此聚居大都倾向于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但居住条件相对差些的民宅：一来房租便宜；二来交通便利；三来此处多为农村私人住宅，从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来看，较城区更易于融入。
访谈中，我们发现，尽管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区位分布同绝大部分民工的低收入状况直接相关，但租住其间的并非都是低收入阶层，其中仍有不少中高收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人老板。一位在杭州的安徽籍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在良渚（杭州一个郊区）工地上打工的人很多都是安徽农村来的，有五六个还是和我一个村的。工棚实在是简陋，好在在良渚租个房也不算贵，一月一百多就成，当地农民房。所以我们工地打工这帮人很多都是租房的。我们的包工头也是安徽的。他在杭州市区买房了呢！不过也在我隔壁租了屋，这样管理工地上百号人方便些。”
可见，他们所看中的是聚居和纽带(地缘、业缘等社会资本) 给分工协作、技术交流和信息反馈带来的保障，以及充足劳动力、低廉房租和便利交通给生产营销管理带来的种种优势条件。
（二）人员构成
除了亲缘、地缘等特定的社区纽带之外，同乡聚居区都是由彼此之间已建立了经济联系的外来工构成。本次调查中，在问答“是否与同住社区内的老乡存在经济上的联系”，有7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有联系。在进一步回答是何种经济联系时，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他们又并不排斥非同乡(族)人或是其他行人士的融入，具有一种开放性，只是在居民构成中同乡外来工眼中的“他乡人”人数较少或是附属的地位罢了。
“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服装厂虽然大部分姐妹都是和我一样从金华农村过来的，也有几个是江西、安徽来的，因为大家都是打工的，没有什么孤立外省来的……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位在杭州某私营服装厂的打工妹告诉我们：厂里的小姐妹都相处得比较好，有少数是外省来的。大家也不会排斥她们，有时候需要代班借钱之类的，都相互帮忙。
（三）就业结构
2005年的一份广州资料表明，在解决外来工的就业问题方面，广州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分别为其提供了52.8%和43.1%的就业机会。但在本次696名具有一定同乡聚居的外来工中，占28.6%的建筑业的外来工与其他外来工结业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建筑业外来工同乡聚居在一个地方的现象不明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建筑施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工人的流动性，建筑工人多流动于各地的工地工棚中，很难聚居于一定的聚居区内，这使得在固定的外来工同乡聚居区中，第二产业的就业量受到很大的限制。
（四）居住情况
同乡聚居区在发挥主要居住职能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了扩大有限的居住空间以安置不断增多的外地人员，人们大多会采取两种措施：一是由当地人继续建造新宅以供出租谋利。这种新宅相当简陋，笔者在广州新疆村见到的这类新宅在摆了一张普通尺寸的床后，几乎没有剩余空间，有洗手间，采光很不好，整个屋子很黑，白天都不得不开灯。此外在隔声、隔热、防潮等方面也有着不少缺陷；二是由入住的外来工在自己租赁的屋前房后通过私搭乱建来扩容，但条件依然简陋且挤占了不少内院空间和周边道路。
建筑工地的工棚聚居的外来工居住条件更是恶劣。“八人住在十来平米的零时工棚单间。床床相叠, 没有洗手间，电是自己拉来的，用个杆子将白炽电灯泡固定好。工地上没有像样的厕所。工地的附近有一个公共厕所，但是要收费的。有的人舍不得，就要走十分钟的路程去另一个地方，那有一个免费厕所，还算干净。”一位刚出来打工的建筑工说话的时候一脸无奈。
三、聚居现象的负面效应
（一）男性外来工压力颇大
在个案访谈中了解到，在同乡聚居的外来工群体当中，同乡之间收入、能力攀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调查显示，当年收入低于8000元或是月收入低于1500元时，男性外来工的压力普遍高于女性外来工。这显然与男性被赋予的社会责任有关，主要体现为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来男性青壮年在收入较低、缺乏保障、缺乏技能、没有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有明显的压力。如果外来男性青壮年无法应对面临的压力，就可能出现“危机”状态，危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很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
（二）交际态度封闭
由于受传统自给自足农耕生活的影响，外来工的社会心理向来具有内向、压抑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的交往圈子通常局限于亲缘与地缘的关系网络，非乡土关系难以确立。在本次调查中，89.2%的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只是偶尔交往甚至是从不交往。在回答“如果您同当地人产生了矛盾，通常会采取”这一问题时，列前两位的依次是找同乡好友调解（40%），自己单独解决（38.4%）；而在回答“工作之余，在多数时候，您主要同什么人在一起”（最多选两项）这一问题时，列前两位的依次是同亲友、老乡在一起（63.6%），同其他外来工在一起（16.4%），而排名最末的是同当地人在一起，仅有5.8%。调查还显示，59.2%的被调查者在一年中一次也没有到当地人家中做过客。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范围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
（三）再次职业流动的惰性
同乡聚居导致了非乡土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狭小。同乡聚居只在同身份的群体里交往更为明显，职业地位变化带来的新的交往圈子让习惯同乡聚居的外来工感到不适应。
“我家所在的村子是乡里出名的穷村，村子的孩子一般上到初中就不再读书了。我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学了一年的裁缝，跟着同村的几个女孩子一起到了浙江杭州的一家服装厂。工厂是温州老板开的，老板对工人很苛刻，七八个人住一间几平米的宿舍，平时，每天八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有的姐妹干了多年，老板说翻脸就翻脸的，也不给情面。我干了两年，就换了一个工作，在一家商店里当营业员，工作要轻松一些，工资也要好一些。不过我只干了1个月就不干了。因为发现换工作后，一个同乡都没有，后来就又回到原来的服装厂，感觉虽然辛苦，但都习惯了，重要的是，大家一帮同乡姐妹在一起，也蛮开心。”
一位在服装厂的打工妹告诉我们，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严重超时的，老板也很苛刻。但是因为能和亲友老乡工作生活在一起，所以她也安于现状，中间有一次向上流动，却因为要应对城市中的主流文化，突然面对乡土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而适应不了，最终又退回到原来同乡聚居的工作生活中。
笔者注意到外来工一旦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利益的驱动，他们会勇敢地改变现状。但是在和一些同乡聚居的个案接触当中，我发现同乡聚居的外来工比起散居的外来工而言要更加安于现状一些。当他们认为职业向上流动带来的利益较少或是职业流动需要做出的自身改变比较大时，他们很可能会贪恋同乡聚居的益处，而不愿改变目前聚居的现状。
四、结语
外来工同乡聚居作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性产物，已经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其不同于其他外来工的异质性，本文仅仅是在资料查询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同乡聚居的特征进行了阐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外来工聚居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浙江村:中国外来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社会学研究,1997(1).
[2]周大鸣,周建新.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东南沿海散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8).
[3]周大鸣.社区发展与人文关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6).
[4]吴晓.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与整合研究[J].城市规划,2001.
[5]高国舫.接纳和排斥:外来民工在城市中的困境[J].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