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领域的诸多限制使得新兴的民间投、融资服务越来越无用武之地
　　
　　李晨是广东一家民营企业的战略投资部经理，2004年7月28日，武汉市国资委将武锅集团85％国有股份拿到武汉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从那天开始，李晨就受命准备竞标。
　　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标书准备过程中，李晨将国企改制招标的种种特殊之处尽收眼底。按照武汉市的有关规定，大型国企改制要分成“价格标”和“发展标”两个部分，连中双元的投标人才能胜出。
　　
　　门　槛
　　
　　武汉市国资委官员告诉他，你来投标，我们很欢迎，标书上有一些条件你要看清楚。
　　首先，购买国有股后，三年内不得转让，我们不鼓励风险投资。其次，标书中规定了保留价，低于这个价格，我们不卖。但是，保留价是多少，要等到“开标”前一天晚上才能定出来，所以，你们也不用找人打听了。
　　资产价值评估的确相当费劲，武锅国有产权挂牌交易前，武汉国资委委托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其进行了资产评估，标明了净资产数和每股股价，但国资委声明，这些数据只作参考，最终售价“受供求关系影响”。不允许投标人自行委托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标的企业进行评估。
　　但比起“发展标”来，“价格标” 的这点困难就微不足道了。
　　李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新一代民企出世不过20多年，除了汽车、家电领域积累了一点技术，别的技术基本没有，大型设备制造技术更是一片空白。他们能够为武锅提供的主要是管理优势，但是“发展标”部分明确要求投资者具有本行业的技术更新能力。
　　李晨认为技术正是民营企业最短的一块板，拿这个做门槛，他们只能徘徊门外了。
　　
　　隐　忧
　　
　　“警惕‘国退洋进’”，“外资从‘绿地投资’阶段进入‘并购’阶段!”随着国有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大中型国企改制逐步推开，“狼来了”的喊声不时传出，发出这些警讯的大多是一些有投资咨询公司背景的财经观察人士。
　　颐合财经副总裁王吉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警告人们：“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没有完全垄断化的市场。西方国家就看中了这个资源，用美元来换资源。有人怀疑是不是西方国家在进行有组织的侵占，其实这就如同食物链上的狮子吃斑马一样，是必然的。
　　王吉舟介绍说，即使管理、技术方面都有优势的欧美国家，也“有意识地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他说：“在欧美国家，主管经济的高级官员，包括部长等都是由民间金融巨头、企业主担任的，他们很清楚经济行为中的情况。另外，欧美国家大都有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一类的机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审核，而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机构。”
　　在所有制改革向大中型国企推进的关头，国资委连发三道文件，叫停了小型国企改制中常见的管理层收购(MBO)模式。曾经在管理层收购中呼风唤雨的境内投资顾问公司成了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使他们变得似乎比发改委和国资委更加担心民族工业的命运。
　　然而，他们的不平之音却未必没有道理。假如有一个运行顺畅的投、融资体系，将民营企业跨产业投资的冲动和国企管理层的技术、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完成那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国退民进”，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难　题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大量利用外资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不管是去掠夺殖民地还是外人主动来投资。只是在我们这个曾经沦为半殖民地、饱受欺凌的国家，对外资的负面意义分外警惕。
　　在严肃的经济学家看来，外国投资对民族工业的竞争力究竟起到何种作用，是一个尚待证明的问题。
　　社科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春法认为，境外直接投资(FDI)能否给受资国带来技术进步，迄今为止的研究结论是杂乱无章的，国外的大多数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必然带来技术进步；而国内学者在FDI与技术转移问题上的态度远较国外学者乐观。
　　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江小涓就是一位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她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类型发生变化，大型跨国公司取代港澳小企业成为外资主要来源。外商来源的变化及其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技术引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开始较多地引进了先进技术。同时，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到2003年10月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已超过260户，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引进外资的确刺激了产业结构进步，外资介入最多的产业也是国际竞争力提升最快的产业。
　　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1988年到2002年中国各产业显性比较优势变动状况来看，办公设备与计算机产业竞争力从-0．7提高到0．36；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从-0．39提高到0．39；汽车产业从-0．77提高到-0．06，进步最快的这几个产业恰好是开放程度最高的产业。而飞机航天器产业从-0．69退步到-0．8，恰好是完全没有开放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