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住长春。那时我特别喜欢读课外书,但是日本投降不久,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在文化上一片荒凉,书店里找不到书,学校的“图书室”里也没有几本可读的书。我当时依靠的只有我在寻觅中发现的几家旧书店、旧书摊。
　　 当时称课外书为“闲书”,我同学的父母一般都是不准许自己的孩子读的。我爸爸不同,他从不干涉我读“闲书”。我在北平念三、四年级时对武侠小说着迷了,旧武侠小说《三侠五义》,新武侠小说《琥珀连环》都看。我爸爸却从不干涉我,有时拿起书来看看,笑一笑就放下了。
　　 旧书店里的书很贵。家里有五个孩子,我和妹妹、二弟都在读小学,我的零花钱不多。这时我对武侠小说的兴趣已经淡薄下来,对儿童文学名著和所谓“新文艺”的兴味变得很浓,便想起用我从北平带来的武侠和演义小说拿到旧书店和旧书摊去交换。我的书比儿童读物和“新文艺”更值钱,受到他们的欢迎,那结果是“双赢”的。
　　 不久,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书的招数——
　　在我们学校附近有一条很像集市的小街,我在那里发现了几个论斤出售旧书报的小摊子。那年月缺乏包装纸,一些卖杂物和小食品(如花生米、瓜子)的店铺主要用旧报纸包装零售商品,这些旧书报小摊子也就应运而生。包装用纸以大张的为贵重,最受欢迎的自然是报纸,其次是杂志,末等的是“书本本儿”。但是对于我来说,情况刚好相反:最贵重的是书本。当然,在那些书本里寻到文学作品,尤其是我想要的,近乎沙里淘金,我却耐心十足,不断去那里寻觅。书本都用绳子捆着,只有一侧露出书脊,书脊朝里的更判断不出是什么书。我蹲在那里发掘,很招小贩子嫌恶,他们总是呵叱:“走,走!别处玩儿去!”
　　我小心地回答,我不是“玩儿”,是想找几本书。他们仍不耐烦地说:“不够两斤不卖!”
　　我的办法是掏出钱来给他们看,还摆出阔佬的架势说:“贵一点儿也没关系!”
　　这一招儿很奏效,他们终于肯解开绳子,让我挑选。我选得多时,他们也会上秤去称,价钱比报纸还要高些;书少时他们就用手掂掂,随口说个价儿。不论是哪种情况,这儿的书都比书店便宜得多。除此之外,有许多书是书铺、书摊上根本找不到的。我的大部分儿童读物如《爱的教育》《闵豪生奇游记》《稻草人》《两林的故事》《秃秃大王》《寄小读者》《鲁滨逊漂流记》《木偶游海记》《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等,都是这样买来的。
　　 见我的书越来越多,堆放得到处都是,爸爸就匀出他的一个小书柜给我。我把这些书分类登记,登记好了把书按照次序摆进去,忽然想办个图书馆了。本来就有同学向我借书,现在,我要把我的藏书向所有的人公开。我这个图书馆小而又小,所以我叫它“小小图书馆”。我在劈柴堆里挑选了一个合适的木头块儿,自己刻了一个阳文的图章,笔画很宽,因为笔画之间只有一条细缝。这样容易刻,又很“艺术”。
　　 书都一本一本盖上个红色的图章,真的很像样子!
　　 我的“读者规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借了一定要归还;一条是不准涂抹和损坏图书。
　　 班上的同学借书很踊跃。他们有些是找我玩儿的时候顺便借书,通常是他们写个条子交给我,我次日上学时把书带去。
　　我上面提到的“零花钱”,其中大部分是我的午饭钱。我的二弟两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走路要拄双拐。他上学是我背着他往返的,因此我们俩不能像一般同学那样回家吃中饭,而是在那条小街上买些“煎饼卷果子(当地称油条)”之类充当午餐。我常常是仅买一份给二弟送到他班上,自己则偷偷饿着肚子。但是我寻摸的一本好书,要比“煎饼卷果子”可爱十倍、百倍,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苦。
　　爸爸有时开玩笑地叫我“孙馆长”,并不知道我是个饿出来的馆长。
　　
　　孙幼军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出版童话《小布头奇遇记》《怪老头儿》《小猪唏哩呼噜》等作品。曾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提名和IBBY荣誉作品证书及国内多种奖项。
　　责任编辑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