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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摄影》主编高琴从北京到滇西北跑了一趟，在昆明与影友们进行了一次座谈。大家希望了解摄影界更多的信息，知道摄影之路今后怎么走。高主编说：这也是摄影人普遍关注的话题，云南的朋友们能针对这一问题探讨一下，也许对广大的摄影者不无启迪。她把这个话题留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由云南影友自斟自饮的红星茶座。
每一位发烧到一定程度的影友，都常常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拍？拍什么？通过这次座谈希望朋友们能够共同思考，付诸行动。
参加座谈会的有：徐晋燕：云南省新闻图片社主任记者，大家都叫他“东瓜”，一本《云南故事》让我们见识了他以文化人的眼光关注人的命运的功力；邓启耀：《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主编、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一位始终关心着云南摄影界情况的学者；欧燕生：云南民族出版社副编审，他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云南纪实——欧燕生田野考察摄影专题》画册；刘建华：云南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东陆时报》主任记者，一个从业余爱好者转入专业队伍的实干家；陈安定：从农垦系统宣传部下海的职业摄影师；耿云生：昆明承华商场经理、自由摄影师，今天也带来了他近几年一直关注的拆迁问题的照片；小强：香港自由撰稿人，徐晋燕的朋友；任琴：云南日报《大观周刊》主任记者，今天兼做添茶倒水及录音整理等事。
耿：我们云南有丰富的摄影资源，人文的、自然的；云南有那么多搞摄影的人，恰恰搞出成绩的人不多。历届国家级的影展影赛中，没有几个获大奖的。
邓：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一是散漫。我不是指风格上的散漫，而是个体的散漫，各整各的，东西也不拿出来，连云南人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成系统的推出来呢。比如象老耿就好好做一下拆迁这个问题，可以拍出很有震憾力的作品。各人都有自己的长项，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应该抓住我们自己的长项，不要跟任何人比，哪怕周围的人也没有必要，甚至还要保持一些距离。在关系上可以是很好的，但在风格上一定要有距离，发挥自己最独特的优势；除了形式上的，还有题材上的。有几种题材，一种是事迹性的，比如拍妓女，大家关心的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题材，是社会热点问题。这是一种做法，如果碰到也不妨做，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人从日常当中找到题材，这才能见出功底来。那些大家都已经见惯的，比如陈锦拍茶馆，也许很多人认为不值得一拍，但他拍的恰恰就是这些，拍出味道来了。所以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发现自己的位置，自己擅长什么，并且把它走到极致。
徐：摄影就是摄影，在云南搞摄影要走出沙龙，走出风情，特别是走出节祭，大家把摄影搞纯粹。
欧：我特别赞同走出节祭，搞了这么多年，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去年春节我到文山峰岩洞拍片子。当初的想法是猎奇的，只是想从这方面去做，但是到那儿一看完全是两回事。我被住在大山洞里五十七户人家的那种精神感动了，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能生存，从很小的孩子到老人，一天到晚拼命地干活。我就问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他们回答得很简单，就是要早早走出这个洞，只有拼命地干活……面对那种状况，我当时的想法就改变了，在拍的时候，主要是注重体现一种精神的东西。我拍了将近二十年，走了很多路，想当年我们为了拍梅里雪山，等着看看那座山峰，在山脚下的一个气象站等了三天，就睡在一条木凳上。诸如此类的事前些年很多，现在回过头来搞报道摄影，从纪实摄影走，就觉得非常感兴趣，越搞越有味道。最近我经常在想，这些题目如何做，该怎么切入、怎么表现。这是我目前比较伤脑筋的一个问题。
任：老欧这几年的情况很说明问题。他原来仅仅是拍民俗，拍节日。他这几年转到了用专题摄影的眼光去关注民俗，我觉得这是一种质的改变，也许提得没有这么高，但是这起码说明他的眼光和观念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去关注人的命运，这一点很重要。你的这本画册里的八个专题，有马帮、丽江石头城、白族接本主、彝族祭火等等，看这样的书我觉得比起一张张零散片子来得深入，信息量也要大得多。
徐：我觉得摄影就是对人的命运的观照，摄影是真实纪录人的状态和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形象语言上是很难表达的，你用摄影把这种手段做纯粹，你就真正观照到人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也就不是节祭不是民俗，不是什么，就是人了，我觉得这就是做得很纯粹了。
陈：东瓜讲得很好。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看书，也在思考。我们知道摄影是从外面来的，外国很多摄影家做得很好，关注人性，关注人文的东西。那么怎么关注，要找到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去照搬人家的，这个很难，但还是要做。看了老耿的片子，他把有关拆迁的整个过程，老百姓的各种心态，各种反应记录下来。看准一个什么东西，就去拍，深入地去拍，非常好。回过头去看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路，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好多片子现在看都是“粪草”。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训，这和眼光与见识的局限有关。
邓：就说搞纪实摄影，刚才我问老耿，拍拆迁，有没有一些采访。不仅是拍，如果有很多故事，摧人泪下的故事，那么，这就可以揉在一起了，要是没有这些细节的东西，你拍得再好也是空的。但是如果抓住了拆迁老房子时，有一个总的情况，然后再深入到细节，就是纪实摄影所深入表现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走沙龙的路，沙龙走到极致，也行。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否定沙龙，就是因为它已经走滥了，没有人出新，如果哪个人拍出的东西能使人眼睛一亮，这也就是成功的地方。
刘：有一次我和吴家林说起历史上两个拍云南的外国人，吴家林总说罗克高于方苏雅，我倒不同意这种看法，影像上是这样，但从记录历史的角度，我觉得罗克的照片是摄影式的，而方苏雅不仅仅从摄影爱好者的角度，他兼有政治家、外交官、旅游者、人文学者的眼光，尽管他的技术技巧不如罗克，但他的照片信息量似乎更丰富。
徐：转过来考虑摄影是什么，罗克和方苏雅都拍，从技术上看罗克拍的肯定比方苏雅好，但是方苏雅的片子给人的印象更深，这就是我老要说的根本属性，摄影倒底是个什么东西，弄清楚就好办。
邓：那天我看伍跃明的画册，我觉得他是很想把握一种东西。
陈：小伍死早了。他想表现人文的东西。
刘：他的意识是超前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英年早逝。他已经有这种苗头了，遗憾的是没有能够走下去。
小：我觉得中国的摄影人都挺难的，所以也不要去批评谁，伤害到别人的生存空间，应该包容一些，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对大家也许会有一些启发。云南的摄影人，所谓走出云南并不是说要到其他地方去拍片子，而是要把你的眼界看宽一些，才能更进一步地发展，就象陈刚才说的，他不停地看书，其实看书就是从书中获得启发，知道应走哪条路才是最正确的，它并不一定是很有名的人拍出来的，但他做到了极致，能打动我们，我们就说它是好的作品。
徐：我把摄影看作它应该不只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工具，当然它很接近社会学，摄影不是社会学的一种手段，因为它终归还是摄影。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某一个具体的什么，其实相对就容易了。比如说我真正要搞沙龙，就变得很简单了。摄影它本来是一种形象的东西，但是你怎么能把它从最普通的生活状态提炼出来。你面对的是真正的人，普通人，不是西藏人，也不是云南人。
邓：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你谈的是摄影艺术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摄影艺术，而不是人类学摄影，或者说是社会学摄影。
我就是最怕把什么东西规范起来……
邓：其实不是规范，而是要找到更多的路子。
徐：我觉得我没有离开主题，怎么认识云南，认识摄影……其实这么多年我拍的东西已经是比较靠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了。我想除了把握云南，最终还是要把握摄影。
邓：摄影搞人类学也罢，社会学也罢，什么都可以，但是东瓜很担心摄影会成为一种附庸，哪种都不对，摄影应该成为主角，成为摄影本身，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他更多的是从艺术语言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根本的，无论艺术语言也罢，形式也罢，都是很必要的，如果要真正找到自己的路子，也许相对要突出一些技法本身。
任：我想是要克服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心理。盲目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追，丧失自我的追风。梯田也好，婚俗也好，一个梅里雪山，一百年后你去拍，只要没有大的地质上的毁坏，它还是那样，拍来拍去，不过光影可能有一些变化；除了盲目性之外，急功近利的思想做怪也是需要尽快克服的。比如说你认识到了的东西，你是不是扎扎实实的去做了，而很多人恰恰没有，所以急功近利的思想在摄影圈里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
邓：有时候看看你们这些搞摄影的，我们都好笑。
徐：三百台相机对着一对新人。
刘：我看到这种状况就会感叹，摄影真是前仆后继，多少老面孔不见了，新人辈出；同时我又感叹，没有人出来组织活动，摄影似乎没有东西可拍了，很多身边正在变化的，即将消亡的东西，却没有人关注，大多灵敏人都是非常茫然的。
任：其实这也是资源最大的流失和浪费。
邓：大家都去赶热闹了，就没有哪一个人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扎下根子做。我觉得摄影有一个要命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它必须要拍真实的东西。
我们要认识到，拿着相机，作为历史的形象记载者，记录人的生存状态，我们该去表现什么。
徐：启耀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说他的《民族符号》这本书，他说服装是个民族符号，这些内容都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其实都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他已经不是具体说服装或者是什么别的，大家都想了解其它人如何过，要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加以关注。
任：社会对摄影人的认可，有几个渠道，有出影集办影展走市场还有发稿等等，但是并不是这样你就被社会认可了，可能你仅仅是被摄影界认可了。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摄影者的责任和职业道德，这是很重要的，不能排除的。
耿：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过一句话：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我觉得很经典。
陈：云南有不少搞摄影的人，但不善于包装和推出自己，常常是不做还看不起别人做。我在中甸遇到好几个人扛着4×5的大机器，风餐露宿守在那里拍，我们的片子有市场。我们很多人十年磨一剑，往往耽误了机会，其实有书出来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促进。
徐：我看是摄影家把摄影的包袱背得太重，生怕自己不“摄影”了，还有一个词，叫作生怕自己不深刻了，深刻就是一种严肃，其实没有那么严肃。我拍什么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就是我只要做纯粹了，就行了。
我就喜欢把这些东西分析透，而不是泛泛的讲沙龙摄影、纪实摄影，我老是要讲认识摄影的根本属性，就是记录、真实、瞬间这三点。所以说摄影家就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把对象记录下来，认准为谁服务，就得了，删繁就简，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你拍得好。
邓：刚才说到的一种很不好的心态，就是乡间民族心态，所以我同意那个观点，就是走出去，眼光走出去，放在更大的范围，再反过来看自己，才会知道某个事情在世界上是个什么位置。
耿：云南真正喜欢搞摄影的有很大一批人，但是应该做什么，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而且很多人还缺乏一种精神。
任：我觉得人的观念，接受新的信息很重要，受到启发，然后思考，感受以后再去拍。
邓：我补充一句，刚才说的纯粹，比如说你是搞纪实摄影，它的要求是什么，有什么与别的体裁不一样的，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你的眼光和把握能力，同样一个东西你能各个方面都拍到，是一个很立体很实在的，不是盲人摸象只摸到一只脚，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养，也可能真是只摸到一只脚。
徐：你愿意做一种很纯粹的摄影，只是摄影界认可的，那么你就走这条路，你愿意做一种大众的，也好，那么你可以去关注人、生态、科普或者人类学，就是沙龙照片，起码也可以陶冶一下性情，提高大家的情操，至少装饰一下客厅，也有它的作用。
……
七嘴八舌，意犹未尽，已经深夜12点了仍挡不住大家谈话的热情。对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在座的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谈开，既坦诚又有实质内容的交流使每一个人都获益匪浅；大家都认为，没有人可以说明白路该怎么走，更没有必要规范大家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但是只要你认真执着地去做了，那么，路就在脚下！
每一位发烧到一定程度的影友，都常常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拍？拍什么？通过这次座谈希望朋友们能够共同思考，付诸行动。
参加座谈会的有：徐晋燕：云南省新闻图片社主任记者，大家都叫他“东瓜”，一本《云南故事》让我们见识了他以文化人的眼光关注人的命运的功力；邓启耀：《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主编、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一位始终关心着云南摄影界情况的学者；欧燕生：云南民族出版社副编审，他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云南纪实——欧燕生田野考察摄影专题》画册；刘建华：云南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东陆时报》主任记者，一个从业余爱好者转入专业队伍的实干家；陈安定：从农垦系统宣传部下海的职业摄影师；耿云生：昆明承华商场经理、自由摄影师，今天也带来了他近几年一直关注的拆迁问题的照片；小强：香港自由撰稿人，徐晋燕的朋友；任琴：云南日报《大观周刊》主任记者，今天兼做添茶倒水及录音整理等事。
耿：我们云南有丰富的摄影资源，人文的、自然的；云南有那么多搞摄影的人，恰恰搞出成绩的人不多。历届国家级的影展影赛中，没有几个获大奖的。
邓：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一是散漫。我不是指风格上的散漫，而是个体的散漫，各整各的，东西也不拿出来，连云南人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成系统的推出来呢。比如象老耿就好好做一下拆迁这个问题，可以拍出很有震憾力的作品。各人都有自己的长项，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应该抓住我们自己的长项，不要跟任何人比，哪怕周围的人也没有必要，甚至还要保持一些距离。在关系上可以是很好的，但在风格上一定要有距离，发挥自己最独特的优势；除了形式上的，还有题材上的。有几种题材，一种是事迹性的，比如拍妓女，大家关心的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题材，是社会热点问题。这是一种做法，如果碰到也不妨做，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人从日常当中找到题材，这才能见出功底来。那些大家都已经见惯的，比如陈锦拍茶馆，也许很多人认为不值得一拍，但他拍的恰恰就是这些，拍出味道来了。所以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发现自己的位置，自己擅长什么，并且把它走到极致。
徐：摄影就是摄影，在云南搞摄影要走出沙龙，走出风情，特别是走出节祭，大家把摄影搞纯粹。
欧：我特别赞同走出节祭，搞了这么多年，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去年春节我到文山峰岩洞拍片子。当初的想法是猎奇的，只是想从这方面去做，但是到那儿一看完全是两回事。我被住在大山洞里五十七户人家的那种精神感动了，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能生存，从很小的孩子到老人，一天到晚拼命地干活。我就问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他们回答得很简单，就是要早早走出这个洞，只有拼命地干活……面对那种状况，我当时的想法就改变了，在拍的时候，主要是注重体现一种精神的东西。我拍了将近二十年，走了很多路，想当年我们为了拍梅里雪山，等着看看那座山峰，在山脚下的一个气象站等了三天，就睡在一条木凳上。诸如此类的事前些年很多，现在回过头来搞报道摄影，从纪实摄影走，就觉得非常感兴趣，越搞越有味道。最近我经常在想，这些题目如何做，该怎么切入、怎么表现。这是我目前比较伤脑筋的一个问题。
任：老欧这几年的情况很说明问题。他原来仅仅是拍民俗，拍节日。他这几年转到了用专题摄影的眼光去关注民俗，我觉得这是一种质的改变，也许提得没有这么高，但是这起码说明他的眼光和观念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去关注人的命运，这一点很重要。你的这本画册里的八个专题，有马帮、丽江石头城、白族接本主、彝族祭火等等，看这样的书我觉得比起一张张零散片子来得深入，信息量也要大得多。
徐：我觉得摄影就是对人的命运的观照，摄影是真实纪录人的状态和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的一种手段，所以在形象语言上是很难表达的，你用摄影把这种手段做纯粹，你就真正观照到人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也就不是节祭不是民俗，不是什么，就是人了，我觉得这就是做得很纯粹了。
陈：东瓜讲得很好。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看书，也在思考。我们知道摄影是从外面来的，外国很多摄影家做得很好，关注人性，关注人文的东西。那么怎么关注，要找到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去照搬人家的，这个很难，但还是要做。看了老耿的片子，他把有关拆迁的整个过程，老百姓的各种心态，各种反应记录下来。看准一个什么东西，就去拍，深入地去拍，非常好。回过头去看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路，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好多片子现在看都是“粪草”。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训，这和眼光与见识的局限有关。
邓：就说搞纪实摄影，刚才我问老耿，拍拆迁，有没有一些采访。不仅是拍，如果有很多故事，摧人泪下的故事，那么，这就可以揉在一起了，要是没有这些细节的东西，你拍得再好也是空的。但是如果抓住了拆迁老房子时，有一个总的情况，然后再深入到细节，就是纪实摄影所深入表现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走沙龙的路，沙龙走到极致，也行。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否定沙龙，就是因为它已经走滥了，没有人出新，如果哪个人拍出的东西能使人眼睛一亮，这也就是成功的地方。
刘：有一次我和吴家林说起历史上两个拍云南的外国人，吴家林总说罗克高于方苏雅，我倒不同意这种看法，影像上是这样，但从记录历史的角度，我觉得罗克的照片是摄影式的，而方苏雅不仅仅从摄影爱好者的角度，他兼有政治家、外交官、旅游者、人文学者的眼光，尽管他的技术技巧不如罗克，但他的照片信息量似乎更丰富。
徐：转过来考虑摄影是什么，罗克和方苏雅都拍，从技术上看罗克拍的肯定比方苏雅好，但是方苏雅的片子给人的印象更深，这就是我老要说的根本属性，摄影倒底是个什么东西，弄清楚就好办。
邓：那天我看伍跃明的画册，我觉得他是很想把握一种东西。
陈：小伍死早了。他想表现人文的东西。
刘：他的意识是超前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英年早逝。他已经有这种苗头了，遗憾的是没有能够走下去。
小：我觉得中国的摄影人都挺难的，所以也不要去批评谁，伤害到别人的生存空间，应该包容一些，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对大家也许会有一些启发。云南的摄影人，所谓走出云南并不是说要到其他地方去拍片子，而是要把你的眼界看宽一些，才能更进一步地发展，就象陈刚才说的，他不停地看书，其实看书就是从书中获得启发，知道应走哪条路才是最正确的，它并不一定是很有名的人拍出来的，但他做到了极致，能打动我们，我们就说它是好的作品。
徐：我把摄影看作它应该不只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工具，当然它很接近社会学，摄影不是社会学的一种手段，因为它终归还是摄影。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某一个具体的什么，其实相对就容易了。比如说我真正要搞沙龙，就变得很简单了。摄影它本来是一种形象的东西，但是你怎么能把它从最普通的生活状态提炼出来。你面对的是真正的人，普通人，不是西藏人，也不是云南人。
邓：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你谈的是摄影艺术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摄影艺术，而不是人类学摄影，或者说是社会学摄影。
我就是最怕把什么东西规范起来……
邓：其实不是规范，而是要找到更多的路子。
徐：我觉得我没有离开主题，怎么认识云南，认识摄影……其实这么多年我拍的东西已经是比较靠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了。我想除了把握云南，最终还是要把握摄影。
邓：摄影搞人类学也罢，社会学也罢，什么都可以，但是东瓜很担心摄影会成为一种附庸，哪种都不对，摄影应该成为主角，成为摄影本身，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他更多的是从艺术语言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根本的，无论艺术语言也罢，形式也罢，都是很必要的，如果要真正找到自己的路子，也许相对要突出一些技法本身。
任：我想是要克服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心理。盲目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追，丧失自我的追风。梯田也好，婚俗也好，一个梅里雪山，一百年后你去拍，只要没有大的地质上的毁坏，它还是那样，拍来拍去，不过光影可能有一些变化；除了盲目性之外，急功近利的思想做怪也是需要尽快克服的。比如说你认识到了的东西，你是不是扎扎实实的去做了，而很多人恰恰没有，所以急功近利的思想在摄影圈里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
邓：有时候看看你们这些搞摄影的，我们都好笑。
徐：三百台相机对着一对新人。
刘：我看到这种状况就会感叹，摄影真是前仆后继，多少老面孔不见了，新人辈出；同时我又感叹，没有人出来组织活动，摄影似乎没有东西可拍了，很多身边正在变化的，即将消亡的东西，却没有人关注，大多灵敏人都是非常茫然的。
任：其实这也是资源最大的流失和浪费。
邓：大家都去赶热闹了，就没有哪一个人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扎下根子做。我觉得摄影有一个要命的优点也是缺点，就是它必须要拍真实的东西。
我们要认识到，拿着相机，作为历史的形象记载者，记录人的生存状态，我们该去表现什么。
徐：启耀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说他的《民族符号》这本书，他说服装是个民族符号，这些内容都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其实都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他已经不是具体说服装或者是什么别的，大家都想了解其它人如何过，要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加以关注。
任：社会对摄影人的认可，有几个渠道，有出影集办影展走市场还有发稿等等，但是并不是这样你就被社会认可了，可能你仅仅是被摄影界认可了。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摄影者的责任和职业道德，这是很重要的，不能排除的。
耿：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过一句话：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我觉得很经典。
陈：云南有不少搞摄影的人，但不善于包装和推出自己，常常是不做还看不起别人做。我在中甸遇到好几个人扛着4×5的大机器，风餐露宿守在那里拍，我们的片子有市场。我们很多人十年磨一剑，往往耽误了机会，其实有书出来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促进。
徐：我看是摄影家把摄影的包袱背得太重，生怕自己不“摄影”了，还有一个词，叫作生怕自己不深刻了，深刻就是一种严肃，其实没有那么严肃。我拍什么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就是我只要做纯粹了，就行了。
我就喜欢把这些东西分析透，而不是泛泛的讲沙龙摄影、纪实摄影，我老是要讲认识摄影的根本属性，就是记录、真实、瞬间这三点。所以说摄影家就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把对象记录下来，认准为谁服务，就得了，删繁就简，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你拍得好。
邓：刚才说到的一种很不好的心态，就是乡间民族心态，所以我同意那个观点，就是走出去，眼光走出去，放在更大的范围，再反过来看自己，才会知道某个事情在世界上是个什么位置。
耿：云南真正喜欢搞摄影的有很大一批人，但是应该做什么，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而且很多人还缺乏一种精神。
任：我觉得人的观念，接受新的信息很重要，受到启发，然后思考，感受以后再去拍。
邓：我补充一句，刚才说的纯粹，比如说你是搞纪实摄影，它的要求是什么，有什么与别的体裁不一样的，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你的眼光和把握能力，同样一个东西你能各个方面都拍到，是一个很立体很实在的，不是盲人摸象只摸到一只脚，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养，也可能真是只摸到一只脚。
徐：你愿意做一种很纯粹的摄影，只是摄影界认可的，那么你就走这条路，你愿意做一种大众的，也好，那么你可以去关注人、生态、科普或者人类学，就是沙龙照片，起码也可以陶冶一下性情，提高大家的情操，至少装饰一下客厅，也有它的作用。
……
七嘴八舌，意犹未尽，已经深夜12点了仍挡不住大家谈话的热情。对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在座的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谈开，既坦诚又有实质内容的交流使每一个人都获益匪浅；大家都认为，没有人可以说明白路该怎么走，更没有必要规范大家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但是只要你认真执着地去做了，那么，路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