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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任内的经济不振在房价低迷之后,碰到了次贷的礁石,整个美国经济面临着全面衰退的危险。这场由金融市场引发的危机，不亚于一九二九年的那次大衰退，正在深化演变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威胁。全球化的世界犹如一台动力机车，美国一直充当着引擎的角色，尽管像欧盟、日本、中国、印度这样的大规模经济体，目前也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一旦美国经济严重衰退，难免牵累到各国。
美国，尚能饭否？
讨论全球化的利弊已经是过时话题了，没有人能够把已经高度全球化了的世界拉回原来相对封闭的状态。如果说，美国硅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中国的一场暴风雪，这可能有些夸张，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仍对美国经济有很高的依赖度，但次级贷危机本身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经过资本证券化，次贷的损失由商业银行等放贷机构扩展到了包括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和瑞银集团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巨头，甚至从事住房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也被拉下了水。二○○六年美联储数据显示，华尔街投资银行已经控制了60％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市场。美国金融界的这场大震荡，正在摧毁投资者的信心，吞噬着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迫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可能进而推动利率的上升、信贷条件收紧，使部分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也会通过财富效应抑制消费者的支出，拖动实体经济下行。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受次贷危机牵连，预计杠杆投资者的放贷额度可能缩水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非金融行业债务总额的7%，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德国年初调低了今年GDP增长预期。德国担心“金融市场危机可能挫伤美国需求”。这也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各国的担忧。这就是实体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真实写照，大腹便便的美国一直是巨大的净进口国，其强大消费能力形成了世界性的需求动力，从而使许多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受益。如今，次级贷是否会伤了巨人的胃口呢？
美丽而可怕的金融全球化
美国次级贷对虚拟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金融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能够预见的是，凡涉足美国次级贷投资的国家在中短期内都会恶化其资产负债表，程度越深，损失越大。而次级贷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波动，将带来的经济冲击还无法准确评估。
金融全球化指的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企业的跨国服务。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几年国际热钱汹涌进入国内，疯狂炒作股市和房地产，联想到美国对中国不断施压要求向外资金融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再往不远的过去看，一九九七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尽管中国（包括香港地区）成功地顶住了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而幸免于难，那场危机险些引起全球经济衰退，给韩国、东南亚各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灾难也更加提高了各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开放的警惕。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如金融全球化是通向富裕的必经之路，金融抑制将束缚经济发展，这个观点不得不接受最挑剔的检验和考问。如果这一命题正确，那么，我们也许不得不去触碰金融全球化这位像希腊神话中美丽而危险的妖女海伦。
金融国际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操作不当引起的损失是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贫穷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途径是提供正确和适当的激励，使资本流向其可以发挥最佳效用的领域。
如何引导资本进行高效配置，答案非常明显：发展能够高效配置资本的制度。最基本的是产权保护制度，还有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制度。再往下演绎，必然会得出需要一个独立、公平和公正的法制系统来维护产权制度。在谈及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时，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米什金很有洞察力地指出两点：一是制度通常是内生的，不能简单地在发展中国家套用发达国家现成的制度体系；二是发展中的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往往正是阻挠制度完善的反对力量（《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弗里德里克·米什金著，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版）。这无疑在说，达到这样的基本条件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难度也是不同的。以中国为例，二○○七年才通过了《物权法》，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金融体系效率更是偏低，而法制系统更未能做到独立，在维护产权方面有太多的事例证明法律保护力量的薄弱。
信息不对称难题与金融危机触发点
中国建立能够适合开展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不会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可能是在国内法制完善以及金融运营和监管更为有效时的话题。而金融体系在资本市场不健全和极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效率必然是相当低下的。这些“基本的”条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相当高的要求。
在金融体系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资本配置变得困难。解决信息不对称不仅仅是靠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实际上，还未发现很好的解决方法。从资金来源上看，银行一直是占到资本配置总量的七八成，目前主要的解决方法是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控制，以及对银行进行的监管。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仍不能完全避免对银行监管的漏洞，更何况是对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实行监管，更是一项复杂得甚至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
审慎往往是比监管更有效的操作，比如严格限制一般商业机构进入金融领域，让政府从金融行业退出等，让自由新闻披露成为独立的监督途径等，而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的金融混业趋势，必然使得对于金融中介的监控变得异常困难。
金融危机是在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信息不对称会加剧，直到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和崩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产生于经济景气时期。对于中国，这确实是警世之言。通过对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国金融危机案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危机：一是金融全球化的安排不当，二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因素。
发展中国家中没有财政赤字的情况是相当少的，这就使得对于金融自由化或全球化要采取更慎重的态度，看三步走一步，不可盲目躁进。财政赤字在开放的金融环境里很容易引发外汇危机，造成有密切经贸联系的国家间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恶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经济活动下降，导致银行业危机，使得更大范围的危机在相关国家间发生恶性传染性传播，引发地区或全球性经济危机。
简单地说，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出现的问题很容易通过金融全球化被放大，一旦出现问题，就像脱缰野马很难控制。对金融体系实行完善的审慎监管，以及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对金融全球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中国何时应该踏上金融全球化的快车？
目前来说，答案只能是等待时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驾驭金融全球化这匹烈马。我们可以看到，完善产权制度、健全法律制度、减少腐败、增加新闻自由度、提高金融信息的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政府不得干预信贷等方面，还有太多的功课要做，哪一条都不是只靠动动口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有众多的消费者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我们并不惧怕实体经济全球化会造成致命的创伤，比如，在初级产品和资源领域，中国也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从而引领着全球传统行业的复苏，正在成为分担美、欧、日全球经济责任的新动力引擎。但是，对于金融全球化，不能轻视其复杂性、艰巨性和严峻性，虚拟经济存在问题时的蔓延速度不是以月、季、年来计时的，在数日之内就可能引起全球性市场恐慌，彻底摧毁市场的信心，人群的恐慌形成的摧枯拉朽的冲击力会造成更大的羊群效应，使体质脆弱的经济体毁于一旦。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永远回避金融全球化，事实上也逃避不掉，而应该审慎地奠定坚实的改革基础，稳步推进开放，在确保我们能够驾驭金融全球化风险时，才能迈出关键的一步。
美国，尚能饭否？
讨论全球化的利弊已经是过时话题了，没有人能够把已经高度全球化了的世界拉回原来相对封闭的状态。如果说，美国硅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中国的一场暴风雪，这可能有些夸张，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仍对美国经济有很高的依赖度，但次级贷危机本身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经过资本证券化，次贷的损失由商业银行等放贷机构扩展到了包括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和瑞银集团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巨头，甚至从事住房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也被拉下了水。二○○六年美联储数据显示，华尔街投资银行已经控制了60％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市场。美国金融界的这场大震荡，正在摧毁投资者的信心，吞噬着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迫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可能进而推动利率的上升、信贷条件收紧，使部分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也会通过财富效应抑制消费者的支出，拖动实体经济下行。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受次贷危机牵连，预计杠杆投资者的放贷额度可能缩水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非金融行业债务总额的7%，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德国年初调低了今年GDP增长预期。德国担心“金融市场危机可能挫伤美国需求”。这也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各国的担忧。这就是实体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真实写照，大腹便便的美国一直是巨大的净进口国，其强大消费能力形成了世界性的需求动力，从而使许多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受益。如今，次级贷是否会伤了巨人的胃口呢？
美丽而可怕的金融全球化
美国次级贷对虚拟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金融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能够预见的是，凡涉足美国次级贷投资的国家在中短期内都会恶化其资产负债表，程度越深，损失越大。而次级贷危机造成的流动性波动，将带来的经济冲击还无法准确评估。
金融全球化指的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企业的跨国服务。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几年国际热钱汹涌进入国内，疯狂炒作股市和房地产，联想到美国对中国不断施压要求向外资金融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再往不远的过去看，一九九七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尽管中国（包括香港地区）成功地顶住了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而幸免于难，那场危机险些引起全球经济衰退，给韩国、东南亚各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灾难也更加提高了各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开放的警惕。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如金融全球化是通向富裕的必经之路，金融抑制将束缚经济发展，这个观点不得不接受最挑剔的检验和考问。如果这一命题正确，那么，我们也许不得不去触碰金融全球化这位像希腊神话中美丽而危险的妖女海伦。
金融国际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操作不当引起的损失是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贫穷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途径是提供正确和适当的激励，使资本流向其可以发挥最佳效用的领域。
如何引导资本进行高效配置，答案非常明显：发展能够高效配置资本的制度。最基本的是产权保护制度，还有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制度。再往下演绎，必然会得出需要一个独立、公平和公正的法制系统来维护产权制度。在谈及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时，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米什金很有洞察力地指出两点：一是制度通常是内生的，不能简单地在发展中国家套用发达国家现成的制度体系；二是发展中的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往往正是阻挠制度完善的反对力量（《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弗里德里克·米什金著，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版）。这无疑在说，达到这样的基本条件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难度也是不同的。以中国为例，二○○七年才通过了《物权法》，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金融体系效率更是偏低，而法制系统更未能做到独立，在维护产权方面有太多的事例证明法律保护力量的薄弱。
信息不对称难题与金融危机触发点
中国建立能够适合开展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不会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可能是在国内法制完善以及金融运营和监管更为有效时的话题。而金融体系在资本市场不健全和极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效率必然是相当低下的。这些“基本的”条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相当高的要求。
在金融体系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资本配置变得困难。解决信息不对称不仅仅是靠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实际上，还未发现很好的解决方法。从资金来源上看，银行一直是占到资本配置总量的七八成，目前主要的解决方法是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控制，以及对银行进行的监管。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仍不能完全避免对银行监管的漏洞，更何况是对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实行监管，更是一项复杂得甚至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
审慎往往是比监管更有效的操作，比如严格限制一般商业机构进入金融领域，让政府从金融行业退出等，让自由新闻披露成为独立的监督途径等，而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的金融混业趋势，必然使得对于金融中介的监控变得异常困难。
金融危机是在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信息不对称会加剧，直到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和崩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产生于经济景气时期。对于中国，这确实是警世之言。通过对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国金融危机案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危机：一是金融全球化的安排不当，二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因素。
发展中国家中没有财政赤字的情况是相当少的，这就使得对于金融自由化或全球化要采取更慎重的态度，看三步走一步，不可盲目躁进。财政赤字在开放的金融环境里很容易引发外汇危机，造成有密切经贸联系的国家间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恶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经济活动下降，导致银行业危机，使得更大范围的危机在相关国家间发生恶性传染性传播，引发地区或全球性经济危机。
简单地说，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出现的问题很容易通过金融全球化被放大，一旦出现问题，就像脱缰野马很难控制。对金融体系实行完善的审慎监管，以及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对金融全球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中国何时应该踏上金融全球化的快车？
目前来说，答案只能是等待时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驾驭金融全球化这匹烈马。我们可以看到，完善产权制度、健全法律制度、减少腐败、增加新闻自由度、提高金融信息的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政府不得干预信贷等方面，还有太多的功课要做，哪一条都不是只靠动动口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有众多的消费者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我们并不惧怕实体经济全球化会造成致命的创伤，比如，在初级产品和资源领域，中国也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从而引领着全球传统行业的复苏，正在成为分担美、欧、日全球经济责任的新动力引擎。但是，对于金融全球化，不能轻视其复杂性、艰巨性和严峻性，虚拟经济存在问题时的蔓延速度不是以月、季、年来计时的，在数日之内就可能引起全球性市场恐慌，彻底摧毁市场的信心，人群的恐慌形成的摧枯拉朽的冲击力会造成更大的羊群效应，使体质脆弱的经济体毁于一旦。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永远回避金融全球化，事实上也逃避不掉，而应该审慎地奠定坚实的改革基础，稳步推进开放，在确保我们能够驾驭金融全球化风险时，才能迈出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