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中书透视
　　
　　对于房中书，国内的学术界向来讳莫如深，只是在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译本出版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一些属于古代养生学的文本。然而，也许正是因为高罗佩对房中书给予了比较温和的评价，原来一直被打入冷宫的此类文本一时间变得神奇起来，于是各种带有注释和评析的普及读本相继涌入书市，其中有很多评介房中书的言论都令人感到牵强附会，实属溢美。
　　因此，对房中书，有必要认真说说。
　　大约在房中书产生的汉魏时代或稍后，印度和罗马也出现了性质相似的性爱手册，其中最有影响者首推流传至今的《性典》(Kamasutra)和《爱经》(ArsAmatoria)。只要对比一下这两种书与房中书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两种域外的性爱手册显然喜欢把“性”与“爱”联系起来谈论，其中不乏对性体验的微妙描绘和对情欲的深刻理解。房中书的内容则更局限于床上发生的事情，它列举了大量可操作的经验之谈，却几无片言只语道及心理感受和情绪性的东西。它确实可谓名副其实的房中书。《性典》和《爱经》几乎涉及到男女关系的各个方面，作者往往以教训的口吻向读者散布一种享乐主义的情爱观。相比之下，房中书却具有浓厚的医学色彩，它所传授的性技巧严格地服务于养生的目的，其中的告诫无不关系到身体健康，乃至性命安危的大事。房中书所关注的性关系范围基本上限定在夫妇的闺房生活之内，因而其中所讨论的任何性实践都不存在触犯一夫多妻制的道德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它对肉体持一种非道德化的生物学态度，性活动不是被理解为与心理和精神等因素相关的人性体验，而是被描绘为在阴阳相感之下排泄精液或吸收精气的过程。它的宗旨和它规定的性教条都深深植根于中医的养生学。
　　中医的养生学有两个要点，一曰保养，二曰补养。保养的原则要求保存体内的元气，尽量减少对它的消耗。一个善于保养身体的人总是坚持节制嗜欲，处处避免超过限度的活动。对于精力的任何消耗，他都坚持节省的原则，有时吝啬到连一口唾沫都舍不得随便吐掉，甚至话说得太多也怕伤了自己的元气。乌龟的生存方式可能更符合他理想的形象，乌龟对保养论者的启示在于，一个人要学习长生久视之道，首先应珍惜自身固有的、先天的东西，在机体的内部维持一种自足的平衡状态。
　　补养的目的则把向外摄取滋补品的想法推到了近乎贪婪的地步。在补养论者看来，某些性质坚韧和生命持久的外物可能含有可以被人体吸收的有效成分，只要适当地选择，经过提炼和炮制，然后摄入体内，即可产生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作用。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尝试在饮食疗法和中医药物学上的成效，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自古以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惨剧便是这种理论的巫术妄想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更为荒谬的是，有些江湖术士还招摇撞骗，声言从某些含有精华更多的人体分泌物中可提炼出最佳的补品。其中尤为臭名昭著者要数明朝盛传的红铅和秋石。红铅取自少女初潮的月经，秋石由童男的尿液炼成。此类臆想的滋补偏方早已无人相信，但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并没有得到清算。这一理论就是房中术的“以人补人”之论。
　　房中术就是把上述保养和补养两大原则并行引入性生活领域的一种实践。从保养的原则出发，它首先强调男人应以节省精液或阳气为目的，争取少泄或不泄，从而保证他能延长做爱的时间，进而尽可能多地御女。因此在所有的房中书中，射精总是被描述为可厌的、有损于身体的事情。相对而言，所谓的性技巧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一担忧的防御措施。
　　房中书的固精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男人的性恐惧。因为男人性能力的根本弱点在于，只要达到高潮，便急剧跌入低谷，一种机能上的自动终止不只中断了快感的延续，而且要重新起动也颇为困难。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社会中，上自后妃充斥后宫的帝王，下至一妻一妾的士人，如何在众多的女眷中普施雨露，往往使多妻者很伤脑筋。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法制的家庭最重视子嗣的延续，广置姬妾从理论上讲本为蕃衍后代，而非为了纵欲。因而对一个男人来说，轮番在他的妻妾中布施性爱，实际上即在完成繁殖子嗣的使命。性爱的公平分配就是一种齐家的行动。汉儒郑康成甚至本着这一精神为天子设计了在半个月内同一百多个女人睡觉的程序表，按照那个顺序算下来，天子在十五天中的某些夜晚平均御女势必达到九人次之多！要完成郑康成的分配方案，其不堪设想的后果必如魏了翁所云：“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正是基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高罗佩对中国古代的房中术给予了比较温和的评价。他认为，“没有这类书的指导，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很难应付众多的女眷而不精疲力竭。”他还认为房中术“对男人及其妻妾的健康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出了总的说来是很明智的劝告。”高罗佩也许说出了房中术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但是，一个男人要保持旺盛的性能力，进而要过多地分配他的性爱，是否仅靠一种可操作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作为古代养生术的一个分支，房中术最初只着眼于保养，清心寡欲是它的根本原则，所以传说中活了七百岁的彭祖被奉为房中术的祖师。一旦它的固精法被用来满足一夫多妻制的实际需求，就不可避免地诱发更多的虚幻欲念。为了迎合世俗的癖好，汉代以后的房中书大多宣扬御女的神奇功效。诸如“九浅一深”之法等按神秘数字设计的机械活动，其节奏、频率和路数都被规定得如同气功或拳术的操练一般，尤其诱人的许诺是，连抽送的不同次数，深浅的不同程度，全都一一对应着对不同疾病的疗效。这些疗效是虚是实，我们最好留给医学去研究，但在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性生活的健康还与情感和心理因素有关，而房中术所规定的一系列操作程序却对一种任何方式也难以保证操作者获得快感的活动只采取了纯技术的处理。
　　应该承认，房中书有关阴阳相感和阴阳互补的理论明显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求，尤其是泄欲导情的主张，最能代表中国古代非压抑的性文化的特征。如陶弘景《御女损益篇》指出，“凡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而思交接者，损人寿，生百病，鬼魅因之共交，失精而一当百。”又如《玄女经》云：“阳得阴而化，阴得阳而通。一阴一阳，相须而行。故男感坚强，女动辟张，二气交精，流液相通。”前者指出了人的性欲得不到正常发泄的不良后果，后者则强调了男女在性生活中互相满足和互相受益的意义。但必须指出，所有的房中书都立足于男性中心的立场，其理论方法的传授对象也全为男人，其中有关女性性欲的论述并不属于女性的特殊研究，所有针对女性性欲的论述均关系到是否对男人有益的问题。透过那些重视女性性反应和性高潮之类的告诫，我们不难看到房中术真正的目的在于“采阴补阳”。
　　作为一种供男人使用的性策略，房中术的全部理论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即男人的性能力是脆弱的，易受损伤；而女性的性能力则得天独厚，具有优势。如何使脆弱的一方免受损伤，进而从得天独厚的一方窃取优势，构成了房中术为之努力的目标。按照《周易》的观点，阳代表积极、进取的力量或趋势，但它的刚健含有自我消解的缺陷，它一旦强盛到接近极端，很快就会转向它的反面。所以《易·乾卦》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对阳道来说，一个幸免的哲学就是向阴道学习。阴被认为是至柔而又至刚的力量，但柔的取值并非目的本身，古代崇拜阴道的道家实际上只把它视为手段或一种有利的姿态。阴柔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对阳可以起到调节和限制的作用。《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只有模仿阴柔的姿态，才能保持阳刚的势力。如上所述，房中术对肉体采取了一种非道德化的生物学态度，所以在谈到纵欲和缺乏控制能力的问题时，房中书很少从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批评，其中的告诫基本上都着眼于一种不利的后果。这就是说，纵欲本为获得更多的快感，但实际上它只会加速快感的丧失。加强自控能力的意义在于，要与对立面相持下去，就必须尽量发挥将其拖垮的耐刀。
　　房中术一般认为，女人的阴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男人要维持阳气的充盈，应学会从阴气中索取补养的方法。按照房中书作者的想象，这种“气”似乎就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且可以在性接触中通过一定的方法从对方身上吸收过来。这就是古代方士一直向世俗兜售的“采补术”。在远古时代，人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作用，将男女交媾与天地相比附，迷信生殖器的威力，把男女的精液视为珍宝。就其原始的巫术思维来看，所有这些妄念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当方士们把古人的幼稚想法神化为医学的教条，并用以迎合世俗的贪欲时，就造成了妖言惑众的影响。如果说固精的主张在最初还有其保养身体的意义，那么到汉代以后，随着固精的技巧被纳入采补的目的，房中术便日益堕入性神秘主义的魔道了。尽管如某些现代的房中书研究者所言，房中书有关“五征”、“五欲”和“十动”的记录在准确性上达到了与现代性学的观察差可比肩的水平，但必须看到，房中书记录这些征兆的目的并不在于加深对人类性活动的认知，而是为采阴补阳提供可以参照的经验。因为房中书认为，女性的兴奋程度密切地关系到她的阴气被激发的程度，因而也准确地显示了采补的火候。所有这些微妙的感受都被作为操作上的匠心点拨出来，都一再被说成是必须面授机宜的秘密。
　　房中书往往把进行采补的一整套操作比拟为道士炼丹的过程，因而在房中书的文本中，女性的性器官也被比拟为炼丹的鼎炉，或者就把供采补的女人称之为“鼎炉”。这一称呼明显地表现了房中书对女性的态度，即只把她视为必须绝对把握的肉体，一个有使用价值的容器。既然对女人的评价着眼于是否有用和能否控制，房中书大都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了“鼎炉”的选择。在此，女人被分为“好女”和“恶女”两种对立的类型。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鉴别一个女人的外形和神态，看她在与男人的性交中可能使他受益还是受损。关于“好女”的长相，《玉房秘诀》描绘道：“须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丝发小眼，眼睛白黑分明者，面体濡滑，言语音声和调；而下者，其四肢百节之骨皆欲令没，肉多而骨不大者；其阴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当令细滑也。”《素女经》也有类似的描绘。至于“恶女”，其特征明显与“好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蓬头面，槌项结喉，麦齿雄声，大口高鼻，目精浑浊，口及颔有毫毛似鬃发者，骨节高大，黄发少肉，阴毛大而且强，又多逆生，与之交合，皆贼损人。”
　　从以上两类女相的对比不难看出，房中书一面按照男人的偏爱夸大了男女性征的基本差异，一面又对应于男人所好恶的对象编造医学的教条，进而基于男人的幻想和恐惧制定了房中术的审美标准，以及一系列有关身体健康的许诺和威胁。
　　自然并不是一个制造标准件的模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其中总有一部分人生来就具有某些倾向于异性的显著特征，在一定的程度上，本无所谓正常与异常之分。女性的骨骼固然比男性细小一些，皮下脂肪也较男性丰腴几分，但当“丰肉微骨”被偏爱地推崇为女性“正常的”性别特征，并被提升为标准的女性美，以致成为男女共赏的理想形象时，“丰肉微骨”就成了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变态。正是借助这种强迫的观念，男女在身体上的生理差异才逐渐被人为地突出成两性的本质区别，并被推向极端。与那些被推到极端的女性特征相比，女人的长相上凡表现出男性化特征的标志自然就显得不太正常，乃至很畸型了。“恶女”的长相即根据这样的尺度。粗大的骨骼是强有力的标志，在男人的心目中，一个体格强壮的女人显然潜在着对抗性的力量。对于女人体毛过多的反感和神经过敏也源于同样的动机。女权主义者认为，‘毛发好比兽皮，是一种兽性的标记，也表明了一种进攻性的特征。男子蓄留毛发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性和进攻性的本能，女子要去除体毛都是为了压抑自己的各种本能冲动。”在很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性描写中，对房中书所谓“阴上无毛”的反复玩味正表现了男人的幻想和恐惧：希望女人以尽可能光洁的外表压抑自己的本能冲动，而害怕她身上也长着同样的兽性标记。至于“好女”的长相，房中书之所以强调其有益于男人身体健康的特征，是因为成功的采补需要女人进行顺从的配合。对年轻女子的偏好不仅说明房中书很重视女子身上的青春活力，而且说明它很欣赏女子身体发育的幼稚性。因为女子年龄越小，她的身体越有可塑性，也就越容易接受性操纵，越有希望被培养成合适的“鼎炉”。
　　然而，一个驯服的“鼎炉”能否保证采补的绝对成功呢？驯服并不意味着丝毫不存在颠覆的危险，房中书始终都很提防女人固有的性优势。固精的努力有时会显得十分被动，更为积极的防御机制是对与之交欢的女人提高警惕，把她同时也当成交战的敌手。在房中书中，成功的性交常常被理解为击败对方的胜利。更为确切地说，哪一方在性交中吸取了对方的元气以补充了自己的元气，哪一方就算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不只男人在采阴补阳，女人也可能采阳补阴。《玉房秘诀》还以神话人物西王母为例，把她描述成一个专门在男人身上进行性榨取的人物，说她“一与男交，而男立病损”，而她却由此获益，脸色始终艳如桃花。按照利器不可假人的原则，房中书还要求掌握了房中术的男人把这一制胜之道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像一个剑客严守秘传的绝招一样，绝不可让女人看破底细。所以在谈到有关“鼎炉”的选择时，房中书很欣赏年龄偏小，缺乏性经验的女子。《玉房秘诀》明确地建议，要想成功地采补，最好选择“不知道之女”。这样，男人就更容易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术，一方面利用对方的力量，一方面节省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将对方的元气逐渐耗损的过程，也正是逐渐使自己的元气得到补益的过程，正如剑侠小说的作者总是让他的英雄一连击败很多敌手，房中书所鼓吹的战绩是尽可能多地御女。特别在汉代以后的房中书中，节房事的告诫越来越为“多御女”的诱劝所代替。因为按照新的理论，只要操作得法，多御女乃是大有补益的事情，而始终与同一个女人交媾，反而会耗损阳气。纵欲和养生的冲突最终被方士们巧妙地消除了，两者的统一甚至还被引向了成仙之道。连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宣扬：“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像孙思邈这样的名医竟发此妄言，足见古人对房中术迷信的程度，也足见古代医学掺杂的巫术成分之多。
　　房中术的末流固然与它的初衷相去甚远，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自从房中术开始流行，它的主导精神便是成问题的。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家庭中，房中术的适当应用也许有可能协调夫妇的关系，但随着方士们越来越神化它的养生功效，并以此趋势媚俗，迎合世人的贪欲，各种各样的纵欲享乐思想便在原始的性神秘主义中找到了满足的捷径。据晋代的炼丹大师葛洪记载，方士们甚至蛊惑人心地宣扬：“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这些虚妄的许诺已完全堕落到原始人用性行为发挥巫术功能的水平上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性的奢求总是远远超出它可能给予的程度，房中术的末流就是把性滥用到荒诞地步的一种徒劳。
　　(《中国古代房内考》，〔荷〕高罗佩，李零、郭晓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28元；《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宋书功编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