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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架鹊桥
1937年1月，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了延安。到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下来，一些已过“而立”之年的红军干部的婚恋问题，就成了大家所关心的事。
春节前夕，原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许建国与中央党校女学员刘桂兰建立恋爱关系已几个月了，二人决定在春节办理喜事。这天，战友们都来道贺。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聚在一起，自然有说有笑，热闹得很。忽然，有人谈起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在延安曾被人称作“牛郎”，因为他的年龄偏大，但婚事却是八字没有半撇。
“罗主任已经35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咱们应该帮他一把才是。”大家都说。在座的人大多数是罗荣桓的老部下，一向敬重他的正直和忠厚，都希望他能早日有个好伴侣。
许建国问刘桂兰：“你们党校有适合罗主任的女同志吗?”
刘桂兰想了想，答道：“有哇，我看林月琴就很不错，与罗主任很般配。”
“林月琴，就是红四方面军那个工兵营长?”
“女工兵营长!不是长得人高马大吗?”
“瞧你说的，人家长得可秀气呢，个头不高不矮。”众人马上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南溪街人，15岁时参加了乡苏维埃政府的妇女协会，后来听说红军第七十三师要办一个兵工厂，她便带着十几个姐妹到兵工厂报到，每人领到一个红袖套，就算正式参军了。1932年，林月琴出席了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前，她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工兵营长。长征途中，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担任运输，每人背负着几十斤重的物资行军打仗，比男同志还艰辛。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林月琴开始调到粮食总局工作，不久又调到中央卫生所学习医务。只有23岁年龄，却有8年革命资历的林月琴，为人娴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在中央党校的女党员中是较为优秀的，曾有不少男同志追求她，而她一心一意地扑在文化和理论的学习上，根本不理会这些事，因而被人称作“织女”。曾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的现任军委保卫部长的钱益民，听众人说到这里，高兴地点头：“罗主任能遇上这么一个‘织女’，那是再巧不过了!就把这任务交给建国两口子，别让他俩自己结了婚就忘了罗主任。”
在众人的笑声中，许建国点头对刘桂兰说：“我们做个分工，罗主任那儿由我提出，林月琴那边，工作由你来做。”
白马渡“银河”
几天后，许建国夫妻来到罗荣桓的住处，聊谈一番后提出了当“月老”的事，接着介绍了林月琴的情况，问他什么时候与林月琴见个面。罗荣桓听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未作正面回答。在一旁的冯文彬开玩笑地“自告奋勇”：罗主任，怕什么，我陪你去!”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对冯文彬说。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冯文彬的话把大家逗笑了。这时，罗荣桓才红着脸问刘桂兰：“叫我去见面，你们跟人家说好了吗?”
“罗主任放心吧，我们不能做冒失的事，已经同月琴说过几次了。”刘桂兰如实作答，又补充说：“哪天把她叫来玩，让你们彼此熟悉一下。”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被邀到许建国家，她一进门见满窑洞都是客人，多数不认识，不由愣了一下。刘桂兰迎上前拉住她的手，向大家作了介绍。
大家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林月琴因为和大家不熟悉，不好意思插话，默默地笑着。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主动凑上来同她说话，问这问那。林月琴以为他是组织部门的，也没在意，大方地作答。
窑洞里热闹得很，可有一位戴眼镜的人却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家笑他便跟着笑。林月琴注意到了这个人，不明白这个脸上写满军人成熟气质的男子汉为何如此矜持，但她心里莫名其妙地对此人有着几分好感。一心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的林月琴，竟然“木讷”到连刘桂兰向自己介绍过的罗荣桓都没有留意。
临近中午，人们渐渐离开了，林月琴忍不住问刘桂兰：“刘姐，那位戴眼镜的人是谁呀?”
“你呀，难怪有人把你比作‘织女’，就不知道他是罗荣桓主任吗？”刘桂兰指着对方笑嘻嘻地说。
林月琴听后脸上一下子红了，不禁“哦”了一声，同时心里若有所悟。
“怎么，害羞了吧?不过你俩合得来呢，大家说笑，就你和罗主任不声张，八成是想到一起去了。”刘桂兰半是正经半是玩笑。她忽然打住，对林月琴说：“我们来做中饭。”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开始融化，风吹在人们脸上暖呼呼的。由于刘桂兰找了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两人经过几回接触，慢慢地熟悉了，双方都没有那么拘谨。说来也怪，原先罗荣桓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拗不过同志们的一片热情，只好同林月琴见面。但自从与她相见几次之后，他发现自己竟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林月琴住在中央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两地之间隔着一条延河。春天的延河水位上涨，无法足涉。两人虽然仅一河之隔，但想见面必须绕道很远过桥再走回来，或者骑马过河。爱开玩笑的人把延河说成是“银河”。这种比喻用在罗、林的身上倒也贴切。
红军二十五军的六团政委王平，不知怎么知道了罗荣桓被“银河”阻隔的情况，特意挑了一匹白马，派人送到后方政治部，说专门给罗主任的。罗荣桓有了马后过河就方便多了。每天吃过晚饭，他就要骑马出去，还不让警卫员跟着，说去练马。警卫员心里直纳闷：罗主任不是早就会骑马了吗?
这原因只有林月琴才清楚。每当黄昏的时分，她就会站在党校南侧一里外的延河边，等待着白马驮着“牛郎”过河。看到罗荣桓从马背上下来，她就迎上前去。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延河两岸。罗荣桓与林月琴或坐在河畔的青草上，或徜徉在沙滩上，轻声地说话。这对都很文静的青年男女，以无拘无束的交谈，在双方心里架设着互相了解的桥梁，感情已从同志间的情谊渐渐向爱情升华了。
“牛郎”“织女”聚洞房
阳光明媚的5月中旬，延河两岸一片葱绿，高粱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山丹丹也怒放花朵。罗荣桓的婚事报经中央同意，定于5月16日举办。
办喜事是人生大事。在林月琴看来，条件再不好，也得认真准备一下。她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了。窑洞内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捎来一袋子面粉，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作为招待客人的主食。罗荣桓和林月琴打算把为他们搭过“鹊桥”的同志都请来热闹热闹。
下午四点多钟，一个不速之客闯进来了。他是曾在红八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的甘渭汉，罗荣桓的老战友，比罗小了10岁。甘在以前见了面就喜欢与罗睡在一个屋。这一回又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铺盖搬到窑洞里去，可是被罗挡住了。罗荣桓指着隔壁窑洞说：“放那边去，打扫一下。”
“罗主任，怎么搞的，不让我同你睡在一起呀?”他见罗荣桓笑笑没有作答，又说：“咱俩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嘛。”
正好在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冯文彬等人都过来了，大家听了甘渭汉说的，都乐得大笑起来。谭政指着甘说：“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人家罗主任今天结婚，你想睡在里面算怎么一回事啊?”
“哦，是这样?我说难怪那么多人在忙着。”甘渭汉红着脸用手朝罗荣桓肩上拍去：“罗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以为搞了这么隆重的场面，是接待我呢。”大家听了他的话，笑得更欢了。
下午五点多钟，后方政治部的同志从干事到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加上十几个客人，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尽管面条里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大家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谭政、许建国等人都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来临，为民族解放和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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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了延安。到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下来，一些已过“而立”之年的红军干部的婚恋问题，就成了大家所关心的事。
春节前夕，原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许建国与中央党校女学员刘桂兰建立恋爱关系已几个月了，二人决定在春节办理喜事。这天，战友们都来道贺。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聚在一起，自然有说有笑，热闹得很。忽然，有人谈起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在延安曾被人称作“牛郎”，因为他的年龄偏大，但婚事却是八字没有半撇。
“罗主任已经35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咱们应该帮他一把才是。”大家都说。在座的人大多数是罗荣桓的老部下，一向敬重他的正直和忠厚，都希望他能早日有个好伴侣。
许建国问刘桂兰：“你们党校有适合罗主任的女同志吗?”
刘桂兰想了想，答道：“有哇，我看林月琴就很不错，与罗主任很般配。”
“林月琴，就是红四方面军那个工兵营长?”
“女工兵营长!不是长得人高马大吗?”
“瞧你说的，人家长得可秀气呢，个头不高不矮。”众人马上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南溪街人，15岁时参加了乡苏维埃政府的妇女协会，后来听说红军第七十三师要办一个兵工厂，她便带着十几个姐妹到兵工厂报到，每人领到一个红袖套，就算正式参军了。1932年，林月琴出席了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前，她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工兵营长。长征途中，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担任运输，每人背负着几十斤重的物资行军打仗，比男同志还艰辛。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林月琴开始调到粮食总局工作，不久又调到中央卫生所学习医务。只有23岁年龄，却有8年革命资历的林月琴，为人娴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在中央党校的女党员中是较为优秀的，曾有不少男同志追求她，而她一心一意地扑在文化和理论的学习上，根本不理会这些事，因而被人称作“织女”。曾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的现任军委保卫部长的钱益民，听众人说到这里，高兴地点头：“罗主任能遇上这么一个‘织女’，那是再巧不过了!就把这任务交给建国两口子，别让他俩自己结了婚就忘了罗主任。”
在众人的笑声中，许建国点头对刘桂兰说：“我们做个分工，罗主任那儿由我提出，林月琴那边，工作由你来做。”
白马渡“银河”
几天后，许建国夫妻来到罗荣桓的住处，聊谈一番后提出了当“月老”的事，接着介绍了林月琴的情况，问他什么时候与林月琴见个面。罗荣桓听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未作正面回答。在一旁的冯文彬开玩笑地“自告奋勇”：罗主任，怕什么，我陪你去!”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对冯文彬说。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冯文彬的话把大家逗笑了。这时，罗荣桓才红着脸问刘桂兰：“叫我去见面，你们跟人家说好了吗?”
“罗主任放心吧，我们不能做冒失的事，已经同月琴说过几次了。”刘桂兰如实作答，又补充说：“哪天把她叫来玩，让你们彼此熟悉一下。”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被邀到许建国家，她一进门见满窑洞都是客人，多数不认识，不由愣了一下。刘桂兰迎上前拉住她的手，向大家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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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里热闹得很，可有一位戴眼镜的人却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家笑他便跟着笑。林月琴注意到了这个人，不明白这个脸上写满军人成熟气质的男子汉为何如此矜持，但她心里莫名其妙地对此人有着几分好感。一心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的林月琴，竟然“木讷”到连刘桂兰向自己介绍过的罗荣桓都没有留意。
临近中午，人们渐渐离开了，林月琴忍不住问刘桂兰：“刘姐，那位戴眼镜的人是谁呀?”
“你呀，难怪有人把你比作‘织女’，就不知道他是罗荣桓主任吗？”刘桂兰指着对方笑嘻嘻地说。
林月琴听后脸上一下子红了，不禁“哦”了一声，同时心里若有所悟。
“怎么，害羞了吧?不过你俩合得来呢，大家说笑，就你和罗主任不声张，八成是想到一起去了。”刘桂兰半是正经半是玩笑。她忽然打住，对林月琴说：“我们来做中饭。”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开始融化，风吹在人们脸上暖呼呼的。由于刘桂兰找了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两人经过几回接触，慢慢地熟悉了，双方都没有那么拘谨。说来也怪，原先罗荣桓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拗不过同志们的一片热情，只好同林月琴见面。但自从与她相见几次之后，他发现自己竟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林月琴住在中央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两地之间隔着一条延河。春天的延河水位上涨，无法足涉。两人虽然仅一河之隔，但想见面必须绕道很远过桥再走回来，或者骑马过河。爱开玩笑的人把延河说成是“银河”。这种比喻用在罗、林的身上倒也贴切。
红军二十五军的六团政委王平，不知怎么知道了罗荣桓被“银河”阻隔的情况，特意挑了一匹白马，派人送到后方政治部，说专门给罗主任的。罗荣桓有了马后过河就方便多了。每天吃过晚饭，他就要骑马出去，还不让警卫员跟着，说去练马。警卫员心里直纳闷：罗主任不是早就会骑马了吗?
这原因只有林月琴才清楚。每当黄昏的时分，她就会站在党校南侧一里外的延河边，等待着白马驮着“牛郎”过河。看到罗荣桓从马背上下来，她就迎上前去。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延河两岸。罗荣桓与林月琴或坐在河畔的青草上，或徜徉在沙滩上，轻声地说话。这对都很文静的青年男女，以无拘无束的交谈，在双方心里架设着互相了解的桥梁，感情已从同志间的情谊渐渐向爱情升华了。
“牛郎”“织女”聚洞房
阳光明媚的5月中旬，延河两岸一片葱绿，高粱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山丹丹也怒放花朵。罗荣桓的婚事报经中央同意，定于5月16日举办。
办喜事是人生大事。在林月琴看来，条件再不好，也得认真准备一下。她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了。窑洞内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捎来一袋子面粉，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作为招待客人的主食。罗荣桓和林月琴打算把为他们搭过“鹊桥”的同志都请来热闹热闹。
下午四点多钟，一个不速之客闯进来了。他是曾在红八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的甘渭汉，罗荣桓的老战友，比罗小了10岁。甘在以前见了面就喜欢与罗睡在一个屋。这一回又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铺盖搬到窑洞里去，可是被罗挡住了。罗荣桓指着隔壁窑洞说：“放那边去，打扫一下。”
“罗主任，怎么搞的，不让我同你睡在一起呀?”他见罗荣桓笑笑没有作答，又说：“咱俩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嘛。”
正好在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冯文彬等人都过来了，大家听了甘渭汉说的，都乐得大笑起来。谭政指着甘说：“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人家罗主任今天结婚，你想睡在里面算怎么一回事啊?”
“哦，是这样?我说难怪那么多人在忙着。”甘渭汉红着脸用手朝罗荣桓肩上拍去：“罗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以为搞了这么隆重的场面，是接待我呢。”大家听了他的话，笑得更欢了。
下午五点多钟，后方政治部的同志从干事到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加上十几个客人，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尽管面条里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大家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谭政、许建国等人都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来临，为民族解放和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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